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盖茨比并不富有。他爱上了一位叫黛茜的姑娘，黛茜对他也情有所钟。然而，黛茜*终还是和他分手，转而与一个富家子弟汤姆结了婚。黛茜婚后并不幸福，物欲的满足并不能填补黛茜精神上的空虚。盖茨比坚信是金钱让黛茜背叛了心灵的贞洁，立志要成为富翁。几年以后，盖茨比终于成功了。他在黛茜府邸的对面建造起了一幢大厦。盖茨比挥金如土，彻夜笙箫，一心想引起黛茜的注意，以挽回失去的爱情。
在我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时候，父亲曾给过我的一句忠告，至今还萦绕在我心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对我说，“千万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过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有再说别的，不过我们之间的谈话向来都是寥寥数语便能心领神会。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止如此。因此，我渐渐养成了对人对事不妄加评论的习惯，许多性情古怪的人因此愿意对我敞开心扉，一些满腹牢骚的人也把我看做发泄的对象。而当这一特点在正常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很快便会被心态异常的人抓住不放。于是，上大学时，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颇倾听了一些行踪隐秘的无名氏的伤心事。而这些隐私绝大多数都不是我刻意打听来的，而是他们自愿找上门来向我倾诉的。每当我意识到有人明显有打算向我吐露衷情的迹象时，我便故作睡态，或者表现得心不在焉、不耐其烦。因为我知道年轻人在吐露心迹时，总是使用一些陈词滥调，同时又显得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不妄下定论说来容易做来难。现在我仍怕有所闪失，怕万一不慎忘了我反复牢记的父亲给我的那句忠告——人的基本道德观念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不应等量齐观。
在对自己的宽容品德做了一番夸耀之后，我也必须承认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的基础可以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也可以建立在湿软的沼泽中，而一旦越过了某一点，我就不在乎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时，感觉我想要全世界变一个样，至少都关注道德。我不想再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想再享有窥探人们内心隐秘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这个赋予本书书名的人，对我而言是个例外——盖茨比代表了令我鄙夷的一切事物。如果说人格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成功姿态，那么在他身上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东西，即他对生活前景的异常敏感，仿佛一台精密复杂的仪器，能够测出万里之外地震的发生。这种灵敏的品质与那种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可塑性——易受人影响的特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好天赋，是一种富有浪漫气质的聪颖。我之前从未在其他任何人身上见到过，之后也不大可能会再见到了。不错，结果证明盖茨比总是正确的；对于人们一时的悲伤和短暂的欢乐，我失去了兴趣，吸引我的是吞噬了盖茨比的那些东西，是他梦想幻灭后随之而来的污泥浊水般的灰尘。
在中西部这座城市，我们卡拉韦一家祖孙三代都门第显赫，算得上是世家。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不过我们族系的真正缔造者是我祖父的哥哥，他五十一岁时来到这里，雇人替他参加内战，自己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我父亲至今仍在从事这一行。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是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他的画像为证。一九一五年我毕业于纽黑文，时间刚好是父亲从那里毕业后的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我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次战争仿佛是古条顿人民大迁徙的翻版。我在反攻中兴奋不已，以致回来之后百无聊赖，久久不能平静。中西部地区不像世界温馨的中心那样兴旺繁荣，倒像是宇宙边缘般破败凋零——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做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在做债券生意，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叔伯伯、姑姑阿姨们为此专门商量了一番，像是在为我挑选一所预备学校，最后他们表情严肃而迟疑地做出决定：“那么——就这样吧。”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生活费。然后又几经耽搁，最终于一九二二年的春天，我出发到东部去，当时自以为是一去不回了。
