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为考察对象，具体涉及诗学理论语境和陌生化理论、诗语理论、叙事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其中陌生化理论作为理论核心，直接影响并“参与”其他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开启了20世纪欧美诗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具有旗帜性作用。本书以此为核心，历史地、辩证地审视他的整个诗学理论，并将其置于俄国形式主义及20世纪欧美诗学背景中加以阐释。
杨燕，1982年出生，黑龙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斯拉夫文论及西方文论。
绪 论／1
一 选题的学术背景和意义／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3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7
第一章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理论语境／10
一 “词语的复活”／11
二 对俄罗斯诗学的继承与挑战／22
三 欧美诗学的推波助澜／40
第二章 陌生化理论：颠覆抑或重构／51
一 陌生化理论全景／52
二 陌生化理论的实质：强调创造性／61
三 陌生化理论的逻辑实现过程／72
四 什克洛夫斯基形式观的嬗变／75
五 与“为艺术而艺术”争鸣／86
六 形式与结构／92
第三章 诗语的难化／102
一 诗语的革命／103
二 诗性的人文情怀／112
三 什克洛夫斯基与新批评诗语观的“对峙”／124
第四章 叙事的延宕／134
一 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的风向标／136
二 情节论／141
三 叙事时间与人物／156
结 语／167
参考文献／170
附 录／182
后 记／186
绪 论
一 选题的学术背景和意义
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是苏俄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作家、评论家。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酝酿、爆发的时刻，而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新的政权刚刚建立，新政权下的各项艺术方针还没有来得及确立，尽管什氏一开始就受到反对，但在30年代以前没有被大规模、强硬地批判，文化空气相对自由，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在内的整个俄国形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间隙中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包括两个学习小组：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研究会”（ОПОЯЗ）和莫斯科的“语言学小组”（МЛК）。什克洛夫斯基是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奠基人，诗语会成立于1916年，在纳杰日津大街33号聚会，成员有列夫·彼特洛维奇·雅库宾斯基（Лев Петрович Якубинский,1892～1945）、艾亨鲍姆·鲍里斯·米海洛维奇（Эйхенбаум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1886～1959）和后加入的维克多·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Ви′ктор Макси′мович Жирмy′нский,1891～1970）、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坦尼亚诺夫（Ю′рий Николевич Тыня′нов,1894～1943）、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ногрдов,1894～1969）等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1915年，其奠基人为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可布逊（Ромн О′сипович Якобсóн ,1896～1982），成员主要有格里高里·阿西鲍维奇·维诺库尔(Григорий Осипович Винокур,1896～1947)、奥西普·马克西马维奇·勃里克（Осип Максимович Брик ,1888～1945) 、鲍里斯·维克多洛维奇·托马舍夫斯基(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омашевский ,1890～1957)等人。雅可布逊1920年移居布拉格，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解散。追求诗学研究科学化的共同信念将两个小组联系在一起，但二者的研究侧重点并不相同，前者重于从美感、语义学等角度研究诗学，后者侧重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学，并将诗学纳入语言学的体系。“形式主义”一词虽然是批评者强加给他们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他们重视作品系统的研究和向内转的理论倾向。在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俄国形式主义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重要流派之一，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接受理论、诠释学等流派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或沿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某一理论继续发展，或以其终点为出发点结合自身理论资源继续研究，或站在反对的立场在批评中建构自己的理论。总之，没有俄国的形式主义20世纪西方文论是不可想象的。
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陌生化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各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不断有来自学派内部和外界的批评之声，但其还是为大部分成员的理论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并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什氏诗学的基本走向前期似乎是从对诗语的阐释入手，并逐步将注意力向叙事理论转移，其实，从《词语的复活》开始，什氏就同时注重在陌生化理论的指导下对诗语和叙事作品的阐释。所以，应该说什氏前期对诗语和叙事理论的研究平分秋色，而后期则主要侧重于叙事理论的探索，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与20世纪西方文学类型的发展相适应。
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4年到20年代末，即俄国形式主义理论阶段，20年代末学派迫于政治的压力而骤然解散；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转向了报告文学、电影理论、历史小说等领域；第三个阶段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这一时期，由于苏联政治空气的松动，文学理论界对形式主义理论也不再持绝对排斥的态度，什氏又返回先前研究的诗学领域，并在进一步修正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诗学理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什氏关于文学的理论建构，所以，主要涉及其诗学理论的第一和第三个阶段，暂且将其称为什氏诗学理论发展的前期和后期。本书以什氏前、后期诗学理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其诗学的完整风貌。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依据的是已经译介过来的不足其全部著作1/10的文献资料，本书在翻译其全部诗学著作的基础上对其前、后期诗学展开全面研究，有利于呈现全面、完整的什氏诗学理论；第二，鉴于什氏诗学对俄国形式主义乃至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对其诗学全面、深入的把握，也有利于对俄国形式主义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认识。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 欧美研究现状评述
欧美对什克洛夫斯基及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才有规模性的发展，各种论文和专著成果显著，被提及较多的如韦勒克和沃伦的合著《文学理论》、维·厄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托尼·贝内特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佛克马、易布斯的合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等。主要集中于以下研究方向。
