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拉里曾参加一战，目睹了战争的无情和残酷，因此对人生心存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渴望寻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与未婚妻解除婚约，在巴黎游荡，并从巴黎出发遍游全世界。后来，他在印度宗教的神秘中顿悟，对人生有大彻大悟之感，随后返回美国，过上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毛姆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拉里探求人生意义的历程，揭示了精神追求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主人公拉里以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现了西方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

　　著名翻译家王纪卿经典全译本，根据兰登书屋典藏本翻译！马尔克斯、莫言、乔治.奥威尔、张爱玲、村上春树等一致推崇！
　　毛姆三大代表作之一，入选《50部灵性经典》一个普通人寻找信仰的人生传奇，追求真正生活的刀锋上的行者
　　《刀锋》文字如犀利的刀锋，闪电般划过混沌的暗夜，将物质与思想世界的边界照得雪亮，剥离出人生千疮百孔的本质——既欣喜又悲伤，既崇高又堕落。而毛姆了不起的一点，便是在一切的挖苦嘲弄之后，依然保有对人性的慈悲。

　　译者的话
　　在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着手翻译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刀锋》（TheRazor'sEdge），而我听说他的另一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中译本正在全国畅销，其第三部代表作《人生的枷锁》中译本也卖得不错。毛姆的长篇小说在中国走红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在世时，就以作品首屈一指的销量而令其他作家妒忌得眼红，因为他是享有“莎士比亚之后第一人”盛誉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因为世人认为“只有英国作家萧伯纳可以与之比肩”，因为他是一只“趴在百万畅销量之上的老鳄鱼”。在中国，毛姆作品中受到欢迎的还不只是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就在我翻译《刀锋》的过程中，也再一次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捧，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可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媲美，因为毛姆在20世纪的英国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我所知，尽管《月亮与六便士》的中译本早已问世于我国，但毛姆作品中译本的大量出版，是在我国文化政策较为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那时随着一大批毛姆作品中译本上市，读书界形成了一股毛姆热。作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作家，毛姆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如今在我国出现第二波毛姆热，其中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就是《每日电讯》报资深记者赛琳娜·黑斯廷斯所著的《毛姆传》中译本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隆重登场。
　　这部传记告诉我们，毛姆在文学史上有三个令人嫉恨的优势，很多同行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一生太富有、太多产，作品太畅销，而他不懂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却要“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所以他很难在学院里找到“一流的位子”，庙堂中人企图把他贴上“通俗作家”的标签，将之压制于江湖之中，不让他跳跃龙门。不料文学之乡法兰西却对他青睐有加，给他以莫泊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的评价，所以到了1952年，他本国的牛津大学不得不给这位颇以“通俗作家”为荣的作家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而在1954年毛姆八十寿诞的时候，英国人又授予他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
