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老师不教书大夏书系_王开东　著_9787567538450

最好的老师不教书大夏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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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大夏书系·教育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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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老师不教书》辑录了深度语文践行者王开东从教以来的教育心得和反思感悟：既有“好教师哪里去了”的追问，也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教育”的憧憬；既有“教无葬身之地”的控诉，也有“教育者的生命叙事”的自省；在“谁曾如你一般磨灭”中，更有作者教育历程的真实呈现。
整本书犀利深刻，既彰显着他的新锐、另类，也明昭着他反叛中的赤子之心、批判中的教育情怀。他发出“最好的老师不教书”的呐喊，无非缘于对当前教育现状的失望与悲慨，无非是呼唤教育回归、教师回归——回到“育人”的道路上来。

　　老师，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亨里奇受到了审判。
　　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
　　亨里奇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护说：“亨里奇作为军人，他仅仅是在执行命令而已，他别无选择，罪不在他。”
　　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因此，最后法官判处亨里奇入狱三年，而且不许假释。
　　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南通初二学生的一篇零分作文（附后），刺痛了我。
　　孩子有什么错？尽管有一些偏激，但他说了内心里最真实的话。他有自己的观点，能够引经据典论证，文采也还不错。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让我们老师感到疼了，感到痛了，引发我们思考了。
　　老实说，这样的文章并不多见。
　　至少他在思考，他在表达，他在困惑，他在愤怒。他很清楚这样写的命运，但在一次次的挣扎思考之后，他终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不能沉默，我必须说，我必须听从自己内心的抉择。”
　　这是一个多么真性情的孩子！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这样的孩子是多么稀缺啊。
　　我们培养的大都是些什么人啊：有耳朵却不会聆听；有嘴巴却不会说自己的话，言不由衷，言不及义；有眼睛却看不到美好的内容，对美好无动于衷，甚至与美好绝缘了；有脑袋却不会思考，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别人的跑马场……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谁？我是一个大写的人，我很重要，我要表达，我有自己的观点和权利，我不高兴！
　　一方面要求学生写出真情实感，写出自己的独到认识；一方面又限制学生，只允许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只允许看到生活中那些不存在的涂脂抹粉。久而久之，孩子们就会变成假大空的虚伪的人，他们察言观色，很快就与世俗达成了谅解，与社会沆瀣一气，这里都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一旦孩子看到了皇帝的新装，说那个皇帝是光着屁股的，哪怕我们在心里骂过一万次皇帝，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中的正义感粉墨登场了，我们挥舞起剪刀，担当起辛勤的园丁，剪刀过处，断肢残臂，血流成河。然后，所有的孩子，整齐划一了，一只眼睛看物，一个声音说话，一个鼻孔出气，只有两颗眼珠间或一轮，才知道是一个活物。
　　一年又一年，一大批一大批的标准化零件出场了，教育又取得了特大的丰收！
　　在一个庞大的机器之下，在指挥棒和威权之下，作为教师个体，有时候的确是渺小的，甚至微不足道。如同《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言，对于恶劣的体制，我们起先讨厌它，后来，慢慢适应它，最后，我们依赖它，离不开它。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成了它肌体的一部分。在一个班级之中，在我们的笔下，我们就是体制。
　　不要以为，大家都在做，体制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没有错。鲁迅曾经愤激地反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们勤勤恳恳，却“毁”人不倦，我们都犯有平庸无奇的恶。
　　要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也有光明的种子。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就曾自豪地宣称：“我从未背叛过自己的良知。”
　　作为教师，在体制和良心之间，我们也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好一个孩子说真话的勇气，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在《古拉格群岛》里有这样一段话：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
　　这一块善的阵地是什么？首先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然后，就是把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一条条地扔进海里去。
　　当我们挣扎着，一次又一次地把一条条小鱼扔进海里去，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拯救所有的小鱼；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扔的每一条小鱼都在乎。他们将与自由的大海融为一体，从而成为这个体制的漏网之鱼，并进而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一线希望。
　　附：南通初二某学生的作文请以“最美好的时光”为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
　　1文体不限（除诗歌外）；
　　2字数不少于600字；
　　3不得抄袭或套作；
　　4作文中不要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最美好的时光
　　我的最美好的时光，永远只在想象之中。我想象中的美好的时光就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了。
　　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本应是青春。可这所谓的“素质教育”将这一切毁了。
　　我们的青春被埋没在了无尽的试题中，可当我们踌躇地拿着高考分数走到大学门口时，才发现自己一无所知。
　　我不明白为什么考了个差分数会被骂，考了个好分数又有什么用。当我们走出校园时，曾经引以为傲的试卷五毛一斤，曾经的教科书一元一斤，这就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一切。我不明白为什么学校为了考试而理所当然地排上主课，我不明白为什么双休日被排满了课。每个人都有不可转移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在西方学校这可都是犯法的。“正是因为你们国家的教育，你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浪费了，青春本应是谈恋爱和创立自己乐队的时候。过了青春你们就没有胆量去做了。”这是一位英国牛津大学高材生说的话。
　　可是，现在学校里谈什么理想都是为了考试，理想为什么成了考试的题目？理想不是写在纸上就能实现的，理想靠的是行动。
　　我相信，我们学12年的声乐可以成为优秀的音乐家。
　　我相信，我们学12年的舞蹈，可以成为舞蹈家。
　　我相信，我们学12年的计算机可以成为乔布斯第二。
　　我相信，我们学12年的体育，可以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这都是我们的梦想。可当我们第一次背着书包走向学校时，这一切已经毁了。学校让我们学的是12年的语文、数学，9年的英语、物理、化学。学校是要把我们培养成文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看一看历史，有谁是这样的？而且这些谈的都是理论上的东西，正如纸上谈兵。物理实验是学生自己动手做的吗？不，都是老师做的，这有什么用。我们学的英语语法用得着吗？难道你在外国有人闲得说一句话让你说同义句吗？你在外国有人傻得故意不写几个单词让你填吗？英语注重的应该是口语，而我们现在学的是什么？
　　白岩松说过：“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教育危机。”韩寒说过：“全面发展就是全面平庸。”
　　我一生中唯一美好的时光是1—2岁，可那时的事我又能想起多少？我知道这种教育是八股荼毒，写这文章时，我已做好拿不及格的准备了。

