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动作片电影和畅销惊悚小说影响而产生的流行误解中，在社会科学家的常规解释中，暴力往往与贫困、种族或意识形态仇恨、家族疾病等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出发，借助视频录像、民族志调查，近距离研究暴力真正发生时的情况，引导读者进入真实而令人不安的人类冲突世界：从军队暴力、警察暴力、家庭暴力、校园欺凌、抢劫、运动暴力到武装冲突，进而揭示了暴力动力学，解释了为什么暴力通常会是对弱者的暴行、为何通常会在众人面前进行仪式性展览，或进行秘密恐怖袭击和谋杀；以及为什么少数人能够操控暴力；最后则提供了应对乃　　《芷兰斋书跋四集》：
　　此《曝书亭词拾遗》三卷《志异》一卷，为光绪二十二年（ 1896）清末翁之润搜辑付梓，卷前有牌记“丙申三月常熟翁氏校刻”。翁之润是翁斌孙长子，字泽芝、玉润，藏书室有“苕华词馆”“灵蛮室”及“师曾室”，观其堂号，即知其为嗜词之人，自云“弱龄弄翰，尤嗜倚声”，著有《桃花春水词》。《曝书亭词拾遗》上卷收《江湖载酒集》所遗二十九首，中卷收《茶烟阁体物词》五首、《静志居诗余》十一首、集外词九首，下卷收《蕃锦集》拾遗二十四首、《叶儿乐府》十六首，前有张预序、翁之润自序，后有翁之润跋，皆有谈及刻书始末及朱彝尊手稿事。 
　　翁之润序称，曾“幸睹琅函，获披原稿。览夫缃袭丽矣，金奁载酒江湖尽，豪家之自制浣花笺纸，复纤手之亲钞（原稿为竹坨姬人手抄，见杨氏跋语中）”，然此书付梓之时，“原稿藏杨幼云星凤堂中，今幼云藏书散佚殆尽矣”。又记有：“坊友持午垞词稿求沽，索二百金，许以六十金，不售，后为文学士道希益二十金得之。道希落职南返，传闻其书笈尽付东流，未详墒否。”道希即文廷式，其号芸阁，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甲午时力主抗战，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弹劾李鸿章，被革职逐出京城，戊戌时几遭不测，一度避至日本，归国后潦倒而殁。张预序言亦提及此事，称：“文君芸阁得老人手稿后，旋落职归。闻其渡海遇风，携书漂没，不知老人手稿无恙否。” 
　　关于翁之润，吾所得资料极少，然读其前序后跋，却觉得此君极为有趣。贾人开价两百金，其居然还至六十，此等还价方式令吾颇觉汗颜，不知翁君如何能够开得口去，并将之如实记录在册。搜集竹坨遗集，固然少不得《曝书亭集》中有意删去的《眉匠词》，然此集又从未付梓，仅以钞本流传，翁君闻此集钞本藏于丁氏持静斋，直接在序言中写道：“丁氏持静斋藏书极富，有《眉匠词》一卷，竹坨未编《江湖载酒集》以前之旧本也。今丁丈叔雅在京，未识肯假一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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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消除暴力的方法。

　　 跟随社会学大师看清暴力的真面目。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是美国当代社会学大师的新作，极具原创性，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11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大家手笔，深入浅出，简明易懂。

　　中文版序

　　我开始研究暴力，是因为我意识到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无法解释它，而微观方法则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发现。最初的头绪来自二战中马歇尔的资料：他在战斗结束后立刻访问士兵，发现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真正向敌人开了火。之后，随军心理学家格罗斯曼发现，士兵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受伤而畏缩不前(因为在某些情境下他们也会奋不顾身，如医护人员和那些未佩戴武器的军官);他们之所以无力进攻，是因为心中深植着对杀死他人的恐惧。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在社会学上，我们却能将其与一些更加普适的规律联系起来。

