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_蒙象飞著_9787508534015

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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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在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以及当前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困境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符号尤其是文化符号在传播信息、形成共识、建构身份、塑造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提出了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选择原则和传播策略。

　　自序

　　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绝对的物质结构。社会结构即观念的分配或国际体系文化，确定了施动者即国家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确定了其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国家身份、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是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经常看到：物质实力雄厚和国民素质高的国家，其国家形象并不一定好；一个国家的客观物质状况或社会体系在某一时期内并没有改变，其国家形象却发生了变化。因此，国家形象的优劣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现实状况的好坏和自身努力程度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国家形象是国家间基于社会互动而建构的一种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其对外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成效。然而在中国的对外传播中，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符号误读的现象非常普遍，给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文化符号选择上的失误、传播策略上的不当和传播效果上的不明显，成为中国文化、中国国家形象走向世界的重要障碍。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国家“软实力”的竞争愈发激烈并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全球跨文化语境下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符号从而有效促进中国与外界的沟通，进而消除由文化差异和认识局限所带来的形象偏差，需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探思。

　　本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研究视角，在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以及当前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困境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符号尤其是文化符号在传播信息、形成共识、建构身份、塑造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提出了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选择原则和传播策略，等等。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国家形象理论综述”，主要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功能、效应和主要建构途径；第二章“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困境及其原因分析”，主要探讨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和困境以及造成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差异的诸方面原因；第三章“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观”，主要阐释了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家身份、国家形象的建构模式、途径，尤其是在当今类像时代下日趋激烈的信息博弈和符号竞争；第四章“文化符号的运用与中国文化符号误读”，主要分析了符号的含义、功能以及文化符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具体运用，介绍了文化符号造成的种种误读中国国家形象的现象；第五章“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主要探讨了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选择原则和传播策略；第六章“中国黑白艺术：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形象的重要文化符号”，主要分析了中国黑白艺术在体现中国“和合”传统文化精神、建构中国和平发展形象中的价值功能，并以中国黑白艺术为例阐述了中国文化符号的整合传播策略。

　　如何消弭中国文化符号造成的误读中国国家形象的现象，从而切实、有效发挥中国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此为本书论述的重点，也是本书论述的落脚点。本书认为，中国文化符号在对外传播的价值取向上，应符合当前中国“和平发展、求同存异、负责任大国”国家形象的战略目标要求；在选择原则上，既要注重民族性、普适性，还要注重传统、现代与未来的统一性，积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采用具有最大可通约性的文化符号，跨越文化交流异质性障碍，克服文化交流认知误差；在对外传播策略上，要采取整合策略，积极向国际社会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在不断地创新和超越中实现中国文化符号的现代性重构，进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增强国外受众对中国“和平发展、求同存异、负责任大国”国家形象的认同。

　　第一章国家形象理论综述

　　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体现。重视和加强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分析其内涵、功能、效应及建构途径，对于指导国家形象建构实践，不断增强国家形象建构的针对性、有效性，充分发挥国家形象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进而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

　　何谓国家形象？这是国家形象研究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而只有对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有了精确而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国家形象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从而提高国家形象建构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国家形象概念的提出

　　国家形象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该说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它就伴随着国家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而产生了。比如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就开始萌生，到了两汉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扩展到了东亚、东南亚、西亚和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得以向外界逐渐传播。唐宋时期，中国国力的空前强大，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到了元代，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通过其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17年游历的所见所闻，向欧洲传播了元代的繁荣与强盛，展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马可?波罗也由此被视为对塑造古代中国形象贡献巨大的文化使者。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建设工程，郑和历时28年七次下西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可见，国家形象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

　　与此相对应，关于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探讨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政治学者在论及扩展和保护帝国自身的雅典城邦国家对“荣誉”和“威望”的追求时提出：“我们没有什么过分之举，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追求安全、荣誉与利益。” 在近代，卢梭也认为：“至少在我们的世界中，人们之所以拿起武器，不外乎解决三个问题，即实力、财富或声望。” 此处国家及个人（国民）对“荣誉”、“声望”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追求。可见，在国际政治的经典理论著作中，大师们已经注意到了国家声誉等因素。当然，当时的政治学者受限于诸多因素，并未从理论上对国家形象进行系统地研究，相关的论述也只是散见于各种学术著作之中，阐述的概念也仅限于“荣誉”、“荣耀”、“声誉”、“声望”等词语。

　　从世界范围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国际关系中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的美苏关系。当时，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战争，冷战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际关系的实物利益层面而上升到精神观念层面，即由“硬实力”的较量上升扩展到“软实力”的较量。之后，研究美苏的相互形象发展成为研究“敌人形象”的广泛研究。冷战初期，在为赢得世界人心和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内容中，有些政治学家对国家“共同体”如何彼此想象对方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本国形象等问题非常感兴趣。由此，国际政治突破传统的权力政治而日益趋向于形象政治（Image Politics）。正是在此情境下，国家形象进入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国家之间的形象竞争逐渐被主题化，由此，国家形象研究逐渐成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中的一大亮点。

　　据考证，最早提出“国家形象”一词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他在《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一文中，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国家形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了价值体系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并不是随便地处理信息，而是要经过价值体系的过滤。正因为国家形象是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观念下塑造的，所以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媒体的“刻刀”下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际形象。博尔丁提出了国家形象的三个维度，即地理空间维度、心理态度维度和物理实力维度。地理空间维度，也就是国家的地理形象，是国家形象最直观的表现方式；心理态度维度，是国家的敌意或者友好；物理实力维度，是国家的强大或者羸弱。国家形象主要是心理态度维度上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关涉的是国家的好坏、“敌意”或“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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