　　好教师从不抱怨开始
　　放眼四周，我常常听到老师们的抱怨：有的抱怨孩子太笨，烟锅都熏黑了，这孩子愣是没能搞懂；有的抱怨学校加班加点，似乎自己就是周扒皮家里的长工，而领导就像周扒皮，恨不得每天都要半夜鸡叫；有的抱怨工资，说教师工资不低于或略高于国家公务员，简直就是蒲松龄笔下的鬼故事；有的抱怨环境；还有人抱怨体制，说素质教育就像一声春雷，但光打雷从不下雨……
　　每当我听到某个老师在抱怨，就在心里感慨，这个老师又毁掉了。他今年在抱怨，明年还会在抱怨，而且一直会抱怨到老，最后是死不瞑目。
　　抱怨者何以成不了优秀老师？其原因在于：
　　首先，抱怨者是弱智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原本是美好的，只是因为坏人变多了，这个世界才变坏了。他们抱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是“礼乐世风”中的一个分子，崩坏和日下也有自己人心不古的一份责任。他们抱怨补课抱怨作业，但是兢兢业业补课的是他们，往死里布置大批量作业抢时间的还是他们。罗曼·罗兰说，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只有一种，那就是在认识到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吐槽生活，抱怨他人，绝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其次，抱怨者是垃圾情绪的携带者。
　　相信任何人听到一大堆抱怨，都会心情灰暗，忧郁压抑。甚至有人会感觉到前路迷茫，丢魂落魄。抱怨者给教育带来可怕的负能量。抱怨者自己发泄一番，倒是轻松不少，只是周围的人都成了他垃圾情绪的收容所。作为老师，负情绪的影响面那就更大了，老师的负情绪之于学生完全可以称为精神虐杀。
　　有一天，我和一个高中同学聊天，他现在是某高校法学院的院长。他说：“我们这些当初的穷孩子，尽管高考并不理想，但不管在哪个行业，今天大家都是佼佼者。为什么？”
　　我说，主要是因为：高中阶段，我们这些人互相砥砺，内心坦荡、光明；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人，始终相信泥土，相信汗水，相信播下种子就有希望；品质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充满希望，我们从不抱怨，我们给世界带来正能量。
　　朋友是研究金融法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尽管年入亿万，但未见对社会贡献什么，他们是负资产；我们这些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发光发热，赢得朋友喜爱、人民认同和社会赞誉的人，虽然银行里没有多少存款，但我们是正资产，我们是精神富翁。我们给他人带来光明。
　　再次，抱怨者从不是积极的建设者。
　　抱怨者从不寻求建设，只是逞口舌之快，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更要命的是，在不断的抱怨声中，抱怨者的承受能力不断提高，对原本疾恶如仇之事慢慢懒得抱怨了，只不过又开始抱怨别的事……这样一点点蚕食下来，抱怨者连唯一的正义感也丧失了，最后整个人成了社会毒素的综合体，成了恶的一部分。
　　很多被应试教育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孩子，一不小心考了师范，出来之后，他们往往更懂得应试之道，上手更快，下手更狠。正如农村受气的小媳妇，一旦成了婆婆，更是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要知道所有的婆婆都是小媳妇变来的。
　　看胡紫薇的《忆旧》，其中说到了阅评员。不妨抄录如下：
　　阅评员唯一的任务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看影视剧，观察一切媒体产品，并且把不符合导向要求的篇章，以阅评意见的方式呈送宣传主管部门。阅评员都是由所谓退下来的资深媒体人构成的，他们一辈子被管束压抑扭曲，但是在风烛残年（之际），他们仍然甘之如饴地领受着毁了他们一生的那个势力的召唤，主动地把自己的余生跟这个原本应该深恶痛绝的丑恶捆绑在一起，跪求豢养。因为是内行人，所以发现所谓导向差池时往往眼光更精准，因为是内行人，所以在出具所谓阅评意见时更能言中关隘。并且在需要射杀自己的同类时，并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唯一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就是，抱怨者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他们之所以抱怨那些获得好处的人，只是因为得利者不是他们自己。
　　最后，教育应该呼唤更多的实干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为什么要抱怨呢？与其去改变改变不了的现实，我们不如改变自己。孔子说得好：“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与其抱怨人家不了解自己，不如让自己强大起来，让人家没办法忽视你，锥处囊中，脱颖而出，谁也阻止不了。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的改变，连接起来就是社会的改变。因此，我强调个体的实干。实干是石，敲出星星之火；实干是火，点燃熄灭的灯；实干是灯，照亮夜行的路；实干是路，通向未知的梦想。
　　真的就是这样，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但前提是大家都必须走起来，披荆斩棘，遇山开道，遇水架桥。
　　非常喜欢美国诗人谢尔·希尔弗斯坦的小诗《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
　　唯有更多的老师，都愿意做擦星星的人，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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