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将“人心道心，精一允执”确立为吾族文化精神传承之统绪，即所谓“道统”者。朱子依此对《中庸》所展开的诠释与阐发，形成一经经纬纬之“统合”系统。然其关切则在回答“大公至正”的人类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子将“天道”观念运用于人与历史的解说，在理论上，以人之天赋善性作为合“情”讲“理”的社会形态之可能性依据；在实践设计上，则着重指出，握有公权力的主政者必须学为君子，此是实现有“道”理想的首要前提。朱子“道统”，与其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举”（陈荣捷语），毋宁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伟大的“精神事件”。

1《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的出版对于撇清学术界对朱子思想的误读、错读具有重要意义。2《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将为中国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传统资源。

王健，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著有《明代思想史》（1994年）、《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神体儒用的辨析》（2002年）；译有《日本官僚政治研究》（1990年）、《社会与宗教》（1991年）、《佛法·西与东》（1996年），《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朱熹思想研究》（2007）等。

序 言/1第一章 “精神道”如何实现于历史：“道统”之意涵（上）/1第一节 溯源伏羲 中立周子：“道统”的形上理据/3第二节 “卓然立人道之尊”：宋代儒者面对的历史难题/7第三节 “致中和”：作为历史之体的“精神道”/51第二章“精神道”如何实现于历史：“道统”之意涵（下）/63第一节 人“生”而能“德”：对“天命之谓性”的理解/63第二节 “善的历史”如何可能：对“率性之谓道”与“修道之谓教”的理解/68第三节 重回“善的历史”：以“圣人”为“修教谓教”之主词的深意/75第四节 人为目的：“道”“理”“性”之意义的互相发明/82第五节 “天下平”必自“明德”始：“致中和”语境中的“格物致知”/102第六节 “立天地之大义”：成就一个“见得此理”的世界/110第三章 “中和”与“中庸”：一个观念与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上）/119第一节 开出观念范导历史的维度：释“庸”为“平常”的意义/120第二节 “难而易”与“易而难”：对“中庸不可能”的诠释/127第三节 合理与现实：对“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诠释/131第四章 “中和”与“中庸”：一个观念与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下）/154第一节 “自然生存”与“可能生存”：“五谷”之喻的意义/154第二节 “中道”与“天道”：“中庸”是君子的事业/162第三节 有“道”必得见“道”：“价值本体”视域内的“格物”精神/168第四节、“随自家规模大小做去”：人人可为的“格物致知”/176第五节 实现“中和”理想的现实载体：为政者与学者/204第五章 “ 正天下大本”：一种可能的历史 ——以《壬午封事》《庚子封事》《戊申封事》为解读线索/230第一节 “道统”内容的首次提出：关于《壬午应诏封事》/233第二节 “治道”与“善生”：关于《庚子封事》/264第三节 “中和”理想的治世尝试：关于《戊申封事》/284第六章“撑天拄地”：何以“道统”观念必须进入社会历史/290第一节“道”为历史之“体”：朱子与陈亮的根本区别/291第二节 发自“道体”亦或发自“智谋功力”：朱与陈之不同政治进步观/299第三节“道之常存，非人能预”：作为纯粹观念的“道心”——以《答陈同甫》之书八为例/312附录：在观念与历史之间 ——对余英时分疏“道统”与“道学”之意义的思考/326后 记/353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大主题。朱熹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大人物，被视为“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者”，与孔子同样“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的伟大哲人。（钱穆语）就传统语汇而言，或许“中庸”是被应用得最滥泛的概念之一。其不仅成为大众的日常语言，甚至一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即使在专业学者的语境中，“中庸”也多被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表述是“适度的艺术”。这固然不错，但却极度地缩窄了“中庸”的广深意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长河中，“中庸”固然有着发生与流演的过程，但至南宋，经由朱子“绾经学与理学为一途”的整体性的诠释与阐发，最终成就为一精神的“大弥纶”，亦可曰中国人世代相传、绳绳相系的精神之“道”，即所谓“道统”。应该说，作为文化自觉的道统观念，始于孟子；然而，明确提出“道统”概念者，实为朱子，正如陈荣捷先生说，“朱子实为新儒学道统一词之第一人”。“道统”之真实意义，当然不在名词概念，而在其价值理念。朱子以子思《中庸》为诠释文本，于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其在《序》中，将“中庸之道”视为由上古圣神（尧、舜、禹）“继天立极”而创造并承传之“道”，即所谓“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又以《尚书·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规定“道”之意涵；明确提出“道之传”就是“道心之传”；而“道心之传”实为“公平正大”精神之传。朱子将此一精神结穴于《中庸》本文，以“中和”来深化“道心”之意。“中”禀赋于大自然之“天道”，意味着人天生具有某种自我完善的潜在能力（近似康德之“人天生具有大自然所禀命的理性能力”之意），朱子谓之“道之体”，意即人之“心”应以“天道”为根本之体，故而又可曰“道体”或“心体”，——皆表人之真理性的主体精神。