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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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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的诗歌歌颂自然，歌颂青春，感情热烈，形式精美。《闻一多作品集》分诗歌和散文两大部分，其中诗歌部分包括《红烛》《死水》《真我集》及其他佚诗等120余首，散文部分包括《妇女解放问题》《最后一场讲演》《诗的格律》等50余篇，囊括了闻一多作品的精华，适合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阅读

　　在我国现代史上，闻一多那“昂头作狮子吼的民主战士”的形象，以及“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英雄气概，业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造诣，特别是在我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方面——《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研究中，“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作为一个优秀的爱国诗人，他的两部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新诗史上矗立起一座璀璨夺目的丰碑。

　　一

　　作为一个诗人，闻一多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数量是并不多的，他只出版过两本完整的诗集：《红烛》和《死水》。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篇章。他写作新诗的时间，从1921年到1928年，也仅仅是八年（少数几篇诗，如《奇迹》《教授颂》《政治家》除外）。然而，在我国新诗史上，他却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要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找出像他这样联结着中国古代诗、西洋诗和中国现代各派诗的人，并不是容易的。”①

　　闻一多在现代诗坛上的这种独特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这两个方面：（一）他写过很多抒发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诗篇，他的这些诗比之同时代另一些诗人的作品，带有更突出、更炽热的爱国情感。所以朱自清说闻一多“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①。后半句虽说得过头了些，但深沉地表现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而又那样真挚，富于创造力，的确是闻一多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二）在新诗形式的革新与探求方面，闻一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善于吸取我国古典诗歌的格调韵律和西洋诗的音节，用洗练的白话，特别是尝试用口语写诗，并对新诗格律进行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把古今中外诗歌艺术的成功经验冶于一炉。他在新诗的形式上独树一帜，开一代诗风。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闻一多诗作的独特风格和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②，爱国主义的热忱像一条红线，或明或隐地贯穿在他的许多诗作中。

　　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唤醒了青年诗人蛰伏内心的爱国情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③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驱使下，为了寻求救国的途径，他背井离乡去美国留学。由于受过五四革命精神的熏陶，在美国，他很快就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在“民主”的帷幕下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事实，体味了种族歧视的苦楚，他在当时的一封家书里发泄了身受侮辱与贱视的愤恨：“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学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④一个如此热爱祖国的诗人，在异国受到的歧视与凌侮越重，对祖国的思念也就越是强烈深沉。在这样的处境里，为了倾诉那被压抑的思想感情，他写了好些“出于至性至情”的爱国思乡诗。在闻一多留美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这一类诗篇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一股强大的感情洪流奔泻着，叩击着读者的心扉。

　　《闻一多作品集》：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与家族主义立于相反地位的一种文化势力，便是民族主义。这是我们历史上比较晚起的东西。在家族主义的支配势力之下，它的发展起初很迟钝，而且是断断续续的，直至最近五十年，因国际形势的刺激，才有显著的持续的进步。然而时代变得太快，目前这点民族意识的醒觉，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将三千年来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势力发展的情形，作一粗略的检讨，这对于今后发展民族主义许是应有的认识。

　　上文已经说过，建立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家族制度。但封建制度的崩溃，也正由于它这基础。一个最强固的家族，是在它发展得不大不小的时候。太小固然不足以成为一个力量，太大则内部散漫，本身力量互相抵销，因此也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有机体。封建的重心始终在中层的大夫阶级，理由便在此。重心在大夫，所以侯国与王朝必趋于削弱，以至制度本身完全解体。一方面封建制度下所谓国，既只是一群家的组合体，其重心在家而不在国，一方面国与国间的地理环境，既无十分难以打通的天然墙壁，而人文方面，尤其是文字的统一，处处都是妨碍任何一国发展其个别性的条件，因此在列国之间，类似民族主义的观念便无从产生。春秋时诚然喊过一度“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那“夷”毕竟太容易“攘”了（有的还不待攘而自被同化），所以也没有逼出我们的民族主义来。我们一直在为一种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主义努力，那便是所谓“天下一家”的理想。到了秦汉，这理想果然实现了。就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精神看来，郡县只是抽掉了侯国的封建——一种阶层更简单，组织更统一，基础更稳固的封建制度，换言之，就是一种更彻底，更合理的家族主义的社会组织。汉人看清了这一点，索性就以治家之道治天下，而提倡孝，尊重儒术。这办法一直维持了二千余年，没有变过，可见它对于维持内部秩序相当有效。可惜的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仅从内部发生，因而家族主义的作用也就有时而穷了。

　　自汉朝以孝行为选举人才的标准，渐渐造成汉末魏晋以来的门阀之风，于是家族主义更为发达。突然来临的五胡乱华的局面，不但没有刺激我们的民族主义，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家族主义。因为当时的人是用家族主义来消极的抵抗外患。所以门阀之风到了六朝反而更盛，如果当时侵入的异族讲了民族主义，一意要胡化中国，我们的家族主义未尝不可变质为民族主义。无奈那些胡人只是学华语，改汉姓，一味向慕汉化，人家既不讲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然也讲不起来。一方面我们自己想藉家族主义以抵抗异族，一方面异族也用釜底抽薪的手段，附和我们的家族主义，以图应付我们，于是家族主义便愈加发达，而民族意识便也愈加消沉。再加上当时内侵的异族本身，在种族方面万分复杂，更使民族主义无法讲起。结果到了天宝之乱，几乎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人，便算作了不得的忠臣，那时代的忠的观念之缺乏，真叫人齿冷！这大概是历史上民族意识最消沉的一个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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