　　在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中(如街头斗殴和骚乱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无疾而终。在这些情境中，大部分人都会表现得像马歇尔研究的士兵一样，只是让群体中的极少部分人去实行全部的暴力行为。现在，有了暴力情境中的照片与录像，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时刻，大部分暴力参与者脸上的表情都是恐惧。民间普遍相信暴力中的情绪应该是愤怒，但事实上，愤怒大都只存在于暴力发生之前，而且大都是在受到控制的情境中，敌对个体彼此保持一段距离互相虚张声势。我将愤怒中的情绪称为冲突性紧张/恐惧;是冲突本身制造了紧张，而不是因为担心自己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而恐惧。冲突性紧张会让人变得虚弱;我们观察到(资料主要来自警方在开枪事件后的报告)，它能扭曲人的感知，让人心跳加快，促进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导致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这也解释了另外一个罕为人知的规律：当暴力真正发生时，它通常都是软弱无力的。当人们瞄准他人开枪时，大部分时候都无法命中目标;子弹会偏差很远，有时甚至会击中错误的对象，如旁观者乃至友军。这正是冲突的产物。我们得知这一点，是因为士兵与警察在靶场上的命中率比直面人类目标时要高得多。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推论：与敌人的距离越远，阻止人们开火的力量就越弱;所以炮兵部队要比携带小型武器的步兵更可靠，战斗机和轰炸机组及海军也是如此。近距离作战的士兵之所以表现不佳，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可能会在敌人的攻击中受伤或死亡。在这一光谱的另一端，面对面的近距离冲突会令射击的准头变得更加糟糕;两米之内的射击是非常不准的。这是一个悖论吗?恰恰是正常的社交距离让一切变得如此困难。看到敌人的面孔，同时也被对方看到，正是这一点制造了最大的紧张感。使用望远镜瞄准器的狙击手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哪怕他们能够看到目标的面孔也没关系;这是因为目标并不会看到他们，也就是说，双方并不是互相注意到彼此。黑手党杀手喜欢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出其不意地对目标发动攻击，并且大多是从背后出手，主要也是为了避免发生正面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刽子手曾经会佩戴面罩，以及为什么蒙面者会比其他人作出更多的暴力行为。

　　冲突性紧张/恐惧是互动仪式论的延伸。双方的互相关注——意识到彼此的意识——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双向浸润。通常情况下，双方共享的情绪都会水涨船高，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兴奋与团结。但是，冲突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面对面冲突激发了我们内在的一种倾向，即建构双方共享的节奏;但与此同时，它却又恰恰与这种倾向相悖，因为一方会试图支配和控制另一方。这也就无怪乎面对面冲突会如此让人紧张。人们之所以会感到紧张，主要并不是因为害怕受伤;但要说是害怕伤害对方，可能也不尽准确。事实上，正是双方互相关注之下所产生的紧张感，才导致这种内在的矛盾。

　　面对面冲突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并制造出紧张感;对此，我们能够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姿态中看出端倪。随着心跳上升到每分钟140次以上，人们在举枪瞄准等精细动作上的协调性会出现下降;当上升到每分钟170次以上，人们的感知会变得一片模糊;当上升到每分钟200次以上，人们就可能会动弹不得。尤其是当面对面冲突与其他行为(如奔跑、飞车追逐、激烈争吵或紧急电话等)产生的紧张与兴奋感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导致我们在暴力情境中看到的几种模式。如果双方都进入了高度紧张和兴奋的状态，争斗就可能会无疾而终;哪怕他们真的发生冲突，也并不会造成多大伤害。除了枪之外，使用其他武器时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包括刀、剑、棍棒和拳头等。由于这些武器都需要近距离使用，所以它们能够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也就很低;这与那些充满刀光剑影的电影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不同，哪怕电影中可能出现的是武士或是犹如施了魔法的超能英雄。

　　为什么暴力有时也能成功地造成伤害呢?关键在于出现了不对称的(asymmetrical)冲突性紧张。如果一方能让其受害者进入高度紧张和无力的状态，同时让自己不至于紧张到无法控制身体，他就能赢得上风。与其说暴力是身体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情绪上的冲突;只要能够获得情绪上的支配权，就能获得身体上的支配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现实中的打斗看上去都十分肮脏，例如其中一方在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时仍然对其大打出手。在极端情况下，这很可能就会是军事战斗中的一场大胜：一方因其心跳超过每分钟200次而动弹不得，另一方则将其心跳维持在每分钟140次以下，因此能够展开屠杀。这种不对称极其危险，因为支配者一方仍有可能处于兴奋状态;如果心跳在每分钟160次左右，他们就无法完全清醒地控制自己的身体。肾上腺素是一种“要么逃跑，要么进攻”的荷尔蒙;如果敌人看上去软弱可欺，流露出恐惧、无力的姿态，或是转过身去暴露出其自身弱点，那么这就很可能会引发我所谓的“恐慌进攻”。

