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赋潇湘》收录了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的三十余篇关于湖湘文化与湖湘艺术的评论文章。作者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对湖湘文化有着亲临其境的体味。其评论对象都是湖南优秀艺术家，如齐白石、王憨山、陈白一、黄永玉、邹传安、黄铁山、杨福音、雷宜锌等。精到的解析和浓郁的乡情构筑起百年湖湘文化中美不胜收的艺术长廊。
　　湘人的经世致用、忠诚血性、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种族共性，三湘四水所构筑的独立苍茫的地理环境，湘人二百年为生民争独立、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富强的精神气候，形成了王鲁湘笔下这群艺术家的创作基因。他看到了这些艺术家血脉中的共性，更看到了每位艺术家表现事物的偏重点和表现特征的集中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孕一方魂。
　　王鲁湘生于湘，长于湘，深受湖南本土文化的教养，又从事文化评论多年，是湖湘文化代言的不二人选。他通过对中国湖湘文化和湖南文人的评论，以湖湘文化为代表，突出地域文化和文人情怀之间的紧密联系。
　　湖南的山山水水滋养了世代湘籍文人，孕育了生生不息、不灭不破的湖湘文魂。作者文笔细腻如潺潺流水，情感真挚似冬日暖阳，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和文学体验，评论作家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唤起对于艺术作品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时代记忆，将湖湘文化渗入读者的内心世界，将湖湘文魂传播到神州大地。
　　该书从湖湘区域深厚的文化内核出发，加深文化底蕴的渗透与地域文化的传播，并附有大量湘籍名家艺术作品，与文字相映生辉。

　　生命中关于王鲁湘的蒙太奇
　　聂雄前
　　浴女
　　1981年12月，北风呼啦呼啦地从湘潭大学的黄土坡刮过。在教室里自习的我，冷得实在坐不住了，就溜到走廊跺脚。看到最东头一间教室的门竟是敞开的，还人影幢幢的样子，我就走了进去。
　　那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学生书画作品展，没有一张字画是裱过的。一面墙上密密麻麻贴着“书山有路”“天道酬勤”“宁静致远”之类的书法作品，没有几个人看。而另一面墙下却挤满了人，我身高力壮，三两下就挤了进去，然后就看到了一幅《浴女图》。那时我分不清是油画还是国画，只觉得好看，感觉得到画面上的女孩渴望自由解放。兴致勃勃之际，我的耳朵就被揪住了。“小屁孩，一个新生看什么看？”系党总支李副书记嘟嘟囔囔把我揪出门外。当时，我羞愧得要死。
　　过了两天，我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李剑波说，系里有个水平很高的书画展览，要不要去看看。他天天练字，天天就练“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八个字，一听我的话就跟着我走了。中午，整个教学楼安安静静。我俩大摇大摆走进那间教室，我带着他直奔《浴女图》。剑波毕竟是剑波，他现在母校当院长，做得风生水起，在当年我就看出了端倪。站在画下，他告诉我构图好在哪，造型好在哪，女孩的头发为什么要这么长……他盯着我，斩钉截铁告诉我：“头发不长就成了色情画啦。”我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然后，他神气地对我讲：“这作者是我镇上的，教他画画的老师也教过我写字呢。”
　　就那一次，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王鲁湘。
　　打球还是打气
　　1982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位于南阳村的灯光球场人头攒动，夕阳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金色的光晕。
　　中文系对外语系的排球比赛正在举行，好像是场关键的半决赛。80级彭振国当中文系的主攻手，第一局中文系顺风顺水地赢了，第二局彭振国被对方拦了一次网，然后他就像发飙的水牛红了眼，第一次把球扣在网上，第二次把球扣向天上，第三次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球扣到界外。场下一片哗然，外语系看台上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生们兴高釆烈地起哄，喝倒彩的“再来一个”像歌声一样嘹亮。
　　中文系的教练王鲁湘举起双手叫了“暂停”。他上个学期留校当了老师，同时客串我们系学生篮球队、排球队的教练。他对彭振国说：“打球不是打气，气顺球才顺。你现在完全是斗气了，你一斗气那些穿花衣服的外语系女孩就高兴了，这会伤害你，也会伤害你的队友。”他轻声细语地讲完，然后拍了拍彭的肩膀。
