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研究论集》为“燕行录”的研究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总论”从名称、文献与方法上对“燕行录”的研究提出学术上的商榷意见；第二部分为具体燕行录文献的考订及各类解题；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反映了近年来“燕行录”研究的新进展。

　　本书题名《“燕行录”研究论集》，之所以在燕行录三字上加引号，是因为以我的学术认知，将高丽、朝鲜时代的使臣或其随从所撰写的这批文献，用“中国行纪”来称谓是较为合适的，此处使用的“燕行录”，仅仅是一种姑且从俗的表示。我希望目前还在整理中的《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数据汇编》出版之后，有可能将“燕行录”的称谓改变过来。
　　如果要追溯东亚学人对这批文献的关心，较早可以举出日本学者中村荣孝，他在1930年5月出版的《青丘学丛》第一号上，就发表了《事大纪行目录》，最早对这批文献从目录学角度作了汇总，尽管远远称不上完备。1933年，中国学者金毓黻在编纂《辽海丛书》之际，收入了柳得恭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并且评论说：“异国人记中朝事迹之书，不参利害之见，颇能得真，故可贵也。”表明了对此类文献的重视，虽然其“不参利害之见”的断语在今天看来未必真的如此。相较而言，韩国学者的起步稍迟，但大规模地推出此类文献，还是以他们后来居上。先是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编纂影印了《燕行录选集》两册，七十年代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又以此为基础编纂了《国译燕行录选集》，一方面将这些文献翻译成现代韩语，一方面又加上索引等整理手段，最后将原文影印附录。就研究而言，较早利用这批文献探讨中韩文化交流的是日本学者藤冢邻，他在1935年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朝鲜时代清朝文化的输入与金阮堂》，在其身后（1975年）整理出版为《清朝文化东传之研究》，堪称相板研究的奠基之作。

前言
总论
名称·文献·方法
——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
文献编
《燕行录全集》考订
阅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
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解题稿（十七种）
十九世纪燕行录解题
散文抑或小说
——张汉诘《漂海录》撰述性质考辨
十九世纪初东亚漂海录《乘槎录》的编纂与版本
专题编
权近《奉使录》与明代淮扬卫所的高丽人军户
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的理想与现实
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看明代中后期的玉河馆
——以会同馆提督官为中心
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
——金堉使行研究
清代朝鲜燕行使团食宿考
李裕元乙亥燕行与东亚局势
——以李鸿章与《江华岛条约》为关照点
明初高丽使臣高邮怀古诗的文化内涵
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
明初朝鲜半岛使臣笔下的南京印象
朝鲜士人的对清认识
——以送别燕行使臣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的清朝观
朝鲜朝燕行文献与清代前期语言的使用
——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康熙十三年安南使者的中国观感与应对
——兼和朝鲜燕行文献比较

