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四书”的夙望，蒋伯潜从小就有，其倾心血持之以恒，在边工作边提高文化水平的过程中，写就了这部《四书读本》。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然，我想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强大魅力和生命力。本书是学界公认的四书读本，民国时期的国学出版盛典之一，众多著名学者一致推荐。
本书是蒋伯潜注释的四书通俗读本，被学界公认为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后的四书注释本，为众多学者一致推荐，适合初学者，也适合精读。全书共分四篇：大学读本、中庸读本、孟子读本和论语读本。
大学新解
蒋伯潜
《大学》本《小戴礼记》中之一篇，宋以前并不单行。宋仁宗天圣八年，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程颐尝云：“《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朱子作《大学章句》以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是本篇之自《小戴礼记》中抽出，特加提倡，起于宋朝。朱注说：“大，旧音泰，今读如字。”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大，旧音泰；刘音直带反。”旧音，指汉儒郑玄等音读；刘氏名宗昌，著有《礼记音》一书。朱子是从刘宗昌的音读的。朱子认为本篇中有脱简错简，作《章句》时，有所移补，故《四书》中之大学与《十三经注疏》本《小戴礼记》中之《大学篇》不同。朱子又分之为“经”一章，“传”十章；以为“经。为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按郑玄《礼记目录》仅言子思作《中庸》而不及《大学》之作者。虞松《刻石经于魏表》引汉贾逵的话：“孔伋穷居于宋，惧家学之不明，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这是说《大学》也是子思所作了。至朱子，方断定出于曾子，所以清代的汉学家多不信他。但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安知朱子所说曾子门人记《大学》之传者，不是子思呢？这一篇，可以说是儒家最有系统的一篇文章，以“明明德”为“新民”之本，以诚、正、修、齐为治平之基，把道德论和政治论打成一篇，融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于一炉，以发挥其“德治”的主张，组织至为完满。
大学章句序
朱熹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阊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
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
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
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学
大，旧音泰，今读如字。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
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所谓“大人”就是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大人”。孟子尝说乐正子是善人，是
信人，又解释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道德修养完满，故能充实而有光辉。“大学之道”，就是养成此种充实而有光辉的理想的人格之修养方法。朱子《大学章句序》首句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是以“大学”为古代所办的大学，似与注中所说“大人之学”自相矛盾。其实，古代小学所教，只是书、数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俊秀子弟升入大学以后，方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使能养成充实光辉的理想的人格。朱子的两种说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明德”，是光明的德性，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是备具众理、足以应付万事的。有时，这种光明的德性被人欲所蔽，便昏昧不明了。这和太阳隐于乌云，镜子蒙着灰尘一般，看似昏暗，本体的光明却并未消失；吹散了乌云，拭净了灰尘，仍可以恢复它本来的光明。上一个“明”字是动词。“明明德”，是要把人欲除去，使本有的明德格外光明起来。这是修养方法的第一步。
“亲民”的“亲”字，王守仁仍作亲字解。他以为本篇下文“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句中的“亲”字，皆是“亲”字意；《尚书·尧典篇》“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便是“亲民”。(详见《阳明先生传习录》)这样讲法原也可通。朱子说，“亲当为新”，是根据程颐的话；因为下文所引《汤》之《盘铭》、《康诰》以及《诗经》的句子都以“新”字为主。《尚书·金滕篇》，成王说：“惟朕小子其新逆。”成王这句话是说要亲自迎接周公。“亲逆”写作“新逆”，正和“新民”写作“亲民”一样，这是程朱读“亲”
为“新”的一个有力旁证。新是去旧维新的意思；“新民”是使人人能去其旧染之污，“日日新、又日新”地振作起来。由“明明德”而“新民”，便是《论语》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庸》所说的“成已”、“成物”；孟子所说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由此可知大人之学，不但要能自明其明德，以独善其身，还要能使人人自新，以兼善天下哩!
“至善”，就是“最善”的意思。“止至善”就是以“至善”为最后的目的，定要做到，不半途而废的意思。无论是修己的“明明德”，化民的“新民”，都要达到这“至善”的地步；下文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也是说要“止于至善”而已。以上所说“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大纲领。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道所当止的最善的境界。一个人如果能够晓得最善的境界，以之为理想的目的，才有一定的意志；意志一定，心就能静，不会妄动’了；心不妄动，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感到安稳；到处安稳，思虑自然周到；思虑处处能周到，做人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最善的境界，而得其所止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物各有本末，譬如一株树，根株为本，枝叶为末。万事各有终始，始就是开端，终就是结局。“本”和“始”是所“先”，“末”和“终”是所“后”。就上文所说言之，则“明明德”是“本”，“新民”是“末”；“知止”是“始”，“能得”是“终”。就下节所说言之，则“平天下”是“末”，是“终”，是“所后”；“格物致知”是“本”，是“始”，是“所先”。能了然于事物之终始本末，而知所先后，则循序渐进，不至错乱凌躐，故曰“近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中庸》说：“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这是儒家的根本主张。本节就是推说这个道理的。“明明德于天下”，就是“平天下”。平天下必须先把自己的国家治好：如自己的国还不能治，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悦服呢？但要治理一国，又必须先把自己的家整理好；要整理一家，叫家里的人都看自己的样子，听自己的命令，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可做家人的模范；所以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凡一个人以心为主宰。要修身，必须使心无邪念；要心无邪念，必须使心意诚实。所以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但人怎么才能诚意呢？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缓急先后；要知道事物的缓急先后，就须“先致其知”。所以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是推而极之之意。至于怎样才能“致知”呢？“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却有许多的解释了。朱注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又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所以格物是要穷尽事物之理，无不知晓之意。王守仁早年读了这几句，就对着一株竹，细细地格起来；后来竟格不出所以然，而至于生病了。他于是恍然大悟，以为“格物”之“格”，当解作《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格”。故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又说：“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详见《大学问》)王氏认为吾心本有良知，不假外求，故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但其他就以此相号召。流弊所至，致学者束书不观，以为只要凭吾心之知，即可应付万事，反不如朱子“即物穷理”之说，较为切实。清陈澧说：“格物但当训为至事；至事者，犹言亲历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远，不能亲历；读书即无异亲历也。故格物者，兼读书阅历言之也：致知者，犹言增长见识也。”(见《东塾读书记》)陈氏所说，浅近切实，可为朱注补充。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段是将上文的意思反复郑重说明“物格”是事物都阅历到；“知至”是知识已推完尽；由此而意以诚，心以正，身以修，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身修以上，是“明明德”；齐家以下，是“新民”。“物格”、“知至”则知所“止”：意诚以下，是得所“止”；所“止”者，诚、正、修、齐、治、平，即“至善”之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庶人，就是小百姓。壹是，同一切。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的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还在修身。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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