　　那场球，彭振国一直没调整过来，中文系输了。王教练一直没有把他换下来。振国兄现在是老家湖南的厅官，不知道他还记得这场球不，反正我一直记着。我小学打乒乓球，中学打篮球，是乡村里闯出的野球孩，谁盖我帽，我必回盖三次，谁带球过我，我必冲撞回敬。逞勇斗狠，头破血流，是经常的事。但大学七年，三大球我都打得小有名气，就因为王教练的这次“暂停”。
　　在410寝室的演讲
　　1983年初，我在母校的学报上读到王老师的论文《从时、空、人关系看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当时很受震撼。他借鉴美籍华人刘若愚教授的文学研究方法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写得才华横溢，令我耳目一新。恰好他被派到我们年级当一班的班主任，我就有了亲近的机会。我从他那儿借的第一本书是柳鸣九先生主编的，然后他向我推荐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大学的后面四年，萨特、加缪、李泽厚、康德和黑格尔的书，花了我很多时间，都是受他的影响。
　　王老师没带过我们的课。但在1985年元月那个冬天，在北大读了一学期研究生的他来到了我们410寝室，在我和李剑波的双层床下讲了两个小时。他讲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讲他和女友借到丹纳的《艺术哲学》后轮班手抄的经历，讲北京思想界的风起云涌，讲正在写作的评张贤亮小说作品的论文……真的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
　　那一天王老师真的把我们那十来个同学都讲晕了。那一天，王老师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皮衣，披一条蓝白相间的格子围巾，我第一次感到“玉树临风”这个词能用。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他皮衣的第二粒扣子没了，我给他最喜欢的于磊焰同学讲过。那一天，我们上午下午考了两门功课，听完他的演讲，学生食堂已经关门了。
　　湖南出了个王鲁湘
　　1988年6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王鲁湘等人主创的六集文化专题片《河殇》，在播出时段基本上整个长沙城的人都在争相观看。我在4月初就收到湖南省文联的接收函，工作两个月后回母校进行论文答辩，然后带着我同寝室的兄弟罗毅回到长沙。罗毅和我在省文联四楼的办公室同吃同睡了一个多月，他只高兴了六个晚上，就是和我一起看《河殇》。他给我讲的最牛的话是：他妈的，老子要不是命不好，早就在北大等王老师写《河殇》了。罗毅是1981年高考的湖南文科“探花”，分数高得要命。但“命苦”的罗毅没有读上北大，在长沙苦苦求职一个多月无果之后，又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株洲《新闻图片报》。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呵！株洲的几个文人，包括后来在南方牛气一时的刘波（上市公司诚成文化的老板）和在深圳获全国大奖的广告人彭家煌等，加上罗毅，三拳两脚在几个月内就将一张内部刊号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其“药引”就是《湖南出了个王鲁湘》。罗毅不忘我和他同窗共寝七年的情分，更牢记我和他共看《河殇》所发的奇谈怪论，一天三催稿，于是，我的《世纪末效应与《河殇》的轰动》仓促出手，分三期整版连载在《新闻图片报》上。罗毅说，每期的发行都涨一两万份，每期都收到一麻袋的信。
　　然后，我因病住院三个月，回老家休养三个月，回到长沙就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了。在《文艺报》头版上看到王老师和北京文学艺术界人士上街活动的消息后，就失去了同他的联系。而吊诡的是，一年前写过《关于《河殇》的反思》的刘正省长的新作《关于《河殇》反思的反思》来到了我的手上。我认真拜读，看着省长大人一笔一画写的原稿和无数处让文字委婉温和的修改，真是感慨万千。我没有在我编辑的《理论与创作》杂志发这篇稿，转给了师弟编的《湖南广播电视报》。我给省政府办公厅的联系人讲，我们要两个月才出一期，他们一周就能出版，而且发行量大得多。
　　破晓
　　1992年下半年，我来到深圳，从《深圳商报》文艺版编辑银祥云那儿知道，1991年王老师为深圳做过一部专题片，我就找银祥云要了在商报连载的解说词脚本。现在也不知收在哪捆资料里面了。又过了一两年，认识了开在罗湖桂园路红围街3号女报杂志社楼旁的紫苑茶馆的老板陈悦成，一聊，他竟是王老师在深圳的铁杆哥们儿。于是，我终于又与王老师接上了头。
　　见了几次面，总感到老师情绪有些低落，身体也有些虚弱，就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打听，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夫妻俩都处在失业状态，他夫人在首都师大分得的房子也被收回，而儿子王兮正处在茁壮成长的关键期。我当年是因生活所迫逃来深圳的，在20世纪90年代相当挣扎。好不容易熬到1998年，太太在农产品公司当上总办主任。公司的董事长林家宏先生指名要我做一部专题片，我计上心头。我给林董讲：“我做得好是应该，做得不好，您碍于我太太的面子也不好退货。不如这样吧，我给您找一个水平比我高得多、名气比我大得多的人来做，您我就不为难了。”林董问：“谁？”我答：“王鲁湘。”林董沉吟了一会，等他响亮说出那个“好”的时候，我如释重负。