　　毛姆本人在私生活中的离经叛道，也使英国的正统社会将他视为异类，而在法国，他的人生经历却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特德·摩根，另一本《毛姆传》的作者，对毛姆评述道：“毛姆是下述一切的总和：孤僻的孩子，医学院的学生，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伦敦西区的成功戏剧家，英国社会名流，一战时期佛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同性恋者，跟有夫之妇私通的有妇之夫，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二战时期的宣传家，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其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
　　部分是由于毛姆的上述形象，尽管他在生前终于得到了本国文坛的承认，但英国的精英未必喜欢他，因为英国文坛对他的承认，是被他在外的名声所逼迫的。他们有理由认为，毛姆的作品不够庄重，不够典雅。那么，在那些不在乎庄重与典雅的普罗大众眼里，毛姆是否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呢？非也。尽管毛姆以“通俗作家”而自豪，普罗大众却未必对他着迷，因为他那辛辣犀利的嘲讽和俏皮的幽默还不够浅显，不够滑稽，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通俗还“悬在半空之中”，无法令普罗大众捧腹。那么，是什么人为毛姆而狂热呢？应该是中产阶级人士。靠着自身打拼而成功的颇有见识的中产阶级，以其天然的秉性而言，是会觉得毛姆很对胃口的。中产阶级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对宗教的追问，对善恶的吹毛求疵，对情欲和爱情的怀疑，对风俗的喜爱和尊重，以及对贪生怕死的悲悯。毛姆的这些特点，比较集中地反映于《刀锋》中的主人公莱雷身上，部分地反映于男配角埃略特身上。莱雷对人生真谛的求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姆本人的灵魂之影，所以文学评论界将《刀锋》定位为毛姆的代表作。
　　毛姆的写作手法，也具有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很多作家写人性，借助于情节的起伏和高潮，借助于描写的煽情和催泪，或者借助于对白的雄辩与剖析，例如法国的雨果，例如奥地利的茨威格。但毛姆是不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英国作家，因此他更像莎士比亚，更像狄更斯，更像萧伯纳，而他在法国作家群里更喜欢莫泊桑，所以尽管他写的是人性，是对道德的探讨，对人性的追问，但他不是咄咄逼人的，他的笔锋是冷静的，他将终极的思考、追问和怀疑，散布于人物的故事中，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其中的冷静和俏皮，犹如一道精致的美餐，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欣赏理智和冷幽默的中产阶级人群。所以，站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节点展望一下，我们可以相信，在中产阶层日益崛起壮大的中国社会，可能会出现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毛姆读者群。
　　毛姆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一种现实，是一种推测，也是一个历史的种因。毛姆喜欢中国。在他于1920年访问中国之前，他对中国是好奇的，在访问中国之后，他对中国有了感情，但好奇之心依然没有冷却，就像毛姆在《刀锋》中所说的，尽管他见过许多大世面，但对主人公莱雷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东方文明的魅力，东方人民的身影，始终出现在他的笔下。莱雷对印度文化的体验，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在《刀锋》的故事中始终是一种魅力。书中对轮回和得道的探讨，更能拉近和东方读者精神上的距离。毛姆与东方包括中国的渊源，是其作品在中国再掀热潮的一个潜在因素。
　　毛姆生于1874年1月25日，卒于1965年12月16日，享年九十一岁。作为一位英国作家，他出生于巴黎，逝世于法国，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他对法国感情颇深，说明法国文明特别是文学艺术对他的滋养。我们从《刀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巴黎和里维埃拉等法国城市的描写信手拈来，有枝有叶，令人读来情趣盎然，正是因为他有法国的生活与情感经历作为基础。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基本结束，我们无法看到他对战后欧美社会的描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毛姆（1874—1965），英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与剧作家，1874年出生于巴黎。