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生长于非凡的社会环境中的非凡哲人。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晚期的维也纳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彼时的维也纳在建筑与艺术、新闻业与法理学、哲学与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本书旨在还原20世纪初维也纳璀璨的文化景象下的维特根斯坦，一方面重建了维特根斯坦与同时代维也纳人之间、德语思想与其时代的艺术之间的关联及其重要意义，展示了现代世界从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中诞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现出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在同时代维也纳知识分子——如弗洛伊德、维克托·阿德勒、阿诺德·勋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及奥斯卡·科柯施卡——的砥砺下，冲破沉闷幽暗的旧统治的牢笼，铸就自己的哲学思想的。
　　以维特根斯坦为核心人物，本书描绘了处于一个特殊时代的维也纳的文化生活画卷，详述了许多著名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思想的形成，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勋伯格、叔本华等中国读者熟悉且颇有兴趣了解的人物。

　　十二音体系的发端，现代建筑、逻辑实证主义、抽象派绘画、精神分析学——这些新思想同时出现于世纪末的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如何能汇集各个领域的先锋浪潮？本书探索了20世纪初期维也纳的社会与政治发展，回顾了那个天才成群而来的黄金时代。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传记，而是关于维特根斯坦和一座城市的关联。本书角度新颖而具有挑战性：于现世重要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社会、华丽却又忧郁的世纪末维也纳，作者将以上三方面融为一体，探讨了维特根斯坦对道德和价值问题的个人态度及其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前的思想历程。
　　●本书涉猎广泛却不繁杂，分析了建筑、艺术、新闻学、法学、哲学、文学、心理学等各领域中的重要思想，细致梳理出各领域之间的关联和对彼此的影响，是一部分量十足、包罗万象的维也纳思想史。
　　●本书详述了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许多著名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思想的形成，其中弗洛伊德、勋伯格、叔本华等广为中国读者所知。

　　阿兰·雅尼克（Allan Janik，1941— ），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先后毕业于圣安塞姆学院、维拉诺瓦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他曾在喇沙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哲学和思想史，现为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布伦纳档案研究委员会的一员。另著有《提示汇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概念起源的研究》（Assembling Reminders: Studies in the Genesis of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hilosophy）、《隐喻的运用和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Metaphor）、《哲学的风格、政治和未来》（Style,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等。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1922—2009），英国哲学家、作家、教育家，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牛津大学、墨尔本大学、利兹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任教。他生前主要致力于道德理性的研究，出版过二十余部著作，涉及领域广泛，其中包括《回归理性》（Return to Reason）、《都市：现代性的隐藏议题》（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前瞻和理解：拷问科学的目的》（Foresight and Understanding: An Enquiry into the Aims of Science）等。


　　译者殷亚迪，博士，就读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理论专业。另有译著《欧洲商贩史》。