　　那是农产品公司的第一部专题片《破晓》，王老师做得好极了。那段时间，我到布吉关口的天乐大厦去看过他两次，他带着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精通摄像的小伙子日夜赶工（依稀记得摄像器材是小伙借来的）。这两次见面老师都穿着同一件T恤，靠近讲话闻得到浓浓的汗味。老师得了15万元——他借钱在北京郊区买的农民房急需装修。
　　风雨赋潇湘
　　王老师这部评论集的大多数评论对象都是我推荐给他的。犹记1996年冬月，向他推荐王憨山先生的情形：我拿着大摞画作照片和自己的评论文章走进紫苑，老师没有二话，先看我的文章《欢迎王憨山》，一如既往不吝惜他的赞赏，而看到王老画作照片时，竟然如受电击。那个晚上，他和画家孔戈野至少讲了十次“大师”“伟大”之类的赞词。然后，就是杨福音，书中《随便——杨福音其人其画》的第一句中那位“深圳的朋友”，就是我。邹传安、黄铁山、曹明求、雷宜梓、陈小奇……一路下来，真是给老师添了不少事。二十年，我真心的推荐和无意的推动，竟让老师在湖南和北京之间架起了一座宏伟的艺术大桥，近二十位画家经由他的举荐走进国家艺术的最高殿堂。
　　《风雨赋潇湘》是一个游子回馈故土的最好礼物。我相信通过这些写作，湖南成了唯一在他心底扎根的故乡，比他身处湖南时感情更深厚，比他以后生活的北京好。这个故乡不是父母送给他的，而是他追求来的，是他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笔一笔经过努力争取来的。
　　《风雨赋潇湘》完美阐释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一种西方艺术批评方法在中国最成功的应用。湘人的经世致用、忠诚血性、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种族共性，三湘四水所构筑的独立苍茫的地理环境，湘人二百年为生民争独立、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富强的精神气候，形成了王鲁湘笔下这群艺术家的创作基因。他看到了这些艺术家血脉中的共性，更看到了每位艺术家表现事物的偏重点和表现特征的集中度。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肯定是老师很喜欢的杜诗。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是形容这本书最妥帖的话，也是杜诗。
　　2016年10月6日于深圳华侨城

　　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并留校，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修美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策划或主持节目《纵横中国》《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等。著有《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等。

风雨赋潇湘
独立苍茫自咏诗
—— 湖南近代名人书法展序
芙蓉国里尽朝晖
—— 我看湖南工笔画
漫谈齐白石
真人 真画
—— 关于曾彩初先生创作的印象
大风起兮
—— 憨山读解
嘘云豪气憨山真
只留清气满乾坤
—— 写在憨山画展之前
湘情 乡情 人情 笔情
—— 读陈白一的工笔画
天下几人画楼台
—— 观徐照海画山水楼台
云山有我
—— 观黄定初山水画
涉过无愁河
纵横五万里 豪情寄笔端
—— 我观谢欣山水画
我读周宗岱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
—— 黄铁山水彩画展观后
一线收尽鸿蒙
—— 论刘绍荟的白描艺术
花魂鸟魄 天地闲人
—— 读邹传安的工笔花鸟画
武陵峰如烟
—— 评郑世华摄影作品集《武陵峰如烟》
随便
—— 杨福音其人其画
意淡言疏情厚细美
—— 杨福音的艺术世界
火焰情怀的生命颂歌
气盛言宜
—— 观郭东生的花鸟画
乡关何处
—— 刘中光山水画读后
造一座雄大精美的桥
—— 读康移风《湘人俊杰画传》
绝望之山中劈出的希望之石
—— 谈雷宜锌创作的马丁·路德·金雕像
于能、妙、神之外独追逸格
—— 曹明求巨幅牡丹《观云》《水龙吟》观后
高清微美 移置沧桑
一位融通中西的画家赵溅球
—— 写在赵溅球画作赴罗浮宫展览之际
山喋红时觉胜春
—— 读张志君的山水画
气概成章
—— 观陈小奇的水墨画
由“书画同源”看王翔的山水画
星云大师和李自健

　　风雨赋潇湘
　　［一］
