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记忆_李润波著_9787218113197

长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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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记忆》从四个方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实况：一方面，以作者多年珍藏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并以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采取链接方式重点介绍与红军长征有直接关联的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第二方面，1959年第一批特赦释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期间如何围追堵截红军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以亲历者身份比较真实地见证了伟大的长征；第三方面，利用民国当时新闻媒体出版发行的老报刊，从中摘选有关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报道资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长征；第四方面，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和情报机构在华密探撰写的外文书刊资料等。
　　本书充分发掘红军长征精神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多侧面反映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以全新视角展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风貌，使波澜壮阔的长征精神生动化、形象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著名收藏家李润波同志的《长征记忆》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李润波同志邀我为该书作序。作为长期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工作者，打开该书，倍感震撼，深深地被这部书所吸引，欣然同意写几句话，权且作为序。
　　三十多年来，李润波同志不仅收藏了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老报刊5000多种、10万余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国家级报刊和专业报刊上发表众多学术探讨、收藏鉴赏、党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报刊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30多年来收藏的老报刊编辑出版《长征记忆》一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是个创造，可喜可贺。他利用自己多年来收藏的老报刊和当年国内外出版发行的有关书籍，并参考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著本书，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红军长征的风貌，很有创意。特别是该书收集了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新闻报刊的报道资料，美、英、日、俄等国家出版的专题，反映中国红军长征方面的书籍，是目前不多见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长征记忆》一书，从四个方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实况：
　　第一方面，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多年珍藏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并以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并采取链接的方式，重点介绍与红军长征有直接关联的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红军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
　　第二方面，利用国民党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特别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释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文化大革命”前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期间如何围追堵截红军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或地方省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等，以亲历者身份比较真实地见证了伟大的长征；
　　第三方面，利用民国当时新闻媒体出版发行的老报刊，诸如：《大公报》、《时事新报》、《国闻周报》、《亚洲民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上海《晨报》、《北平晨报》、《申报年鉴》等，从中摘选有关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报道资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长征；
　　第四方面，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馆藏的自1936年到1941年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和情报机构在华密探撰写的外文书刊资料，诸如：美国在1935年出版的《剿共前线》、1936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7年出版的《生活》周刊、《亚洲》周刊、《西行漫记》，苏联在1938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国苏维埃》，日本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的红色星星》、《赤色支那》、1941年出版的《赤色支那内幕》等，从多视角、多侧面反映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由此可见，李润波同志新作《长征记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值此机会，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也相信大家会从中获益匪浅。
　　徐占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2016年6月11日
　　第一章
　　红军长征的有关背景
　　第一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也是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对各根据地、各部红军的管理具有中枢指挥功能。
　　建立红色政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自从1927年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之后，就需要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来保障红军生存，因而，在1928年到1930年间，中共在江南几个省的边境山区建立了很多小的根据地，其中比较大的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一再陈述：“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但红色根据地太分散，不仅给施政带来很多困难，也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苏区，成为急切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构想，并开始着手筹备成立苏维埃政权事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促进作用。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正式成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11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向各苏区发布召开“一苏大”通知。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报告共产国际后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负责筹备工作的组织领导。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事宜。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这个决定得到党中央批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赣东北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琼崖苏区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也应邀派来宾出席大会。项英主持大会。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七人组成主席团。
　　大会通过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定这个新型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项英在庆祝大会上，向大家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东方诞生。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人民委员。从此，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1931年12月1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署名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它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它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兵士工人、农民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中央政府之下，设九部一局。部长称“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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