毛姆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幼年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姆一生著作甚多，共写了长篇小说数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剧本数十个，此外尚著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多部。其作品文笔质朴，脉络清晰，取材广泛，洞悉人性；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跌宕有致，在各个阶层中都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代表作品有《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面纱》《寻欢作乐》等。

　　第一章
　　一
　　我以往动笔写小说，从未如此犹疑不定。我将本书称为小说，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名字称呼它。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也不会以死亡或婚姻来收场。一死百了，死亡总是故事的大结局，而婚姻也能使故事圆满收官。老于世故的人昧于事理，才会瞧不起传统上所谓的大团圆结尾。老百姓自有健全的本能，认为有了这样的结局，该交代的就都交代了。男性和女性，不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终于得以聚首，便实现了他们传宗接代的生物功能与兴趣。可是我会让读者悬于半空。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男人的回忆，我跟他总是时隔很久才会有一次近距离接触，在分手期间，我对他的遭遇知之甚少。当然，我发挥一下想象力，便足以合乎情理地填补空白，使我的叙述连贯一致；但我不愿这么做。我只想记下从亲见亲闻中了解的情况。
　　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取名《月亮与六便士》。那本书中我写的是著名画家保罗·高更，我利用小说家的特权，设计许多情节，来描绘我创作的这个人物。创作的依据，只是我对那位法国艺术家生平事迹的少许了解提供给我的联想。写这本书我却不愿如法炮制。我不会做任何虚构。为了避免在世者感到难堪，我为在这个故事里扮演角色的人自行设计了姓名，我还另外花了心思，确保没人能识别他们的真面目。我写的这个人没什么名气。他很可能永远都寂寂无名。也许在他行将就木时，他的尘世之旅所留下的痕迹，不会多于投石于河水时在水面留下的涟漪。所以我这本书，如果终究有人读的话，只是因为它可能拥有一些内在的趣味。也有可能，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性格中异乎寻常的力量与美好，会对他的同胞施加不断增强的影响，使得大家在他辞世许久以后，或许会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出过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到那时，我在此书中写的是谁，就会大白于世，那些想对他早年生活至少有所了解的人，就可以从此书中多少得遂所愿了。我想我这本书，在其得到公认的范围内，对我朋友的传记作者而言，会是用得上的资料。
　　我不想哄骗读者，说我记录的对话，可以当作逐字逐句的实录。我从不记录人们在这个场合或那个场合说了些什么，但只要谈话与我有关，我的记忆力是可靠的，虽然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这些交谈，但我相信表达的意思不会走样。我刚说过我不做任何虚构，现在我想把这个声明改一改。我采取了自希罗多德时代以来的历史学家惯用的擅自主张，把我本人没有亲耳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讲话，通过故事中那些人物之口说出来。我这么做的理由，跟历史学家一样，都是为了活跃场景，使之逼真。那些交谈，如果只是记流水账一般转述出来，可读性就差了。我希望自己的书写出来有人读，我想，设法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是站得住脚的。聪明的读者自有慧眼，很容易看出我在何处用了这种手法，并且完全可以不用理睬。
　　我动笔写这本书时忐忑不安，另有一个原因，即我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美国人。了解人是很难的事情，我认为除了本国同胞以外，所有人都是无法真正了解的。男男女女不仅仅是他们本身，还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地域，是他们在其中蹒跚学步的那座城市公寓或那个农场，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所玩的游戏，是他们偶然听老太太讲过的故事，是他们所吃的食物，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是他们阅读的诗章，是他们信仰的神灵。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现在这样，而这一切不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就能了解，你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懂得。