　　“远山崷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这是唐代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的《潭州偶题》。长沙在唐代称潭州。“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代诗人杜牧这首《山行》远比褚遂良的《潭州偶题》著名，在中国几乎妇孺皆能背诵。是不是写的岳麓山景，不好说，不过，清代大才子袁枚劝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将当时的红叶亭改为爱晚亭，却是缘于此诗。如果有好事者要评选中国十大名亭，我想爱晚亭是笃定入选的。
　　过去在湖南生活，感觉四季之中，长夏和冬天色彩单调些。长夏一片墨绿，而冬季稍现青苍，但还是绿的基调。春天和秋天都不长，山里的野桃花刚一绽放，桃花雨就下来，炎夏接踵而至。春天印象最深的是二月里的桐花。由于桐油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商品，所以自古桐树就是湖南最重要的经济林木，山前屋后，都能看到桐树娟秀的身影。桐花二月里开，花大，色白，白得有些凄惨，而且招雨。印象中桐花白色的面庞总是在风雨中恍惚。早春二月的细雨，很冷很冷，是那种一点一点浸到骨髓的冷。桐花在春寒料峭的日子绽放，倒真有点“敢为人先”的烂漫。故而章士钊在《题湖南六家词》里会吟出“桐花湘雨情何限”的句子。这大概就是湖南的春天给人的印象。
　　湖南的秋天除去“二十四个秋老虎”，真正秋高气爽的日子不多，好在有满山的秋枫红叶。枫树是真正的栋梁之材，高大挺拔。叶子春天嫩绿，夏天墨绿，秋天丹红，冬天落尽。秋枫之红，有一种烈酒的性格，不是那种很纯正的红。如果说纯正的红是100度，那么秋枫的红就是120度、150度。我小时候曾用菜刀割过百年老枫树的皮，淌下的树汁竟是牛血一般的颜色！几场阴冷的秋雨和薄霜过后，枫叶的红色会变黯，会从透明的秋空中飘落，旋着三叉戟形状的身体坠下，坠下，在空中不断翻腾出俊俏的身段，然后平平地躺下，一层，两层，直至厚厚地铺满大地，把烂漫在半空中的激情，降解为更为深沉的泥土。
　　生活在湖南时，我从未想过二月天的桐花和霜天的枫叶同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性情有什么联系。当我读了刘汉辉编的《长沙百咏》诗集之后，开始回味这种感觉。唉，好一个“烂漫桐花二月天”，又好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
　　“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这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一首《怀岳麓》，大概是朱子离开湖南后，为怀念在岳麓书院讲课的日子而作。那种自在江湖、悠然长啸的潇洒自由的学术生涯，总是让他心驰神往。一个理学家，在诗中又是风月，又是江湖，又是春水，又是长啸，好像有点不搭调。其实，这正是中国士大夫一种哲学本体论的生命情调。
　　朱熹在岳麓书院时，曾同书院山长张栻一起登上岳麓山的赫曦台，并同张栻联句唱和：“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显然，这首诗所表达的怀古忧时之情，更像一个儒家士大夫具有的。从朱熹的两首诗中，我看出了湖南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双重意象。当他身在湖南山水之中，他会触景生情，时时会从心底泛起怀古忧时的家国之思。而当他同湖南山水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一种遥遥眺望时，他又会认为那是一片远离中心的江湖。
　　说起江湖，中国大地上大部分的地区或有江而无湖，或有湖而无江，湖南要算是一处有江有湖，江湖连属，出江入湖，出湖入江，江湖一片水云乡的好地方。湖南处江湖之远，古代人们无论是出是入，无不舟行。从长江入洞庭，再沿湘、资、沅、澧、汨罗诸水，可以一棹而抵湘中、湘南、湘东、湘西。古人在湘流徙宦游的踪迹，基本上也是沿水而行。故《长沙百咏》所选诸作，竟有相当篇什与江湖和舟船有关。我想，这样的地理环境，一定给流
　　寓湖湘的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文化心理上，中原人士的南极是潇湘、衡岳，所谓“雁知春近别衡阳”——春天要来了，连鸿雁都知道要告别衡阳北飞了。在唐人看来，潇湘仍然是遥远的地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唱道：“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渤海边的碣石山是文化心理上的北极，潇湘是南极。说潇湘是南极，意思是它仍然属于中原文化区，只不过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南缘罢了。过了潇湘，如岭南，如黔贵，那就是荒服檄外之地，是另一个文化区了。
　　于是，湖湘景物，在古代文人心目中，便是中原文化意象中最野逸、最自在的了。如米芾所题《潇湘八景》。但是，即便在米芾描画的“际以天宇之虚碧，杂以烟霞之吞吐，风帆沙鸟，出没往来，水竹云林，映带左右”的潇湘景象里，也仍然沉潜着自远古舜帝至唐代诗人李白的中原文化记忆。
　　所以“江湖”是一个不同于“蛮荒”的文化意象，它不是中心，但也不在圈外，这是理解湖南地缘文化特性的关键。对于圈外地区来说，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士子，可能是中原文化最悍勇的卫道者；而对于圈内来说，湖南人，哪怕是学富五车的湖南才子，也会被看作“南蛮子”。
