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受难
美的存在，称得上是天意。与此同时，天意给人出了难题，即，如何欣赏美、表现美、尊重美、信仰美等难题。如美学家温克尔曼言，“认识优美的能力犹如写诗的天才，是上天的恩赐，但由于这种天才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缺乏教育和指导将会变成虚空和没有生气”，“上天把感受优美的能力赐予所有理智的人，但程度却大不相同”！。在这里，不妨把美与感受美的能力两者都设于天意与人为的框架之中。
美这一话题，庞大而复杂，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但美这一范畴内，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细致探讨。譬如，感受美、书写美，离不开美人这一对象。美人在古今文字里的不同遭遇，是本文将讨论的重点。
美人一词，今天看起来，可能显得轻佻失重———那也是因为后世将其庸俗化，但如果我们能回到美本身、回到古语语境，会发现，这一称呼，庄重合礼，蕴含多义，且没有严格的性别之分。《诗经·国风·邶·简兮》写“硕人俣俣。公庭万舞”，“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据郑玄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彼美人，谓硕人也”，这个“文武道备”的“美人”，按常识推，非指女子，或有意模糊性别。再如屈原诗骚，喜写“美人”，其《离骚》《九歌·少司命》《九章·抽思》《九章·思美人》等，皆有吟唱“美人”之辞章，这“美人”可男可女，更可颂上德尊贵，兼赞人之美态。其中，《离骚》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有注，“迟，晚也。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时运转，春生秋杀，草木零落，岁复尽矣，而君不建立道德，举用贤能，则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此处“美人”，兼喻美之形态、神韵、德行。“美人”多次出现于古诗文中，实与天下治乱之想有关。无独有偶，古希腊，赞“美”之词不吝于男子，反吝于女子，追求美男子、美少年之完美，强调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慕，实与城邦的政治教育大有关联，非色相二字能解。古语语境，“美人”并非女子的专属，更非仅指后世所狭义理解的漂亮女子。美人之事，后来在中土之所以越来越世俗化、女性化，甚至是堕入“风尘”、沦为“红颜祸水”，很大程度是因为本土诗文执笔者多为男子，也因为美色对治世之想的威胁性。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即，女子能美到美的极致，面对极美的书写对象，诗文的修辞也有可能相应地到达美的极致，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辞章工整，对比妙极。以闺阁之态诉男子心声颂君臣亲密之诗文作者，可谓数不胜数，屈原算是集大成者。世俗化、女性化的书写倾向，使柔弱美而非雄壮美成为本土诗文审美的重要理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人是女子的专属。
既然美人蕴含多义，并涉美貌、德行、治术、诗书、射御等多种文治武功，亦非女子专属，那么，讨论的空间就变得开阔。同时，既然裸像能成为艺术之核心题材、入门教育，美人这一对象，亦无须羞于启齿。美与丑的伦理价值，并不见输于善与恶、有与无等相生相成之观念的伦理价值。
述论“美人”这一话题，可能太过离经叛道，更有不务正业之嫌，但如若澄清“美人”之多重意指，亦能匡正视听。今天看起来，对人之美及感受人之美的概说，“美人”仍然是最为简洁到位的提法。澄清这一指称，便可以继续下文。
姑且先不论美的和谐性及崇高意义，我们讲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字对美人的书写，细腻、温婉又充满激情。换言之，美能让文字更美，文字亦能让美更美。天意人为，两者有关联。有心人赏识，天意得生趣味。于本土，对美人的书写激情，由诗文之始至晚清民国语言变革，一直延续，美人名分前后有异，但书写的才情一直在。只不过，当新的主义介入文学书写之后，特别是“讲话”成为“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之后，这种书写的激情及能力发生了变化，美的趣味及美的地位，相应地，也有了变化。
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一部能够进入文学史但显然无法进入更广阔阅读视野的畅销小说，帮助笔者进入美人之书写的变化这一论题。或者说，《青春之歌》启发了笔者对这一论题的思考。杨沫的创作意愿很真诚，想兼得好与正确。这种心态，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较为普遍的写作倾向，即，写作人努力适应新的时势变化，竞相用自己最出色的才干，向新的时势变化表示真心的拥戴及虔诚的信任。文人最擅长的，莫过于创作出既反映新时代伟大又合乎文艺政策的作品，像胡风、郭沫若等诗人，赵树理等小说家，杨朔、魏巍等散文家，50年代前期，积极写出顺应时势新变化的作品，如《时间开始了》《百花齐放》《三里湾》《荔枝蜜》《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如此种种，莫不是对时势新变化的及时反应。
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杨沫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些颇具个人创作色彩的构想，如林道静的身份、林道静复杂的恋爱史等，这些，都是难以受控制的故事因素。杨沫在一个大的正确的框架下，为小人物命运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位置——《青春之歌》在“文革”期间被批为“毒草”，又说明威权容不下个人空间。林道静的形象，耐人寻味。一方面，杨沫想突出林道静的美，另一方面，杨沫想写出林道静的觉悟以突出政党及领袖的英明领导，但从书写效果来看，个人美貌与政治要求并不协调。且看林道静出场的场景：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