第一，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背景的挖掘，这里主要有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谢?涅博李辛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西方文论界的“旅行”》，文中分析了俄国形式论学派的起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其主要基于西欧的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经验，同时，罗曼·雅可布逊的贡献最为显著；另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形式论学派主要基于本国的文学和理论实践而产生，既是对传统诗学实践及理论的反拨，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出现的文艺及理论的改造和发挥。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未免有些极端，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发展，国内外的思想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前一种观点既有很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又有意地夸大罗曼·雅可布逊的个人功绩，其实在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的前一年，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就已经在《词语的复活》中有了雏形，在1917年发展成熟，此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第二，除了对其理论背景的分析，欧美学者对以“陌生化”理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与俄国、欧美的一些相关理论进行对照研究，涉及较多的是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做比较分析。贝内特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以“陌生化”为核心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坚持文学的自主性，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放在它们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才能被理解，才存有价值；俄国形式主义者主张文艺的价值在于通过“陌生化”手法而使读者获得美感，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则相反，认为政治使命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实，什克洛夫斯基前期的“陌生化”理论乃至整个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的直接对话很少，尤其在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社会学批评把它视为异端，很少提及，直到什克洛夫斯基后期理论中，才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端倪。但由于二者在俄国的特殊地位，西方研究者还是比较热衷于做二者的比较研究。除此，“陌生化”理论与欧美的其他流派，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的比较研究也很多。
第三，批判地接受以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建构自己的理论，比较成功的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韦勒克本人就直接宣称过自己的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在论述中多处有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子及与其相似的地方。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里的内部研究与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说的“我在文学理论中研究的是它的内部规律”中的“内部规律”，尽管在具体内涵上不尽相同，但相对于传统的文艺研究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韦勒克和沃伦还赞同对传统“内容和形式”二分法的批评，认为传统的二分法会遇到很多麻烦。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材料”“结构”二分法，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材料”“形式”的划分也颇有几分相似。
欧美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分析较我国全面且深入，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雅可布逊在语言和学术经历等方面的优势，其光环遮蔽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价值，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第二，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在什克洛夫斯基乃至整个俄国形式主义形成的思想渊源上夸大欧美的影响；第三，忽视什克洛夫斯基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叙事理论的发展，没有对它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做清晰地描绘。
（二） 俄罗斯研究现状评述
俄国形式主义在其本国从20世纪20年代末被迫消退以后，学界直至50年代中后期才恢复对它的关注，重新开始出版、研究。从普希金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1921）、《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到当代层出不穷的研究专著、论文，如Юрий Цивьян. Жест революции, или шкловский как путаник.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ра Калмыкова. Манделыштам и Шкловский : об оснншения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既有为什氏等俄国形式主义者恢复名誉的声音，也有深入研究的个案，对什氏的研究较我国全面，包括对他的“陌生化”理论、叙事理论、自传体散文的研究等，近年来，对什氏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其后期诗学理论的挖掘。但总体上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什克洛夫斯基最具特色的“陌生化”理论的美学价值有所忽视，并且对其诗学方法论缺失总体上的概括、总结。第二，尽管对叙事学理论的各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而且对其散文作品也做了批评式阐释，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引起注意，其实，什克洛夫斯基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叙事理论与散文创作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其散文创作却与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诗学理论主张相符，其前期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形成的悖论可以帮助我们更理性地认识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
（三）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目前，国内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单独研究什克洛夫斯基个人，但目前没有研究其专著，且仅有论文数十篇；二是将其放在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来分析，这一研究方向占多数。目前译介出版的有关俄国形式主义内容的作品有张冰的《陌生化诗学》、方珊的《形式主义文论》、刘万勇的《西方形式主义溯源》、杨向荣的《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等。除此，还有一些美学史、文论史著作有俄国形式主义的专节研究或有涉及其理论的部分，同时，国内相关的研究论文有100多篇。总体而言，涉及什氏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集中探讨“陌生化”的理论内涵。刘万勇在《西方形式主义溯源》中指出：对俄国形式主义来说，最主要的不是怎样去研究文学，而是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各研究者的意见较“一致”，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文学性”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在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中就已经有了雏形，嗣后不断充实、发展并成为其重要的理论精髓，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发展。对“陌生化”理论内涵的分析随之成为人们探讨的核心。