你只有变成他们本身才能懂得。由于只能通过观察才能认识不同国度的人，所以你很难在书页之间可靠地将他们描写出来。就连亨利·詹姆斯那么眼光敏锐、心细如发的观察家，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之久，也未能创作出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至于我自己，除了几篇短篇小说外，从未试图描写本国同胞以外的人。我在短篇小说中冒险逾越雷池，是因为在短篇小说里处理人物时可以粗放一些。你给读者画个大致的轮廓，让他们去填充细部。有人会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成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将本书中的人物如法炮制呢？回答很简单：我办不到。我一改，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不敢冒称他们是美国人自己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眼中所见的美国人。我没有试图重现他们讲话的特色。英国作家试图重现美国人讲话特色时造成的乱象，跟美国作家试图重现英国人所讲的英语时造成的乱象是旗鼓相当的。俚语是个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写的英国故事里老是使用俚语，但从来不如英国人用得那么地道，所以他非但没有取得追求的对话效果，还动不动就令英国读者受到难过的惊吓。
　　二
　　1919年，我前往远东，碰巧路过芝加哥，由于和这个故事无关的原因，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当时我刚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成为一时的新闻，所以我刚到达，就接受了采访。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
　　“我是埃略特·坦普尔顿。”
　　“埃略特？我以为你在巴黎呢。”
　　“没啦。我来看妹妹呀。我们想请你今天过来跟我们共进午餐。”
　　“我很乐意。”
　　他约定了时间，给了我地址。
　　我认识埃略特·坦普尔顿已有十五年。他此时已年近六十，高个头，风度翩翩，面目清癯，一头浓密的卷发有些花白，益显其容貌出众。他一向穿着讲究。他在查维特专卖店购买服饰用品，但套装和鞋帽却在伦敦购买。他在巴黎左岸时髦的圣纪尧姆街上有一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个商人，但这是他非常痛恨的指责。他有品位有学识，他愿意承认，在过去的岁月里，当他刚在巴黎定居时，他给那些想买画的富有收藏家出过主意；当他通过社会关系听到一些英国或法国的没落贵族有意卖掉一幅品质一流的好画时，他很乐意让其接触美国博物馆的主管，他碰巧认识那些人，他们正在关注着某某大师的这样一幅代表作。法国有许多世家，英国也有一些，处境迫使他们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转让布尔的一幅签名作，或齐本德尔本人亲手做的写字台，所以他们乐意认识一个文化素养深厚并且举止文雅的人，指望他能够慎重地把事情办好。人们自然会认为埃略特从交易中捞到了油水，但良好的教养使他们不会说出口。刻薄的人断言他公寓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代售品，在他邀请美国富人共进午餐，进食丰盛佳肴，喝过名酒佳酿之后，他那些贵重的名画，有一两幅就会不见了，或者会有一张精工镶嵌的抽屉小柜被一张涂漆的柜子所取代。如果有人问他某件物事为何不见了，他会有鼻子有眼地解释说，那东西还不够他的品位，他用品质高得多的东西把它换掉了。他还补充说，老是看着同样的东西会感到腻味。
　　“Nousautresaméricains，”他先讲法语后讲英语，“我们美国人，喜欢变花样，这既是弱点又是长处。”
　　巴黎有些美国太太，声称了解他的底细，说他家很穷，他能过上现在这种生活，只是因为他非常精明。我不知他有多少钱，但他那位身为公爵的房东肯定会叫他为公寓付一大笔钱，而且那套公寓里都是值钱的家具和装饰。墙上挂的是伟大的法国大师的画作，有华托的，弗拉戈纳尔的，克洛德·洛兰的，等等；奥布松地毯在镶木地板上展示它们的美丽；客厅里有路易十五式的套件，有非常优雅的图案，所以正如他所说的，很可能一度属于蓬巴杜夫人。总之他不用努力挣钱，就足以按照他认为适合绅士的那种方式生活，至于他在过去靠什么手段能够做到这样，如果你不想跟他断交，就最好明智一点儿，不要跟他提起这件事。于是他没有物质上的忧虑，一心一意投入生活中的主要志趣，也就是社会关系。他在法国和英国与穷酸贵族建立的业务关系，巩固了他年轻时拿着给要人的介绍信初来欧洲时所取得的立足之地。他的出身吸引了他持介绍信来投奔的美国名媛，因为他出自一个弗吉尼亚州的世家，通过母系追溯他的血统，源于《独立宣言》的一位签署者。他很受眷顾，开朗，舞跳得好，枪打得准，网球也拿手。他是所有派对上的亮点。他到处献花，赠送昂贵的大盒巧克力。他很少宴请宾客，一旦宴请，必定独具一格，令人开心。这些阔太太被他领到苏荷区的风流文人餐馆或拉丁区的小酒馆，觉得很受用。他总是准备给人帮忙，只要你有求于他，不论多么麻烦，他都乐意去做。他不厌其烦地讨得上了年岁的女人的欢心，很快他就成了许多显贵门第的amidelamaison，即家庭宠物。他极度和蔼；如果有人爽约了，你在最后一刻才邀请他，他也从不介意。你可以把他安排到一位非常无趣的老太太身边，指望他竭尽所能来令她着迷，令她开心。