1. 导论：问题与方法
2. 哈布斯堡的维也纳：充满矛盾的城市
3. 语言与社会：卡尔·克劳斯与维也纳的最后岁月
4. 文化与批判: 社会批评与艺术表达的界限
5. 语言，伦理与表象
6. 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7. 维特根斯坦其人及其后期思想
8. 专业化与文化：现代运动的自杀
9. 后记：异化的语言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冲破语言的限制？语言真的不是一个牢笼。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30年12月17日
　　人如其书；如果说《逻辑哲学论》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一种克劳斯式的信息，那么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也是克劳斯式的一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剑桥，维特根斯坦性情特异，行为举止不落俗套，我们觉得这些对他的哲学来说无关紧要——甚至认为他是要向我们传授真理的，而这些让我们从他的真理那纯净的、泉水般的澄澈透明中分心旁骛了。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错误：根本不能把哲学家和哲学家其人分开。先不说别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反思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一种诚实正直的人格；如果我们觉得深入到其论点的核心很困难，这是因为——这点并非不重要——我们并不完全理解他。
　　或许我们没有理由非要去理解他。在1919年之前的维也纳与1946—1947年间的剑桥之间，存在着太多时间、历史和文化上的障碍。英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时常会感到不受重视、被人无视，乃至遭到嘲笑；但他们从未被公共事务的世界彻底“拒之门外”，也从未被迫为一个他们完全不接受其价值的文化与社会效劳。在这方面，他们用不着活在绝对的疏离中，而一个克劳斯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其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诚实却正是从这种疏离中诞生的。结果，前者消遣起事物来往往随意得多，这反而把自己暴露在维特根斯坦和D.H.劳伦斯们对其浅薄和不敬的指控中。反过来，英国人一直把典型的克劳斯式的话，比如“要是非得两恶相权取其轻，我将一概不取”，看成是种惹人厌的虚夸和自大。
　　然而，维特根斯坦让他的英国学生和同事误解最深的那些事主要源于风格问题。每一代疏离于社会的知识分子都能找到独具特色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传统世俗价值的拒斥。有一个时期，年轻人蓄起胡须，留起披肩长发，把所有外部纪律都当成威权主义而拒不服从，主张一种不受约制的自由作为“生活方式”，视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规范为审美趣味问题，而且执拗地自豪于“不拘礼法，率性任情”。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与之相反，长发蓄须显然完全“正当”。19世纪晚期杰出的医生、商人和学者都留着满头浓发和铲子似的胡须，让他们的学生和孩子误认为他们充满自信乃至自满；然而遍布奥地利全城的，却是从每所公共办公楼的高墙后面透出的、两鬓斑白的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垂眼凝视。其后果可以预见（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一个充斥着花里胡哨的垃圾和毫无意义的礼仪的文化中，反叛的年轻人求取的是诚实和前后一致，他们不在脸上留他们父辈那样的毛发，资产阶级的其他冗余之物也被一概拒绝。在他们看来，胡须和鬓角不过是在炫富，就像穿天鹅绒的宽松便服、系别致的领带一样。一颗严肃认真、井然有序的心灵要求把下巴刮干净、穿开领衬衫；对他们而言，艺术问题变成道德反思和判断的问题，而非相反，道德规范变成审美趣味问题；对社会上肆意存在的威权主义的正确替代物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自律。一个人一定要以其在神前的责任把握住自己的生活，或者，至少要在自己“对善的理解”面前把握自己。那是一种“理性无法取得的知识”，但却（如托尔斯泰所说）“无可置疑地展现”在每个人心里。
　　因此，在根本的抱负和理想上，20世纪20年代青年运动（Wanderv?gel）那代人与嬉皮士那代人，归根结底并不像其外表表现的那么不同。20世纪早期年轻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甚至在1914年之前，就在就道德诚实质疑其父辈的文化和社会。他们在弗朗西斯·约瑟夫明显望不到尽头的统治下看到了一个专制政体，一切生命和品德都已离它而去，只剩下苟且延续。而1914—1918年间的苦痛与杀戮只不过强化了他们注定毁灭的感觉。这的确就是人类的最后时光。19世纪晚期世俗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而幸存者则免除了自己对过去应尽的全部道德义务。是时候重新开始了。只有在穿着、举止、品味和风格等方面经历一番全新的禁欲苦行，救赎才会降临。（在20世纪20年代，剃平头比留长发更容易被当成讨厌的激进分子，因而被赶出学校。）德国和奥地利的年轻人敞胸露怀，穿着凉鞋，背着帆布包，离开腐朽的城市向松树林走去，在那里，他们希望在兄弟爱（Brüderschaft）的精神中重拾更简单、更纯粹的价值，他们的父辈茫然不知的价值。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本人生得太早，没轮上青年运动这一代。不过很明显，他与他们共同享有许多价值；实际上，这些价值是在克劳斯、路斯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榜样身上铸就的。对维特根斯坦本人来说，战时服役的岁月——先是在俄罗斯前线，而后在意大利前线——是一段精神上自我质疑的时期，但也是一段充实的时光。仿佛他的军旅生活——大部分是主动服役——还不够他忙的似的，他还要进行《逻辑哲学论》写作的收尾工作，很明显，全书是在1918年夏付梓；而军旅生活让他更贴近他的士兵兄弟和公民伙伴，比他之前身为维也纳的富家子弟时更近，也比他之后更近。这里也和别处一样，让人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康斯坦丁·列文，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只在生存的过程中显现自身，只显现给那些把自己忠实地、全身心地奉献给实际的日常事务——耕种土地、家庭生活，以及人间的善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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