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世道与人心》的主角是求道者或知识分子，他们专注于治心，或继往圣绝学，或开一代新风，或以身作则，成就全新的人格。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激荡，对于代表“道统”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似乎永远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儒释道耶回，哪一种才是个体安顿和文明转型的药方？作者将这种艰难的摸索与蜕变称为“被闷熟的成长历程”，而书中从龚自珍到顾准的人物谱系，正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轨迹。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zui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zui富有思想冲击力、zui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001 


为天地立心 
武　训：回向尘世的圣愚 /003 
王凤仪：儒家的慧能 /013 
袁焕仙：轨万有之一行 /023 
龚自珍：衰世中的诗人 /029 
宋　恕：罪己与问人 /044 
弘　一：性命呈万有 /050 
熊十力：天不丧斯文 /061 
陈寅恪：大成至学 /072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 /090 
王明道：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102 
林同济：人格与价值 /109 


为生民立命 
张　謇：天地之大德曰生 /117 
王闿运：最后的帝王师 /133 
徐继畬：睁眼看世界 /141 
严　复：新知旧法之间 /148 
蒋光慈：当文学遇到革命 /152 
闻一多：多面真名士 /164 
顾　准：我已经哭过了 /169 
钱理群：告别的时刻到了 /177 
晏阳初：人类之子 /188 


为往圣继绝学 
黄　侃：何敢特立而独行 /209 
刘文典：狂与真 /219 
吴清源：超男的神话 /223 
蒋廷黻：权宜的人生事业 /227 
傅斯年：阳气不足的知识精英 /236 
丁文江：学术与政治 /243 
张荫麟：历史学家的识见 /256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264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 /271 
何炳棣：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 /275 
唐德刚：自立而后立言 /282

李叔同：性命呈万有 
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他们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多数也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李叔同天生聪慧，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书法。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 
但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必须有社会关怀，忧时伤世；李叔同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愤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十八岁的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1905年，二十五岁的他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10年毕业回国，任职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图案教员。1913年，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副刊画报主编。《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浮等人来往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1917年旧历正月初八，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定慧寺出家，李叔同恰好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6�6师。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皈依师从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 
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六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四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十四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在佛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十八岁时，梁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三十岁一直想出家。 
在中学期间，梁漱溟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被人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但梁漱溟却珍惜这一经历，他曾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学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这一类的举动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付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同时他又好布施，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 


顾　准：我已经哭过了 
二十多年来，“顾准热”几乎没有消退过。但二十多年来，能像顾准那样活出一种时代命题的人格和思想仍有待人们去发现、传播。这是“群集环境”的悲哀，当其中的歌咏队员在歌颂前贤时，当代的精神正在受难，当粉丝们颂扬同代流行的一如成功人士般的才学时，时代的“牺牲”仍在无人闻问地献祭。 
文明的阶段性演进多是以新的悲剧终结前一个悲剧。前悲剧中的角色经过沉淀开始示现其实相，而新悲剧中的角色还在名相中沉沦，在本能中匍匐在时势权力之下。布罗茨基说过这类悲剧，它无非是社会或年代沿革路线的一时变易。时过境迁，粉丝及其时贤偶像都会过去，被消费的前贤仍是难以企及的悲剧英雄。布氏说：“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我最初听到顾准的名字大概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常到舒芜先生家聊天，有一次听他讲到“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从舒芜先生的话语里，我听到了他的丝丝遗憾，后来明白那是反求诸己的懊悔、惭愧。我那时年轻，正有些理想主义，对顾准要回到“经验主义”的反思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对他的“反潮流”精神和人格力量仍敬佩不已。 
我翻读顾准的文字，朴实、思辨、真诚，有早期革命党人的理想情怀和力道。毫无疑问，顾准是性情中人，“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文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顾准是思想家，他们那一代人的知识储存中，很重要的一块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们的思辨文风也给了他们影响，但他们中能够跳出马克思影响的人不多。因此，我也一度以或苛刻或宽容的眼光去看顾准的文字，最后的结论是，他的生活值得致敬，他的心路值得同道者读取，他的言路思路对今天读者心智的挑战、启迪，似乎是不够的。很久以后，一个朋友说起顾准一类的思想者，说他们在极端年代言说的常识，对后极端年代的人已经不构成智力的意义，他们更具有符号一类的意义。这也是一些“知识的傲慢”对顾准们挑剔的原因之一。 
但顾准仍有革命党人和傲慢的知识人所不及之处，那就是他眼里无权威。一些知识人掉书袋不说，甚至言必称引政治宗教权威、文化权威，等而下之称引流行或说当令的大咖。但顾准是他自己，在诗人认斯大林为爸爸的年代，顾准批评斯大林，说他“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顾准确实没有为后人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但他学以致用的能力却为很多人所不及，如他在“文革”前极为精准的预言：“中国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我对顾准的阅读是很表面的，读其书，想其人，我能够同情地理解他，但他也太有局限了，太“单向度”了。文明史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在他那里，只有智力可以顾及或无须抵达。他一生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睁眼即要过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生活，但1970年9月16日的日记，顾准写道：“休息日无事可做，处于无思虑状态，这是第一次。”这就是他那一代革命者、思想者的精神。他可能难以想象孔子的话，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他可能难以理解中国文化，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追求意义大概是顾准那几代人的人生使命。就像高尔泰给北岛看他在牢改营里写的文字，比火柴盒稍大的纸片上，是上万的文字，这是他在非人状态里的人性思考，即使当时毫无希望得见天日，他也要用文字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引证孔子或中国文化的高明就不免轻薄，须知顾准和高尔泰们是在地狱般的情境里做出担当的。 
1971年元旦，顾准感慨：“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晚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萦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产任何贡献之处，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而在七年前，顾准翻译过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熊氏说过，“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活出顾准那样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顾准可能想过这一问题，但他还是那样活了。只有对自己时代有清楚认知的人才明白顾准的平易而健康、温情而坚定。2005年，我出版了《非常道》，收录了顾准的几则话语，其中一则是：“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这后一句话，很多人曾引过，但只有度过非常年代的人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如果转型年代的人也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然更好。 
三四年前，我在写作解读易经的《大时间》时，无意中发现人的命卦系统，在梳理北半球上千历史人物时，查出顾准是跟莱布尼茨、米沃什、黑塞、陈寅恪、卡夫卡等人同命，属于大过卦人。大过，是一切建筑乃至上层建筑的脊梁，它孤独地撑起一方天地，承担起全部的重量。但在历史的风暴旋涡中它该如何渡过，如何面对惊涛骇浪？如果有灭顶之灾怎么办？中国的先哲给大过卦系辞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我为这类发现曾经长久地惊奇，但在书中，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我只是列入，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也许，每一个生命与这个世界（时间和空间）的深刻联系还有待将来揭开其秘密。 
顾准经受了岁月的淘洗，只要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越接近本质，人们对顾准的理解也就越接近真实。在中国生活中，顾准是极少能给人安慰的现代资源。庄子曾有寓言说明人生社会的某种虚妄：伟大的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先生不要；鸸子见过唐尧后来见许由，许由问他，唐尧给你加持了什么？鸸子回答说，伟大的尧对我说，要讲仁义，要讲是非。许先生说，那你何必再来见我！你已经被唐尧的仁义是非洗过脑了，你已经不明白天道了，你只以为假仁假义的人道是对的！ 
以此寓言来看顾准的一生，宁不让人感慨?！天道好还，但天道在哪里？诗人说过，不要踏过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顾准就是在那黑夜里歌哭人道主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