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片断
终其一生，王国维都处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当中。
22岁之前，他在家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在科举考试时弃时文帖括八股而不为，“不终场而归”，弃绝了传统的仕进之路。
30岁之前，他醉心于西方的哲学美学，深受叔本华 、尼采、康德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服膺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哲学，借哲学“探索宇宙人生之真理”。
30岁之后，他深感“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的嗜好渐由哲学转入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
《人间词》《人间词话》即是他寻求心灵之慰藉、灵魂之安顿的实践与理论的产物。《人间词》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是对生命与灵魂的拷问。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流露出深沉的忧生忧世的生命色彩。忧生是对生命的忧患，抒写个体对生命的理想、焦虑、追求、失望。有一种无法挥除的孤独感贯注其间，它的情调总是悲怆的。忧世是对人世的忧患，以抒写人情世态、展示人世百相为底本，揭示人世的困厄、艰难、凋敝。它所面对的大多是人世的痛苦。《人间词》对生命与灵魂的拷问，对人世困厄的反思，大大拓宽也加深了传统词境的表达。
《人间词话》是对《人间词》作的理论反思与总结。词话中对忧生忧世之作也是大加褒扬。他认为李后主之词高于宋徽宗，就在于前者跳出了一己之悲欢，“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他认为诗有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之别，“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他认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表现了诗人之忧生。这两句诗，表现的都是个体在苍茫宇宙间孤独地寻找的主题。“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表现的是诗人之忧世。这两句诗表现的都是天地苍茫，人却失路的无措无力感。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在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上又一次发生了转折。文学中寻求慰藉之不可得，灵魂终无法得到安顿，他转而埋头于古文字、古器、古史地研究，陷入纯粹的考据之学中。于喧嚣的人世里在考古中寻求最纯粹的寄托。
与文学上超越时代相反，在政治上他却越来越趋于保守。他以清朝遗老自居，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他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格召见，并任“南书房行走”。当溥仪被逐出宫，他视为奇耻大辱，欲投河自尽而不得。在“君辱臣死”心灵阴影的笼罩下，他最终以自杀而“完节”。王国维之死因，众说纷纭。与他精神相通且为至友的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茫茫宇宙，唯有一死。王国维最终以“死”结束了他带有悲剧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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