第二，将“陌生化”理论与中外的相关理论做比较分析。一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在古今中外找到了很多“共鸣”，同时，也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被提及较多的如康德、布莱希特，中国的叶燮、王国维等人。马大康在《陌生化与文学功能结构》中就做过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的比较，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突出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审美特征），令读者专注于艺术特征本身而使文学成为不及物的自我目的物，而对于布莱希特，“间离效果”则是为了艺术自身以外的目的，即认识和批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流派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受到“陌生化”诗学的影响，如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等。张冰在《陌生化诗学》中列专节分析“陌生化”理论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其中，专门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与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认为接受理论和接受美学正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止步的地方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以隐在读者及其感受力为批评标准和价值中心的理论架构，给了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以重大启发。由此可以看出，什氏的“陌生化”理论或者说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对整个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建设性影响。
第三，用“陌生化”理论研究中外的文学文本。“陌生化”理论鲜明地突出了作品的方法特征，重视作品本身，而文学艺术又以独创为基本旨归。常见的如《红楼梦》，鲁迅的《秋夜》，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康拉德的大部分作品，中国古典诗、词、曲等。同时，“陌生化”理论不仅限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同时还被应用到绘画、音乐、建筑等领域，尤其是现代艺术甚至被看作是“陌生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实践。鲁迅的《秋夜》的开头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魏家骏认为，这正是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鲁迅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这两棵枣树的存在，而是让我们感受到它们，鲁迅在这里造成一种“语感”，想要表达此刻的复杂情绪。徐天河专门谈了《红楼梦》中的一些“陌生化”细节，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情节，通过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老妇人的视角描写了大观园中的一些场景；通过黛玉初到荣国府，又以黛玉这个独特的身份和境遇之下的体验视角，描写了另一番的荣国府。在《红楼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由此可见，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技法，同时，也印证了“陌生化”理论的独特价值。除此，还有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时提及什氏的艺术论、叙事理论中的个别言论。
而目前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认识不够全面，目前主要是对其“陌生化”理论展开研究，但对其诗学中“陌生化”理论之外的诗语理论、叙事理论、艺术论等的研究严重不足；二是由于译介的文献资料的限制，目前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基本内涵等内容的认识有所偏颇，如对其诗学的语言学基础的认识，一般将其概括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其实什克洛夫斯基的老师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才是其理论真正的语言学源头；三是对一些理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如“陌生化”理论的内涵、逻辑发展过程，叙事理论等，如常谈到叙事理论对20世纪叙事学的影响，但具体影响何在，其叙事理论的真正内涵何在，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可以看出，对于什氏诗学理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无论是深入挖掘基本理论内涵方面，还是比较研究及应用分析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的路依然很漫长，对于什氏诗学理论的认识上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未被研究的处女地。所以说，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研究还在路上。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
本书以全面把握什克洛夫斯基的全部诗学著作，充分研读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以其前期和后期，即俄国形式主义和后俄国形式主义两个阶段的诗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将其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及欧美诗学、语言学发展的背景中阐释，其诗学理论的提出无法离开其理论语境，反过来说，也只有这样将文学艺术沦为文化附庸的语境才直接推动了什氏诗学的提出。纵观什氏整个诗学理论的发展，其变化性特征毋庸置疑，所以，我们也要以变化的理论视野观照其诗学发展，阐释其具体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动因和影响。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陌生化理论、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所以，作为对什氏诗学整体研究的第一次尝试，本书以什氏诗学的基本分类作为框架，这样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理论脉络和发展走向，但各部分又不是独立的。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阐释和说明，其诗学理论的核心为陌生化理论，它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的发展，而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也不能绝对地分开，什氏的“诗歌”一词有时专指诗语的发展，有时泛指与非艺术作品相对的所有文艺作品，而叙事理论中，有叙事诗这样的过渡文学样式，如此等等。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对各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的一些过激理论观点也受到了成员的批评。如他和雅可布逊同为俄国形式主义两颗璀璨的明星，同样追求陌生化效果和文学性的独特诗学价值，但在具体理论阐释的时候由于对诗学与语言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二者呈现出巨大的理论差异，最终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同时，不仅什氏诗学的提出受到当时理论环境的影响，它的发展也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俄罗斯，包括什氏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与社会学批评的对阵局面；在欧美，对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流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什氏后期诗学的修正与发展与它们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所以，无论对什氏诗学的全面、深入了解，还是对20世纪俄罗斯及欧美诗学发展的研究，都无法割裂二者之间的重要关系。
纵观什氏诗学理论的发展，尽管其重要影响不言而喻，但为了对其有完整而真实的认识，还要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客观地总结其诗学理论的局限之处，这并不是否认其理论价值，而是为了对其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什氏诗学中，除了被人们指责较多的前期对内容的摒弃，还包括对生活语言等各种非文学语言的艺术价值的忽视，为了更好地让对方接受，生活语言不仅重实用价值，同时也注重将其更好地传达的表达方式，这使很多生活中的语言表现出了生动形象的特征，令人难以忘怀；其诗学中还表现出很多理论悖论，如一方面强调艺术形式经过多次的观照之后对读者而言就会成为自动化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价值的永恒性。与此同时，还要开展对什氏诗学的批评的再批评，立足于什氏诗学全部著作反观国内外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对其最大的误解在于认为什氏诗学后期完全走上了社会学批评的老路。什氏后期尽管承认内容在文本中的合法性，提出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文学观，但他强调的内容并非针对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而是将关注点跃升为对整个人类彼岸精神世界的关怀，彰显了其高远而宏大的人文情怀，同时，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依然不违背陌生化理论的基本精神，依然遵循开始始于惊诧的理念。
什氏诗学不仅在欧美诗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人类生活的发展也意义重大，在物质生活高速发展的当下，精神生活不能缺失，它才是人类真正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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