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她这异常的神态，异常的俊美，以及守着一堆乐器的那种异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车人的惊讶。
作者很想写出林道静的美，但小说对林道静的描述，显然跟美不太协调，“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这身打扮下的“美”没有说服力，这种“白”既不自然，也不优雅，可能林道静真是美的，但作者这样写“美”，至少不是高明的写法。从象征层面来讲，这个“白”可以自圆其说，它可以象征投身革命者的一身清白，也可以衬托“罪恶”世界的污秽不堪。但从美感的层面来看，起码从视觉层面看，这个“俊美”没有说服力，这身打扮没有美感，反而有点瘆人感。作者所用“朴素”一词，跟白洋布短旗袍、白绸子、南胡、琵琶、月琴、竹笙等器物，也是不协调的。这些器物，不是“朴素”，反而是近乎“奢侈”了。同时，这些器物的出场，似乎是为了衬托林道静受过良好教育——最理想的效果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各种乐器的格调及审美趣味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有雅俗之分、男女之别的，这些器物的堆砌，显得粗糙、随意，不合摆放常理，也不合审美趣味的一致性，由此也可推知杨沫对晚清教会女学、官府女学以及民国女学，并不是特别了解。分析这个场景，并不是苛求作者。政治要求高于一切，在这样的年代，能为个人趣味及情感创设一点点空间，已经是叛逆，同时也是了不起的尝试。分析美的沦落及受难，
只是为了呈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威权下的美，不自在、不自然，这样的美，不具备说服力。不难看出，写作者处处用心但又处处为难，纵然使出全身解数，想尽办法证明“小资产阶级”觉悟的合理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英明性，仍不能达到要求。《青春之歌》达不到政治要求，“文革”期间，小说沦为“毒草”。《青春之歌》也达不到审美理想，林道静的“俊美”，不伦不类。文人的艺术趣味与政治的“翻身”趣味之间、“提高”与“普及”的标准之间，有分歧，写作者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也因为小说这一体裁本身的叙事要求，小说不得不面对生活细节、社会场景等具体事物，诗歌与散文可以用抒情的方式回避“阶级敌人”，但小说没有办法回避具体的人事，也没有办法回避“阶级斗争”中的“敌人”及其言论。为了保全政治正确，只得将不合规矩的枝节修剪掉，几番裁剪之后，美人之形态及神韵，自然别扭。
《青春之歌》并非特例，有更多的文例可以证实人之美在当代的不自在。具体的，容后文再续述。沿着这个切入点，观察文学变化，不难发现，本土文字书写美人的激情与能力，自“当代”以来，已经大为减退甚至是接近消失。80年代以前，我们还可以把美的沦落归咎于威权的苛求，80年代以后至今，文字书写美人的激情与能力，并不见得有多么大的起色，我们又可以为这一趣味的巨大转变添附些什么样的理由呢？天地自然的美，除了依附于领袖及民族，再难绽放光彩，这一点，诗歌及散文可为例证，如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余秋雨的散文等，可说明，天地自然之美，在当世文字里的境遇很难堪。天地大美的文字命运，尚且如此，更遑论人之美的文字遭遇。
书写美人的才情衰退，今人作品里稀缺能够流传千古的美人、能令人过目不忘的美人佳句，之所以这样，深究起来，其实是美善等传统在当代断裂的某种表现。
古人恐怕深知美人的巨大威力，美人稍有失控，天下难免德行失衡。所以，古人对着美人，非常谨慎。古人写美与治美，有智慧有策略———至于智慧策略的好与坏，那是另外一回事。诗文为美人赋予高贵品质，但又暗暗地为美人之美分了等级，进一步地讲，等级制反过来巩固了美的地位，这是古人非常高明的地方。承认色相本身的价值，赞同美的天意，对美人有一个很高的判断，但又觉得色相不治则乱、非治不可。以《金瓶梅词话》的人物为例，足见古人心思缜密。且看作者对潘金莲的描写，“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湾新月，尤细尤湾”，大户暗中收用了金莲，有诗为证，“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想必没有人会说潘金莲长得难看。虽潘金莲欲望惊人堪称淫荡无度，但这些，无损潘金莲姿色的美。武松剜心剖尸，潘金莲死状极惨，叙述者暗道，“好似初春大雪压折金钱柳，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惜花叹美之心，表露无遗。那西门大官人又生得如何？潘金莲初见西门庆，只见他“生的十分博浪”，“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古时某些美男子、美女子，虽浮邪无度，但优雅诗文凡涉写姿色，多有怜香惜玉之心，所以，即使古诗文情色暧昧成分多，也好浮邪粗鄙，但在一“美”字身上，确实用功，有了不起的书写成就。相对于今人，古人对美有不容动摇的信心。试想假如潘金莲不是那么美，假如西门庆生得如武大郎一样，“三寸丁、谷树皮”，恐怕《金瓶梅词话》会失色不少。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说潘金莲的身世是一出“美的悲剧”，想必绝不为过。美的遭遇越是不堪，越显出美的悲剧，但这一切，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的高贵：即使淫邪无度，也无损美的自在。纵“红颜祸水”，但古人从未否定过这“红颜”之颜，妲己、褒姒等美人，可视为例。各代男宠乃至断袖男宠，史官没有无视其姿色。又及，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若以闺房事论之，各美皆有不得已之难堪，但美本身就是美德，是以能流传千古。古人既能将美善说成是天作之合，又能尊重美之天意自然，真可谓进退自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陈鼓应的注译是“老子的原意不在于说明美的东西‘变成’丑，而在于说明有了美的观念，丑的观念也同时产生了”，这个解释强调了许多人忽视的“相因”因素。美丑虽相反，但也相因，各有其存在的绝对价值，是“在”而不是“相对在”，美并非因丑而美，丑亦非因美而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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