　　那么，我们能否预测出究竟哪种模式会出现呢?事实上，只要存在以下一个或多个条件，人们就能绕过冲突性紧张这一障碍：

　　第一个条件是攻击弱者。成功的攻击者懂得如何挑选软弱的敌人，有时这指的是身体上的软弱，但更重要的还是情境中的软弱。

　　第二个条件是一群高度团结的暴力行动者从彼此身上获得社会支持;只要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节奏上，与敌人之间的冲突性紧张就会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体验。

　　第三个条件是有一群观众围观打斗。这种情境下会产生最持久和伤害最大的打斗。此时的冲突性紧张降低了，因为打斗参与者会关注自己在围观者眼中的表现;冲突双方形成了一种策略性合作，因为他们在该情境中都有着精英的身份，他们是在共同为观众进行一场表演。

　　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也能让人们无须发生正面冲突就能实施暴力。像自杀式炸弹袭击等隐秘的攻击行为就避开了冲突性紧张，因为直到炸弹爆炸的那一刻，它都在避免发生冲突。

　　暴力的冲突论也有乐观的一面。最具威胁性的冲突并不会导致暴力。我们之所以一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直到最近，关于暴力的大部分证据都存在选择因变量这一问题。暴力很难发生，这有着深植于互动之中的原因。大部分时候，双方都能保持对等;他们同样会怒发冲冠，也同样会虚张声势地互相威胁。这些冲突都会无疾而终，因为它们无法绕过冲突性紧张这一障碍。

　　与关于阶级或种族不平等的传统宏观理论，以及关于男性霸权与荣耀的文化理论相比，暴力的微观社会学理论要乐观得多。那些宏观因素往往长期不会变化，但是它们必须先要克服当时当下的情境条件，才能让冲突发展为暴力。微观互动理论指出了需要克服的情境条件，并为普通人提供了在生活中受到威胁时该如何脱身的微观行动指南。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Dorothy Swaine Thomas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社会冲突等。 
　　代表作品：《互动仪式链》（2004），被列入商务世界学术名著译丛。

　　译后记

　　三年前，当我第一次坐在兰德尔·柯林斯的“当代社会理论”课堂上时，曾经难抑激动的心情：柯林斯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学家之一，对宏观与微观社会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与建树。他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结合了涂尔干的仪式理论、韦伯的冲突理论和戈夫曼的微观研究方法之精髓，被视为微观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在柯林斯的课上，我们从戈夫曼、米德、福柯、布迪厄等重要学者的理论视角出发，既讨论了现当代社会运动、国家转型、种族冲突等宏观命题，也探讨了社交网站、智能手机乃至自拍等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也正是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读到了柯林斯出版于2009年的《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并很快便被它独特的理论取向所吸引。

　　互动仪式链理论是柯林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本书亦可视为该理论在暴力研究领域的一种应用与延伸。它虽然基于微观分析，却有能力对社会冲突和分层等宏观现象作出有力的解释，可以说代表着当代社会学界重要的理论发展方向。基于互动理论而建立起的暴力解释框架，也有着崭新的视角和极具说服力的普适性。

　　本书最独特之处在于将暴力情境而非个体背景作为分析的核心。每当谈及暴力，我们最关心的往往是施暴者与受害者究竟是什么人，而常常忽略了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正因如此，过去的暴力理论虽然能够通过宏观数据与背景分析给出暴力的大体趋势，却也总是在微观层面遭遇难以解释的悖论：究竟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暴力个体”(例如贫穷的年轻男性和宗教极端分子等)?为什么某些看起来与暴力无缘的人，却会在特定情形下作出暴力行为?为什么绝大部分人即使满足“暴力个体”的条件也并不会行使暴力?在穷尽一切关于背景因素的分析之后，我们对暴力的理解仍然深受局限。即使相对更为关注暴力发生过程的机会与控制理论、法律行为理论、抵抗理论、暴力的文化解释等，也仍然失之宏观，对微观层面的悖论无能为力。而这也正是柯林斯写作本书的初衷所在。