　　在中国文人心目中，一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家国的，从家庭伦理到社稷礼法，个人有承担的责任。诗文中出现的“高堂”“庙堂”“魏阙”“关塞”“城郭”大概都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且命之为“家国世界”。另一个世界是属于江湖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家庭伦理与社稷礼法需要文人个人去承担，身是漂流的，心是放逸的，文化意象常见的有“江湖”“扁舟”“芦荻”“平沙”“湖浦”“钓翁”。
　　在古人眼中，湖南风物与此“江湖世界”最相吻合。所以，湖南全境，而非其某山某水，便成为古代文人心目中与“家国世界”不同的“江湖世界”。只要有人迁谪湖南，或途经湖南，只要有人给在湖南流寓的人写信寄诗，或只要有人因为某个原因想起了湖南，也不管他是否到过湖南，他都会把这一个“江湖世界”的文化意象加到湖南身上。
　　问题是湖湘这个“江湖世界”不同于吴越那个“江湖世界”。吴越江湖是温柔缱绻的，有红袖夜添香与酥手摘莲蓬，是可以归隐与终老的。湖湘不是。这个“山川佳绝地”对文人来说还是野了点。这里的山水不像吴越山水那样可以亵玩于文人掌袖之中。更要命的是，湖湘是屈贾伤心地！如果换个别的什么人伤心也行，偏偏是中国文人心中品行、才气超逸绝伦的两大文豪，这伤的可就是全体文人的心了！伤什么心？伤的就是身处“江湖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家国世界”的心。
　　“万古惟留楚客悲”，唐代诗人刘长卿一首《长沙过贾谊宅》写出了历代文人在湘的共同心境，那就是刻骨铭心的孤独：“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屈原、贾谊的悲剧命运与湖湘山水遭遇相逢，湖湘这个“江湖世界”也就命定地染上了千古难磨的人文悲情。文人只要掉进这个“江湖世界”，就会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描述的那样，“是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湖湘这个“江湖世界”绝对放不下对“家国世界”的怀念。他总是在两个世界中徘徊，时而忧愁时而放达的心态反复撕裂，这在贾谊的《鸟赋》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
　　我想，在这样两个世界里低昂容与，兴尽悲来，是否造就了湖湘文化的张力，而成就了湖湘人士独有的性灵？
　　［三］
　　笑傲江湖，潇洒倜傥中已自有一层孤独；在“江湖世界”苍茫独立，又满脑门子的家国天下，孤独中更平添一层惆怅。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唐·钱起《归雁》）古今士子好像只要一站在湖湘的土地上，就莫名地涌出一种苍茫独立的感觉。这感觉，是很有一些道德上的清高感和责任上的使命感的。屈原放逐沅湘之间，苍茫独立，“怀质抱情，独无匹兮”“定心广志，余何畏
　　惧兮”（《怀沙》）；贾谊俟罪长沙，苍茫独立，“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吊屈原赋》）；张孝祥泛舟湘江，苍茫独立，“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水调歌头·泛湘江》）；辛弃疾守长沙，苍茫独立，“风流已自非畴昔，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沈空碧”（《满江红·暮春》）；谭嗣同游湘江，苍茫独立，“天地莽空阔，飘然此一舟”（《湘水》）；黄兴做出惊人事业后回到湖南，唱罢《大风歌》，又赋《归去来》，在鱼龙寂寂、猿鹤依依的夜晚，“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回湘感怀》）；蔡锷二十三岁，练兵长沙，戎装驱马岳麓山巅，苍茫独立，慷慨而歌：“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登岳麓山》）
　　多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何以湖南士人拥有这样一种群体的性格？他们总爱把自己预置于宏大的宇宙情境之中，渺小的个人空无依傍，遂生出巨大的孤独感，然后浩然正气沛然而出，充塞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豪情顿时化作担当牺牲的勇气。现在我想我可能明白了一点点，那就是自屈原、贾谊以来，湖南士人只能在苍茫的“江湖世界”的宇宙情境中去遥想远在中原的“家国世界”的命运。他们的思想必定从天地寥廓的渺远之道入手，把入世义务和个人责任的终极根据同此苍茫宇宙之大道联系起来，赋予一个永恒的意义。也就是说，士人在“家国世界”安邦济世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在“江湖世界”道通天地的哲学依据。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正气，没有正气便行不刚烈，行不刚烈则不能成大事。
