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灯光满帝都”
——唐长安的宵禁
长安，大唐诗城，世界诗都。雄豪、刚健、青春的诗歌与华丽、舒适、声色歌舞交融，活跃了社会文化风尚。然而，唐朝长安城的都市生活却是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进行的。
世界大城
唐朝的国都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宏大，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城市。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这首诗概括地勾画出唐长安的城市规划庄严、宏大，是一种具有严格社会秩序的建筑格局。诗歌描述清晨时分，长安城千百家的分布像围棋盘一样整齐划一，十二条大街把城市分隔得像方格的菜田。远远望见上朝官员举着的火把，星星点点地朝着城北大明宫含元殿方向蜿蜒行进。
长安城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宽150米，长安上门大街宽134米，通往春明门和金光门的东西大街宽120米。唐长安城分为三个部分：宫城、皇城、外郭城。宫城即是大内，由太极宫（包括掖庭宫和东宫）、大明宫、兴庆宫基本组成；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主要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外郭城按其区划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居民区、东市与西市、城市公共交通与生活区。皇城与外郭城街道纵横，外郭城主干街道南北十一条和东西十四条，交错的二十五条街道将全城分为两市108坊。
那么，这座世界的超级大城市里的百万居民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皇亲国戚、官吏、地主、军人、宗教徒、贫民、艺人、知识分子、奴婢和各色依附者以及工商业者等。皇帝与皇亲们居住皇城与宫城无疑是占尽风水的。如大明宫，选择在东北的龙首原建造，一是因那里地势高，二是从“风水”上分析，虽然从后天八卦方位论，这里为艮卦，不见得有多少吉利。但从先天八卦方位论，这里又属震位，震为雷，有兴盛、勃爆之象，在古人看来是很吉利的。
随着大明宫的建造，唐长安的东北部成为达官贵人争居之地。因为这里靠近大明宫，上朝路线近，在心理上有“天子脚下”龙恩浩荡的优势。正因如此使整个唐都长安的政治、文化，甚至经济、军事均向东北一隅倾斜，造成了城东繁荣城西萧条的景象。城东集中了大量的富户，而城西多为贫民所居。
《唐两京城坊考》诠释了若干名官在诸坊的住宅所在，从中可以略知重要文武官员在长安城内散居的分布状况。如大诗人兼官僚白居易先后在新昌坊、宣平坊、昭国坊和常乐坊住过；文学家兼官僚韩愈住在靖安坊；文学家兼官僚柳宗元住在亲仁坊；书法家兼官僚褚遂良的住宅在平康坊；名臣魏征住宅在永兴坊等。
长安城内文化教育发达。除居住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诸生之外，还有来参加贡举的外地生员，照常例在城中租赁房屋。如牛生自河东赴举，住于客户坊；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这些大小知识分子们为城市文化精英，鼓励提升着城市的种种日常生活与文艺的风格品位。
城里还居住着许多并非官僚而身世很不清楚的富人。《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从这个事例可以证明，在锦衣包裹的功利性之外，唐代社会对士子的普遍重视与尊敬。
当然富人们更多是享乐人生：“杨崇义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越王公”。“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屋，壁上以红泥涂之。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时人呼为王家富窟。”“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城中大量出租房屋收取租金，以及经营手工业作坊和施放高利贷者，也属于当时的富室。富人阶层常常一掷千金，车马轻狂，他们享受着城市的奢侈，将城市时尚引向巅峰。唐人信仰自由，其中信奉佛教和道教的为数较多。长安城有寺院九十一所、道观十六所、波斯寺二所、胡祆祠四所。这些地方居住着众多的宗教信士。
城市文化生活也日趋活跃，城中聚居了大量的各种艺人。《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乐府杂录》中记有不少长安著名艺人的姓名及特技，如公孙大娘善于舞剑器等。张祜有诗写正月十五夜灯宫廷众多乐舞人：“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白居易有诗写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城中还麇集为数众多的中外艺人，有“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还有“力能揭巨石，遍体图札，体无完肤”的杂技艺人。
城市居民中从事工商业者，有官府作坊工匠、城市作坊工人、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出售商品或以营利为生的商人，他们也是城市居民的经济与文化重要消费人群。
大唐长安城，来自世界各地的贡使人数也很多，“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
宵禁欲望
宵禁也让城里的生活不太方便。
唐长安城的居民大约有百万之众，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只有东西两市。每市只占有两个街坊的面积。周围用墙垣围绕，四向开门。市中央是市署和平准局。但因为唐制仍传袭上古旧习，日中为市：“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如此定时交易，也让市民很不方便。
倘若要出城，宵禁也是相当让人纠结的。中唐韩愈《晚雨》诗云：“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投竿跨马蹋归路，才到城门打鼓声。”天色已晚，外面还下着不大的雨，池塘岸边的草间还有轻微的声音，景色如此优美，可诗人还是不得不立马打道回城。
可以想象，当时的唐长安城实行的里坊宵禁制，让城市居民感觉白天是急急忙忙，成天在鼓钲咚咚地催促下生活，整个作息时间如同在一座大兵营中进行。
宵禁让还让整个长安城产生出一种夜游欲望。武则天时代曾官至宰相的苏味道有诗云：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漏壶是古代用以计时的仪器，相当于现代钟，说明了夜游时光的宝贵。
唐长安城通例每年上元节张灯庆贺，金吾开禁，“夜开坊市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只有这三天晚上准许百姓通宵上街游玩。这就是说唐长安城，每年只有三天时间不实行宵禁。
唐长安城的宵禁，不仅宵禁了自由，而且宵禁了欲望。那么，唐长安城的居民，在漫漫长夜里做些什么呢？
明月高悬
宵禁，这种源于井田制的城市里坊社会管理制度，却与唐长安城开放发达的文化与经济格格不入。两者在博弈与对抗之下，产生了一种既禁锢又开放的平衡：诗文的开放与男女交往的自由。
亘古以来那一轮高悬夜空的明月，应是唐长安城宵禁之后，居民们感受最为深切的光源了，是为诗歌创作最好的媒介。凡是在长安城内做过居民的诗人，在他的诗歌里应该高悬着一轮明月。
唐代盛产诗歌，也盛妓女。在歌舞升平的大唐王朝，文采飞扬的辉煌时代，唐朝妓女并不是一个耻辱卑微的象征，她们多半是才貌双全的民间或官家艺术家，文雅脱俗，风情万种。她们的美丽不断给予社会色彩与喧哗，而社会则不断给她们以喜悦和泪水。于就有了与李杜与元白同负盛名的三位妓女诗人薛涛、李冶和鱼玄机。
自由开放
唐代由于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社会开放，男女之间交往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比较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民间妇女有时单独和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
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崔颢《长干曲》（其一）
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
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
——林宽《曲江》（节选）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黑黝光亮的女子高髻、雪白透明的公子衣衫，影影绰绰晃动在曲江水波之上，叠印在春光里，让低垂的杨柳轻拂出许多曼妙的诗情画意。豪放的诗仙李白也有细腻缠绵的《陌上赠美人》：
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
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一笑一颦，摄魂夺魄。如山花飞在春天，似浪花溅在春水。大唐充满活力的社会，大唐的男女时尚呢？一言蔽之：“唐人尚文好狎。”这就是后世宋人张端义对唐人日常生活的经典概括。
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玳瑁宴中杯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
“月色灯光满帝都”，实行里坊宵禁制的长安城，亦是一座充满矛盾对立的当时世界最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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