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_朱尚刚 _9787100113809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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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是朱生豪之子朱尚刚为其父母作的传记。书中分别讲述了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求学的过程，以及两人从相识到相恋，zui后走到一起的经过。重点讲述了两人婚后的生活。当时时局动荡，朱生豪致力于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而其妻子则给与了他zui大的支持。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生活拮据，环境恶劣，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朱生豪就去世了。之后漫长的日子，都是宋清如一个人支撑这个家，还不断为了朱所译莎剧不断奔走，并zui终促成了译著的出版。本书从两人的幼年写起，一直写到两位老人的去世。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关于两人真挚美好的感情。

我很后悔写这本传的考虑开始得太晚了。也许因为我做的是工程技术工作，又一直比较忙，不大有往这上面想的机会。也可能是因为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跟母亲的共同生活，已经习惯于母亲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中一个zui普通的成员，并且安于斯乐于斯的思想方法，因此当美国传记协会来信告知母亲已被推选入下一版的《世界杰出人物名录》时，我也几乎和母亲一样感到吃惊。当然，吴洁敏、朱宏达两位教授撰写的《朱生豪传》的出版，也一度使我感到父母亲的足迹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因为在两位教授写《传》的过程中母亲和我确实是倾囊相助的。
　　母亲去世后，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我从未见到过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使我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父亲去世一周年和两周年时母亲的两篇祭文，每读一次都不能不使我热泪纵横，母亲收到的大量学生来信更是每一封都使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洗练。我认识到，父母亲的一生正体现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他们正直、勤勉，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却又常常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执着、顽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而从不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因此，当朋友们建议并鼓励我为父母亲写一个合传的时候，我动心了。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对我讲起过去的种种往事，听的时候我虽然饶有兴味，却从来没有认真记录过。到这时候，那些极为珍贵的具体细节，都成了时间、地点、人物十分模糊的“印象”了。在惋惜之余，只能从头开始，一方面仔细阅读研究父母亲留下来的每一张纸条、每一封书信，一方面抓紧时间向父母亲昔时的同学、同事、学生等征求材料，并在1997年年底到1998年间跑了上海、杭州、常熟、张家港、北京、南京、苏州、香港等地，访问了不下二十余位同志，还从上海图书馆查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材料的积累使我有了信心为父母亲写一本更详尽一点的合传，一方面借此来反映我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给后人留下一点思索和回味；另外也尽可能为我国文化界多保存一些第一手的史料。
　　母亲曾经对父亲做过这样的评价：他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爱国者，然后才是一个翻译家。诗人的才质使他有能力驾轻就熟地将莎士比亚这位天才诗人和戏剧家的神韵介绍给我国人民，而炽烈的爱国热情则是使他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巨大工程，以至以身殉之的根本动力。
　　人们对父亲的了解，zui主要的当然是出于他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上的成就。但是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只是因为过早的夭亡才使他的才能没有得到更大的发挥。父亲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实在要是我一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对我说：“你是只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翻译翻译的。”那么我一定要请求他把我的生命收回去。其实直到大学三年级为止，我根本不曾想到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可是自到此来，每逢遇见熟人，他们总是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翻译。好像我独有的本领就只是翻译。对于他们，我的回答是：“不，做字典。”当然做字典比起做翻译来更是无聊得多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不止会翻译而已。
　　现在能收集到的父亲的文字作品，除了莎剧的译著外，主要还有幸存下来的大约五十余首诗词作品（只占他实际作品的一小部分）、父亲在1933年到1937年间写给母亲的三百余件书信（其中236件曾经删节整理出版过）以及他在1939年到1941年间在中美日报社工作时所写的一千篇左右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短论“小言”。我在本书中对这几方面的内容都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希望能对父亲的文学成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映。