　　所以湖南士人无论是立志、励志还是酬志，都会习惯性地先把自己放在同“家国世界”的中心有一定距离的“江湖世界”里，苍茫独立，寻找终极意义，在巨大的孤独感中养吾浩然之气，然后以比任何人都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走向他与“家国世界”的斗争。他甚至于连这斗争的胜负都不在乎，尤其是结局的功利目的，那更不在话下。
　　屈原斗争的结局是怀沙自沉，牺牲生命而完成其道德人格；王夫之武力抗清失败，退而著书，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对中国文化进行沉痛反思，完成四百多卷著述，殁后遗书散佚，二百年无人知其名姓，却有一股天地正气长存人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殊死作战，屡败屡战，对战争之结局并无胜算，但“奋起以卫吾道”而已；谭嗣同变法失败，自请流血以昌国，甘当死者以酬君；黄兴于缔造民国有首功，每役必身先士卒，最后鞠躬尽瘁，作为民国的道德完人而名垂青史；蔡锷拔剑南天，反袁护国，以一隅而抗全国，“明知无望……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则更是这种殉道精神的体现。
　　湖南士人求道、践道、卫道、殉道的精神之勇毅刚烈，是大大强于中国其他地域士人群体的。这可能同湖湘地区这一“江湖世界”同中原的“家国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有关。距离太近则易俗，未免功利主义掩过超越的宇宙意识；距离太远则易飘，高蹈远引而失去对“家
　　国世界”的责任感。湖南的距离正好，中心对它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湖南士人无不以北渡洞庭长江为实现个人抱负的人生动力；但它又确实是边缘，三面环山，一面阻水，及与苗、瑶、土家、侗族杂处并混血的地缘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世界，容易养成特立独行的人格。加之自屈贾以迄岳麓书院，湖湘文化中特别重视道德人格的建树，并把这一道德人格同宇宙中生生不息的气、常存不灭的理联系在一起，使湖南士人在求道、践道、卫道、殉
　　道时，常常视死如归，甚至于到了以流血、牺牲、杀身成仁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的痴迷程度。湖南士人不仅蹈厉敢死，而且死得英勇壮烈。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笑而受缚，大呼“天不成吾事”而就义。此二人都是可以逃脱却选择死亡的维新烈士。辛亥革命党人禹之谟受绞刑时质问刽子手：“我要流血，为何绞之？吾热血不流，辜负我满腔心事！”辛亥革命时期为警醒同胞而采取自戕行为的著名蹈海三烈士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都是湖南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就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南才子杨度写的《湖南少年歌》。
　　湖南士人生命情调中有一种铁血精神，有一种军国意志，有一种强悍的性格，湖南人自谓为“霸蛮”。这种生命情调，使湖南人自19世纪下半叶起，成为国家栋梁和长城。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湖南人的身影。《湘军志》云：“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
　　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
　　湖南士人生命情调中的铁血精神，有一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我不能确切地说清楚这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是否同湖湘学派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湖南士人自小受到的教育都暗含着这样的激励：你虽身处江湖，但一定要心怀魏阙；你不会是最初被委以重任的人，但你一定会在不堪收拾的时候自己站出来，去完成那些只有湖南人才敢去做的事！以我在湖南生活的经历，我深知那样的山水，那样的江湖，那样的气候，那样的传说，那样的民风，是必然要激荡出那样的清怨之气、孤愤之气、风骚之气、南楚霸气和天地正气的。湖南士人活的就是这口气。
　　行文至此，忽地又想起“烂漫桐花二月天”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那惨白的桐花和血红的枫叶，总使我想起湖南士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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