　　十、昊载绍《燕行日记》
　　《燕行日记》一卷，昊载绍着。
　　昊载绍（1739-1811），字克卿，号石泉，朝鲜海州人。据其子熙常所撰《先考判敦宁府君墓志》可知，载绍于英祖四十四年（1768）中进士，四十七年（1771）文科及第，官至判敦宁府事，曾参修英祖、正祖两朝实录，卒后谧号曰“定献”。昊氏在海东，素以道德文章傅家，名人代出。昊载绍的高祖、曾祖、父亲都曾出使北京，其兄昊载纯则曾出使沈阳，堪称使行世家。
　　此书作于朝鲜纯祖元年（清嘉庆六年，1801）。是年四月，嘉庆皇帝册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向朝鲜派遣敕使颁发诏书。朝鲜随即派遣使团前往北京，进贺嘉庆皇帝册立皇后，并为清朝敕使的到访谢恩。此行以沈能建为正使，昊载绍为副使，郑晚锡为书状官，同行者另有昊羽常、朴珍，军官南有宪、李彦忠、金载遇，译官李宲、刘运吉，御医金宗友，马头池以泽、郑观等人。一行人于八月二日离开汉城，九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待至十月二十九日离京，并于十二月八日返抵汉城。
　　昊载绍学识博赡，行前又阅读前辈使者日记，故对沿路山川城池、文物古迹相当熟悉，凡经一处，常引经据典，予以考论。对沿路风土人情、奇见异闻又充满兴趣，常常认真予以记录，留下不少珍贵史料。比如当时白蓬教起事、清军征兵方式、作战过程及战乱导致的民生凋敝等多有记载。书中对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数次笔谈的记录，对于了解当时汉人心态，特别是对清廷态度大有裨益。对当时社会的负面现象亦颇多记录，如大兴土木，极尽奢华，礼佛之风盛行，捐官现象严重，底层汉民流离失所，满汉矛盾郁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书最值得注意者，乃作者强烈的夷夏情结。对神州陆沉之感慨，沿路触物辄发，在书中俯拾皆是。特别是入京后看到满人作威作福，汉人唯唯诺诺，文天祥庙颓圮失修种种情状，竟至于郁气滞积。对于沿袭明制的东国，昊载绍极为自负。他以中华礼乐纲常卫道者自居，怀着向清朝统治者展示中华礼乐文明的心态进入清国，对于清人不合旧制的朝仪制度则极为鄙薄。在观看嘉庆帝自圆明园还宫的仪仗队列之后，昊载绍讥讽道：“意以为清皇虽胡服，中国威仪本自有先王遗制，当有一二事可观者，以今所见，直狼山猎骑耳，乌得以文物责之哉？”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对满族统治者称之为“胡”、“虏”、“鞑子”等，而对明朝则以“皇明”、“我明”、“大明”称之。作为藩邦属国之臣，昊载绍对嘉庆皇帝无任何尊重。品其相貌，则谓“殊无英才动人”；评其举止，则曰“圣体浮轻”。读到宝恩、王杰、刘墉、庆桂等朝臣赞颂嘉庆诗文，则感慨“果如渠辈称颂，则嘉庆真圣人也，其然乎？其然乎？”而对民间传闻嘉庆帝性多疑忌，“躬揽权网，专任苛察”，则深信不已。对于仕清汉臣如纪昀、彭元瑞等，他极为蔑视。看到朝中大事全由满族官员决断，汉族官员只是唯唯听命，毫无权势的状况，他嘲讽道：“夫中华士大夫口读尧舜之书，身被靺鞨之衣者，只为其贪恋名位，而得其名位，乃竞虺不自安如此，不亦悲乎。”特别是见到前明贵族沦为序班，靠贩卖为生，更是不胜唏嘘。尤可异者，是他对明末抗清名将祖大寿的态度。他在宁速（今兴城）观赏了祖大寿牌楼后写道：“大寿，宿将也，受国厚恩如此，而甘心背叛，沦为左袵，当时何颜见此门上世德乎？狗彘将不食其余矣。”对于祖氏抗清功演只字不提。
　　从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朝鲜士人对清朝文化的整体观感逐渐改善，昊载绍显然游离于这一趋势之外。他正统观念之强烈，反清态度之坚决，在这一时期的行纪中是罕见的。这或与其家族文化传统有关。其子昊熙常尝谓：“我昊自贞武公来，以节义孝友儒术文章相继承，遂大显于世。国史家乘，皆可按也。”（《老洲集》卷十九《文靖公府君行状》）从其父昊瑗《月谷集》、其兄昊载纯《醇庵集》及其子昊熙常《老洲集》等文献中可以看出，昊氏一门多恪守正统儒家文化之士，思想趋于传统保守。同时，从本书看来，昊载绍本人个性狷介，性情傲慢，对自己的学问识见、道德操守都极为自负。此书现存抄本一部，一册，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今西文库。正文首页钤有一印，可辨识出“载绍”二字，据此可知其抄写时间必在作者生前，并为作者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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