现实问题是得在城里找个住处，不过，当时正值温暖季节，加上我刚刚离开的是一个绿荫葱葱、草坪很大的地方，所以当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请我和他一起在上下班往返的近郊区合租一套房子时，我认为是个好主意。他找到了房子，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木板房，月租八十美元。但在最后一刻，公司派他到华盛顿去，我只好独自一人住到市郊去了。我养了一条狗——它至少陪伴了好几天，然后就跑掉一去不返了——还买了一辆旧道奇车，雇了一个芬兰女佣为我铺床、做早饭。她在用电炉做饭时总是自言自语，念叨一些芬兰格言。
开始一些天我感到有点儿孤寂，直到一天早上，一个比我还晚来到这里的人在路边拦住了我。
“请问，到西埃格怎么走？”他无可奈何地问道。
我给他指了路。当我再次赶路的时候，就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向导、拓荒者，和原住民。他不经意间就授予我这一社区荣誉居民的称号。
随着阳光渐渐和煦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犹如电影中快镜头播放的那样。我心中重新燃起一种熟悉的信念：生活随着夏天的到来又重新开始了。
首先，有很多书要读，同时，我也要从盎然春意的清新空气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信贷和证券等方面的书，这些红皮烫金的新书摆在书架上，像造币厂新印的钞票一样，准备向我揭开只为迈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所掌握的致富秘籍。此外，我还渴望阅读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上大学时我就擅长写作——有一年我为《耶鲁新闻》撰写过一些内容严肃而文笔流畅的社论。现在，我打算把这些能力重新施展起来，再次做个“杂家”，一个“万事通”。仅通过一扇窗子去看待生活终究会成功得多——这不只是一个警句。
我居然在北美最为奇特的社区之一租到房子，这事儿纯属偶然。这个社区位于纽约正东方一个狭长的小岛上，一直延伸到纽约东部——在那里，除了其他自然景观，还形成了两个极不寻常的地貌。它们是一对椭圆形的岛屿，距市区有二十英里，中间由一个水湾隔开，末端伸向西半球最为风平浪静的一个海域——长岛大海湾。它们并非完美的椭圆形——更像是哥伦布故事中的鸡蛋，面向大海的一面被撞击成扁平状——但是它们的地貌实在是太像了，从空中飞过的海鸥一定分辨不清哪个是哪个。而在没长翅膀的人看来，除了形状和大小相似之外，它们之间的其他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埃格，是——呃，两个小岛中不太时髦的那个，不过，这样来形容它们之间那奇特而毫不对立的反差是极为肤浅的。我住的房子在小岛的最顶端，距离海湾仅仅五十码，夹在两座每季度租金在一万二到一万五的豪宅之间。房子右边的那栋别墅，无论以怎样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宏伟——实际上它是仿造诺曼底的某座市政厅建造的，房子一侧有个塔楼，墙面上爬满了常春藤，看上去颇为时髦，还有一个大理石游泳池和占地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公寓。确切地讲，是一位姓盖茨比的先生住的公寓，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相比之下，我自己住的房子显得很寒酸，但好在它很小，不碍眼，也就没有人注意。所以我能眺望海景，能看到邻居家的部分草坪，还能体会与百万富翁比邻而居的荣幸——这一切只需要每月付八十美元的租金。
水湾对面，东埃格岛上一座座白色宫殿般的豪宅映在水中流光溢彩，夺目耀人。这个夏天的故事正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当时我开车去东埃格，到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晚餐。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而汤姆是我在大学时认识的。大战刚刚结束时，我在芝加哥他们那里待过两天。
黛西的丈夫在体育方面成就显著，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可以说是闻名全国的球星。他属于这样一类人，在二十一岁时就在某一方面达到了顶峰位置，在此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家境十分富有，早在大学时就被人指责挥霍无度——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搬到东部的排场实在令人咋舌；比如，他居然从森林湖区的老家把专门打马球用的一队马匹全都运了过来。一位与我同时代的人竟能阔绰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东部来。他们曾经在法国闲居过一年，后来四处游玩，居无定所，哪里聚居着打马球的富人，他们就往哪里去。黛西在电话里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了，对此我表示怀疑——我猜不透黛西的心思，但是我觉得汤姆会永远漂泊下去，心怀渴望，去追寻难得的橄榄球赛事带给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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