　　母亲作为父亲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知己，在支持父亲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晚年又为重塑父亲的形象献出了zui后的精力。但母亲并不仅仅是父亲事业的助手，她还有其独立的自我。母亲早年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施蛰存先生对她的高度评价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骆寒超先生也认为母亲所写新诗的水平并不亚于父亲。当然，母亲的一生更主要的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她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能和学生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爱戴，这是对她的辛勤劳动和广博爱心的zui好回报。这个事实本身也为教师这一行业的伟大作了很好的诠释。母亲在50年代曾有调到高校工作的机会，可是她始终没有去，在谈到与学术“成就”有关的话题时，母亲常说“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母亲深知这样的定位很可能使她与学术的光环无缘，才学再高，恐怕也只能默默地作“人梯”。但是她培养出了大量取得卓越成就的栋梁之才以及普通的“螺丝钉”，同样使她欣喜和满足。这正是母亲一生中zui平凡而又zui伟大之处。
　　回顾父母亲的一生，悲剧的成分似乎比较重。但“悲”与“壮”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无论是父亲稍纵即逝的生命火花，还是母亲漫长而充满坎坷的一生，虽然都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都是在悲中益显其壮。这正是我虽然力不从心，却仍想尽力表达的主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尽可能跟踪了父母亲的成长过程，反映他们的爱情生活，探寻他们的感情世界，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展现给读者。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承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热情帮助，范泉、彭重熙、王福基、朱宏达、吴洁敏、范晓华等同志热心指导和鼓励，黄源汉、陈馥楠、陈宝璜、邹瑞、巫和林、唐佩渠、史曾瑞、厉晓放、钱旭洋、孙绳武、章伟祥、祝育华、卢菊英、褚元强、钱维权、许泽兰、蔡纪淑、陆晋三、郭巧卿、赵桂素以及许多未能一一列举的同志，还有上海图书馆及许多母亲工作过的学校单位都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我所工作的嘉兴毛纺织总厂和下属的嘉春毛纺有限公司及红宝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也都给了我热情的支持，这才使我这个虽然非常喜欢文学，但从未有机会从事文学创作的新手能基本顺利地完成了这部“引玉之砖”，多少为以后的研究者们留下一点史料。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9年4月于嘉兴

　　第一章　西南湖边的少年
　　一、家道日落
　　朱家的祖上，可能是因为缺乏显赫而值得标榜的人物吧，所以记载谱系的材料少而又少，所能查证的情况，也就非常有限了。
　　在朱家有一张上代留传下来的写在红纸上的《立嗣议约》，这是父亲的叔祖母吴太于1925年邀集亲族议决出嗣的签约文件。根据该文件上记载，朱氏谱系为：
　　据文振叔回忆，在过去多次丧事中，常请僧众或道士做法事或道场，超度亡灵，此时在所奉祀之列祖列宗的黄纸疏表中，多次以树村公为“高高始祖”（远高于高祖），但其后并无“昌”字辈一代而有“山”字辈一代，如琢山、馨山、钜山等，均列在春泉、寿泉等曾祖辈之前而居于高祖辈。树村公与“山”字辈高祖之间则空白缺位，故认为对上述《立嗣议约》中前两代的准确性应有存疑。
　　从以上情况看来，以树村公为本支族始祖已属历代公认，但其人其事，概无流传，已完全无法考证。树村公与寿泉公究竟相隔几代，“昌”字辈及“山”字辈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许都只能作为永久的疑问了。而朱家的历史能够有具体记载的，大概只能从寿泉公开始。
　　我的高祖朱寿泉，约生于1822年，原住在嘉兴城内南门大街某段，经营商业，一度颇具规模。太平天国军队攻占嘉兴期间（约在1860年），住房被烧毁。后来就在南门外东米棚下购地另建住宅。东至槐树头，西至东米棚下市河边，占地约一亩七分（一说为一亩九分）。此时朱家家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所以造的主楼结构偏小，出檐颇低，影响了房屋的实用性和光照。园中部原来拟建一个大型厅堂，也因财力不足，结果只造了一间小型栈房。倒是临槐树头的三间楼房，靠仙洲公妻子钱太以其私蓄贴补了一些，造得比较像样。新宅西面临街四间楼房作为店面，独资开设裕盛商号，经营油麻铁锅粗瓷，等等，属徽帮。但风云不测，可能店号遭受损害挫折，人们多疑为店内亲信人员作怪，寿泉公竟吞食生鸦片自尽（约在1868年）。作为“善后”安顿，店号改为十股合资，店名改为“聚和”，朱家只占其中三股（长房仙洲公占两股，二房云峰公得一股）。由于朱家无人善于经营，更无法与店内实际操持经营的人员“斗法”，每年只凭主事者分给“官息”。高祖母洪太（寿泉公妻）精明能干，在家族隆盛时期襄理家务，出力不小。寿泉公亡故后，一应家事，乃至参与商务，概由洪太承担，勉力维持一家局面。洪太寡居约四十年，享寿八十有四。洪太生有三子一女，我曾祖父仙洲公居长，次为云峰公，议定出嗣老三房浩泉公后，但不幸婚后仅二十二岁就早逝了。妻吴氏无子女，守寡近六十年，后由文振叔承嗣为孙。洪太幼女适顾氏，幼子宝沄公早夭。
　　曾祖父仙洲公，原名宝濂。幼年虽值太平军战祸，但当时其父经营商业，家境小康，得以专心学业，攻读经史诗文，以期家风渐转书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得中秀才，但当时在地方上颇有文名。
　　仙洲公既已一心走读书科举之路，实际上也就再无心经营商业了，加上那段时间家中事故频频，使他既难以专心翰墨，对祖传店号的经营更是一无成就，一任同伙之人玩弄手段，中饱私囊。
　　仙洲公虽然先后娶了钱氏、陈氏、徐氏三位妻子，却未得男丁，所以仙洲公以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凡家庭大事均以“堂名”作为对外的代表，称“朱巽顺堂”。家中无男丁在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也给朱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仙洲公去世（时年不到五十岁）后不久，就有与仙洲公同辈的本家支族长发难，认为仙洲公身后既无男子承继父业，就应由本支族中决定承嗣人选，以继承仙洲公家业，以后又有其子或侄辈反复提出强硬争议，zui终夺走了东米棚下和槐树头临街的部分房产。后来还挑起过多次争议，直到1925年以后方始平息。
　　由于仙洲公身后无男丁，且朱家其他各支男丁也不多，所以由洪太做主，由待字闺中的仙洲公幼女朱佩霞招赘西塘陆润为婿，以继承家业。这就是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朱佩霞（1888—1922）幼年丧父，从小禀赋聪颖，尤为其祖母洪太喜爱，故决定由她择婿入赘，支撑门户。当时其母徐氏亦已亡故，家中事务仍由洪太主持，至于商店事务，则悉凭经办人员操纵。
　　我的祖父陆润（1886—1924），字朗轩，嘉善西塘人。青年时曾在嘉兴永鑫布店当学徒，有兄弟各一人。婚后因不谙朱家祖传经营之油瓷店业务，且店为人操纵无从插手，乃和祖母商量后，将所留私蓄，主要是洪太分拨遗赠之财物，在丝行街开设小布店。但因其秉性忠厚，不善经营，且乏得力助手，故小布店仍连年亏损。后又和他人集资办小型摇袜厂（工场），亦很快陷入困境。所投入的资金，以及聚和油瓷店原属仙洲公名下之两股资产亦先后抽用亏耗殆尽。至此可谓家道中落，再难恢复祖辈的殷实门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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