　　他定居于巴黎，却总是在早秋季节前往伦敦，投入到社交季节的尾声之中，并到乡间住宅走访一圈。在两三年内，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年轻人能够认识的每一个人。那些最初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发现他的熟人圈子拓展得那么广，都很吃惊。她们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她们很高兴看到自己栽培的年轻人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她们有点儿恼火，因为这年轻人竟然跟与她们自己还只是泛泛之交的那些人打得火热了。虽然他对这些太太仍然很礼貌，仍然很殷勤，但她们不安地意识到，他利用她们当成其社交上的晋身之阶。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他是个恬不知耻的势利鬼。为了能够受邀参加一个他想出席的派对，为了跟某个名气很大、性情执拗的老寡妇建立关系，任何侮辱他都能承受，碰多大的钉子他都不怕，再粗鲁的待遇他也能囫囵吞下。他是不屈不挠的。一旦他盯上了猎物，就会非常执着地猎捕，就像植物学家，为了找到一株格外珍稀的兰花，不怕面对洪水、地震、热病和敌对的土著。1914年的战争给了他大功告成的机会。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野战救护队，先在佛兰德斯，后在阿尔贡服务；一年后他回来了，扣眼上别着红绶带，在巴黎红十字会有了一席之地。这时他已很富有，他对显贵们赞助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他总是以高雅的品位和组织才能，协助所有广泛宣传的慈善活动。他加入了巴黎两家入会条件最苛刻的会所。在法国最高贵的女士嘴里，他是cecherElliott，即“好人埃略特”。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三
　　我初遇埃略特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作家，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他对人的面孔能做到过目不忘，无论在哪里跟他邂逅，他都会和我热情握手，但未表露加深交往的意向。打个比方，如果我在歌剧院遇见他，他正和一位上流人士在一起，他就太容易看不见我了。但是，紧接着我在剧作方面有了一鸣惊人的成就，很快我就发现，埃略特对我亲热多了。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请帖，邀我去克拉里治饭店吃午餐，那是他在伦敦时的住所。这是个小型聚会，没什么要人参加，我的想法是，他在试探我。但从那以后，由于我的成功给我带来了许多新朋友，我见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此后不久，我到巴黎度过了秋日里的几周，在一位共同的相识家里遇见了他。他问我住在哪里，一两天后我又收到午餐邀请，这一次是在他的公寓里。到达后，我吃惊地发现，这是个档次相当高的聚会。我不禁笑了。我知道，他以准确无误的社交理解力，已经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我在英国社交界是无足轻重的，但在法国，一名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作家，就会备享尊荣，而我就是如此。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们的关系变得相当密切，却没有发展为友谊。我怀疑埃略特·坦普尔顿是否可能做朋友。他对人品毫无兴趣，只看重人的社会地位。我偶尔到巴黎，他偶尔到伦敦，每逢他需要补充宾客，或者他不得不款待美国游客时，他总是邀请我赴会。我猜想，那些美国游客，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是拿着介绍信来找他的陌生人。他们是他背负的十字架。他觉得他得为他们做点什么，但又不愿让他们会见他那些显赫的朋友。打发他们的最好办法当然是请他们吃顿饭，领他们看场戏，但这也往往是棘手的，因为往后三周他每晚都腾不出身来，而且他知道那些人是很难就此满足的。由于我是个作家，翻不起大浪，他不介意告诉我他在这种事情上的难处。
　　“美国人乱写介绍信，一点儿也不体谅别人。我并不是不愿意见那些推荐来的人，可我真是不懂，干吗要把他们强加给我的朋友！”
　　为了弥补招待上的不周，他把大篮的玫瑰花与大盒的巧克力送给客人，但有时他还得加码。就是在那时，在他对我讲了心里话之后，他有几分天真地请我去参加他组织的聚会。
　　“他们很想认识你，”他在邀请函里恭维我，“某某夫人很有教养，你写的书她全读过。”
　　某某夫人会告诉我，她非常爱读我的那本《佩林先生与特瑞尔先生》，并祝贺我发表剧本《软体动物》。
　　四
　　如果我让读者觉得埃略特·坦普尔顿是个卑鄙小人，那就是我对他不公了。