　　对于围绕在暴力周围的诸多谜题，柯林斯在本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应当将分析重点从个体背景转移到暴力的微观情境之上——“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因此，暴力情境能够适用于不同个体，“暴力个体”却并不适用于不同情境。

　　这一结论可能有些出人意料。最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战了人们对于暴力的一种迷思：暴力是人类的野蛮本性，很容易发生，所以人类文明建立了一系列社会制度来阻止那些暴力的个体。柯林斯建构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模型：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触发暴力，而是在互动中逃避和弱化真正的暴力;因此，与其说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阻止暴力，倒不如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鼓励暴力乃至将其制度化。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警察与军队中的种种纪律;此外，个体表演型暴力(如拳击、跆拳道与击剑比赛等)和其他团体竞技体育(如冰球和橄榄球等)的规则，也有着保障暴力顺利发生的意味。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忽略了这种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暴力的认知存在一个分类误区：暴力一定是坏的、不利于社会的、违反规则的;反之，如果暴力符合社会运转的需要与规则(尤其是由官方行使的暴力)，或是以娱乐形式呈现出来，那么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被认为是暴力，或是会被认为是“好”的暴力。这种一刀切的分类模糊了暴力的本质，更令我们对暴力和“暴力个体”形成了一种偏见。然而，当我们跨越暴力类型，试着用宏观数据与个体背景去解释不同情境下的暴力，这种偏见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所谓统计学上的“暴力个体”，往往并不能用来解释官方暴力或娱乐暴力的发生。

　　因此，正是传统的暴力分类阻碍了我们对暴力的分析。这也是质性研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选择因变量。而当我们跨越暴力种类，将目光聚焦于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上时，就会发现互动情境比互动者具有更多共性。因此，若想塑造一个关于暴力的普适理论，那它必然是关乎情境而非个体的。这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

　　柯林斯指出，不同形式的暴力有着共同的特点：暴力实施者必须克服情境中的紧张与恐惧，才能顺利实施暴力。暴力的不同表现，事实上是克服这种紧张与恐惧的不同路径：有些暴力会去寻找软弱的受害者，有些暴力会通过制度化的规则与纪律来压倒紧张与恐惧，有些暴力会从围观者身上汲取情感支持，有些暴力则会通过双方的心照不宣来让暴力成为一种表演。这一系列对策形成一道连续光谱，进而也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暴力。

　　哪怕是顺利实施的暴力，也往往不像电影中那样“精彩”：大部分暴力都是苍白无力、转瞬即逝的，因为它违背人类的互动本性，导致紧张与恐惧贯穿始终。更重要的是，暴力情境的互动结构，决定了情感能量最终只能流向少数群体。因此，无论是集体斗殴、校园霸凌、街头骚乱还是现代战争，能够冷静而高效地实施暴力的“精英分子”，始终只占全部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

　　本书综合采用了民族志观察及文本、影像与图片分析等方法，其中许多证据都仰赖于摄影与摄像技术的发展。此外，书中也包含柯林斯本人多年以来的个人观察及谈话记录，甚至还有他对雇佣杀手的直接访问。也许正因如此，作为一部社会学理论著作，本书可谓浅显易懂。既没有佶屈聱牙的学术词汇，也没有高深莫测的公式与模型，所有论点都由明白晓畅乃至略显活泼的文字表述出来，辅以对日常事件的观察记录及令人过目难忘的珍贵历史图像。即使对社会学并无太多了解的普通读者，相信读起来也不会费力。而这也正是柯林斯老师一直以来的写作与教书风格——深入浅出、因材施教，力求将理论准确而清晰地传达给学生与读者。

　　作为柯林斯老师的学生之一，我十分有幸能够翻译本书，更从中获益匪浅。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也能借此一窥微观互动理论的精妙之处，并打破对暴力的迷思及固有认知。在恐怖主义暴力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与难题的当下，本书的理论价值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