　　首先，他是法国人所谓的serviable，就我所知，英语中没有一个词与它的意思完全相当。辞典告诉我，英语的serviceable，作“对人有益”“乐于助人”和“好心”解时，是过时的用法。埃略特正是这样的人。他为人慷慨，虽然他在入世之初，给熟人大量赠花、送糖、派礼，无疑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是，当已经不需要再送的时候，他还在这么做。赠予给他带来愉悦。他很好客。他的大厨可以跟巴黎的任何厨师媲美，在他的餐桌上，保准会给你上当季最早的时鲜。他的葡萄酒表明他是个品酒的行家。不错，他挑选宾客时最看重其社会地位，意气是否相投是次要的标准，但他会留心至少邀请一两位具有娱乐能力的宾客，所以他的聚会几乎总是令人开心的。人们背地里嘲笑他，说他是下流的势利鬼，却照旧欣然接受他的邀请。他的法语讲得流利正确，腔调无可挑剔。他煞费苦心地学习英国人如何讲英语，想要从他的讲话中不时听出一点儿美国调子，你的耳朵要非常灵才行。只要你不跟他谈起有关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话题，他就非常健谈。但即便是谈到那些权贵，既然他的地位现已巩固，他也会容许自己妙舌如花，在你跟他单独交谈时，他就更加没有顾忌了。他有一根快活的毒舌，而有关这些显贵要人的丑闻，无不钻进他的耳中。我从他那里得知谁是某王妃最小那个孩子的父亲，谁是某侯爵的情妇。我相信，就连马塞尔·普劳斯特掌握的贵族秘闻，也多不过埃略特·坦普尔顿的知识。
　　我在巴黎居留期间，我们常常共进午餐，有时在他的公寓，有时去餐馆。我爱逛古玩店，偶尔买件古玩，更多的时候只是观看，而埃略特总是兴致勃勃地陪我去。他懂行，并且真爱艺术品。我觉得他熟悉巴黎的每一家古玩店，而且和老板混得很熟。他热衷于讨价还价，我们出门时他老是对我说：
　　“你看上了什么，不要自己去买。只要给我暗示一下，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办。”
　　当他以开价的一半价钱为我买到想买的东西时，他会兴高采烈。看他和卖家讨价还价是一种享受。他会争辩，劝诱，发火，要卖家讲讲良心，嘲笑卖家，指出那件东西的毛病，威胁说不再踏进这家店门，叹气，耸肩，训话，皱起眉头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当他最终砍价成功时，他会伤心地摇头，仿佛他乖乖认输了。接着他会用英语对我耳语：
　　“买下吧。比这价钱再高一倍，也算便宜。”
　　埃略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教徒。他到巴黎没住多久就认识了一位法国神父，此人因为劝说不信教的人和异教徒皈依教会而闻名。这位神父是个宴会狂，并且机智过人。他只为有钱人和贵族服务。不可避免地，埃略特会被此人吸引。此人虽然出身卑微，却是那些门禁最严的府邸的座上宾。埃略特曾向新近接受这位神父劝告皈依天主教的一位美国阔太太透露，虽然他的家族总是信奉圣公会，但他早就对天主教会感兴趣了。一天晚上，美国阔太太请埃略特吃饭，会见了这位神父，就他们三人在场，神父谈笑风生。埃略特的女主人把谈话转向天主教的教义，神父讲得虔诚，但没有卖弄学问。他虽然身为神职人员，但他是作为尘世一员对尘世另一员讲话。埃略特荣幸地发现，神父对他的一切无所不知。
　　“范杜木公爵夫人前几天还谈到你。她告诉我，她认为你智力非凡。”
　　埃略特高兴得脸红了。他经人引领见过那位殿下，但他绝没有料到，殿下竟然没有把他立即忘掉。神父谈到信仰，讲得既高明又温和；他思想开明，观点新潮，胸怀宽容。听他一席话，埃略特觉得教会就像一家高级会所，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是非加入其中不可的。半年后他被接纳到其中了。他的转变，加上他对天主教慈善事业捐赠时表现出来的慷慨，为他打开了过去对他关闭的几扇大门。
　　他放弃祖辈的信仰，可能怀有不纯的动机，但他改教后的虔敬是无可置疑的。他每个星期日都去上流人常去的教堂做弥撒，按时去忏悔，并定期访问罗马。终于，他的虔诚得到奖赏，他当上了罗马教皇内侍，而他执行公务的勤勉尽职也得到了奖赏，他可能是获得了圣墓神职。他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的事业，事实上跟他作为hommedumonde即俗人的事业一样，取得了同等的成功。
　　我常问自己，是什么导致如此聪明、如此善良、如此有教养的一个男人被势利迷住心窍呢？他不是暴发户。他的父亲在南方一所大学当过校长，他的祖父是个有点儿身份的牧师。埃略特那么聪明，不会看不出许多接受他邀请的人，之所以应邀前来，只是为了吃免费餐，而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很笨，有些人毫无价值。他们响亮头衔的魅力使他看不见他们的缺陷。我只能猜想，跟这些古老世家的绅士混得很熟，成为其夫人的忠实侍从，给了他一种绝不会厌烦的成就感；我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激情的浪漫主义，致使他在羸弱瘦小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了曾经跟随圣路易前往圣地的十字军骑士的影子，在那些猎狐时大呼小叫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了他们曾经跟随亨利八世奔赴金布之域的祖先的身影。待在这样的人身边，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辽远而英武的过去。我想，在他翻阅《哥达年鉴》时，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令他回忆起古老的战争，历史性的攻城略地，著名的决斗，外交的谋略，以及国王的风流韵事，这时候，他的心跳便会加快。总之这就是埃略特·坦普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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