与“中”相对应，朱子将“和”诠释为“道之用”，以此表达人之主体或曰“心体”对客体事物的重大影响。其在解释“中为大本，和为达道”时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朱子将人之主体精神的价值提到如此高度，真可谓大气磅礴，惊心动魄矣！依今语，朱子之“中庸”，实为主客双摄的大主体哲学，或曰“精神哲学”。朱子语境中的主体之学，始终与行为践履相关联，“道之体”与“道之用”统之于人，故曰：“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这里的要切处在于，朱子以“道之体用”作为中庸思想系统的基础设准，实质上内涵着一价值期待，即经由高上深邃的精神主体而逐步实现有“道”社会的理想。为此，他在解释《中庸》首章“致中和”时，便将君子“戒惧谨独”之德与“天地位，万物育”之理想通贯为一：“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基于个人主体（君子之德）与大自然最终目的（致中和）之间的张力，朱子不仅把以往语义内的“中庸”，明确为人之“心”学或曰精神之学，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展了内中的思想空间，即由人之“心体”或曰“道体”延展出多向度的学思理脉，进而将“中庸”深化为多重意蕴的“观念丛”（而不是将其收窄为某种思维方式），据此为人之主体的全面成长（即所谓“成人之道”）提供了充分的义理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的中庸之学，又可称为“全体大用”之学。所以谓之“观念丛”，是因为在朱子的诠释语境中，“心体”有其“天道”之“大原”，故而他详论“天命之性”与“无极太极”；为阐明天道与人生之内在的理思关联，又极言“理气”、“天人”、“善恶”、“已发未发”等诸说；终以“仁”通解宇宙之大生命，进而为天道与人道确定了最恰切的贯通点，由此天人两界诚为一体，而“成人之道”亦有“天命之性”之义据。朱子之“中庸”，固然有着多向度理脉，然而，若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因所指对象不同而意涵也大有殊异。就其对任何人皆可发生思想和实践的指导作用而言，它有着普遍适用的理论意义。而特须注意的是，朱子语境中的“君子”，首先是指向特定人群的。他要求那些对政治生态及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们，即主政者乃至所有为政者，必得“须臾不离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治理公共事物及百姓日用，“每事理会教尽，教恰好，无一毫过不及”，朱子又谓之“明德新民，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或曰“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就普遍适用而言，“中庸”可谓之“实践学”；就主体特指来说，朱子将其深透到政治哲学的论域，使之显豁出更强的历史与现实关切。我们现在的研究，多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朱子之所以特别强调为政者们必须学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关键位置，关乎“民之休戚”与“国之安危”。这亦是朱子一生“正本原之地，格君心之非”，对政府决策层谏诤不止的深层动因。正如徐梵澄先生在阐发孟子“仁政”时说，主政者恰如处在圆球中心，一旦角度有些许偏差，球面上的差异就会很大。因此，如果领导者能成为仁义君子，那么，他们所行之政策和原则自然合宜，社会便可进步、繁荣，无论国人知或不知，均可安足。（参阅《孔学古微》之第十五章《孟子》）朱子的“中庸”思想，无论是作为多重意蕴的“观念丛”，还是针对特定的行为主体，皆是在观念与历史的大视域中展开的。于此，朱子有着结实的文本依据。一般人们解读《中庸》，不注意“中和”与“中庸”的区别。朱子特别指出这一长期被忽略问题，即《中庸》第二章“变和言庸”（首章谓“中和”，二章谓“中庸”），并且进一步诠释，“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而“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就“中”兼“中和”而言，实意味着“道之体用”全在人之主体；而“庸”训为“常”，则将“体道行道”之主体与日用常行的经验世界相关联，这又意味着“中”的实现，只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之内，而非脱出具体事境的虚无之物，故反复申说，“子思言‘中’，而谓之‘中庸’者，‘庸’只训‘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 ”。“所谓‘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会得个是处，便是道也。近时释氏便有个忽然见‘道’底说话。‘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扑得入手。”依今语，“中和”可解读为，人之整全的精神能力以及有效的实践能力，即朱子所谓“全体大用”之人。朱子谓“中”兼“中和”而与“庸”相对，由此便将“致中和”的深意阐发出来。当身兼“道之体用”的主体，朝向“致中和”这一合目的的方向时，原本统合于君子个人的“中和”，实质上便转升为人类历史应然合乎的“道理”，即所谓“天下之大本”，而“大本”的目标，便是“达道”理想的实现。“大本”与“达道”，回答的正是纯粹观念如何普遍适用于经验历史的根本问题。从心理本体来看，朱子诠释“中庸”，自有他坚执的价值信念。与那些认为人之历史从“恶”开始的西方思想家不同，朱子认为人的历史从“善”开始，即所谓“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因此他确信经由对“道统”的接续，人类就可能在历史中重现三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理想。以“恶”为始，必然以某种“善”的形式为历史的终结；以“善”为始，则历史就是一个可能向“善”不断回归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到具体的三代形态，而是实现“善”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两种殊途却同趋向“善”的历史观。故而，朱子以“中庸”作为中国历史传承相继的“道”之统绪，实质上是将精神的进步视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准的，而历史进步的方向则是“有道”社会的重建。所谓“有道”，实是人们懂得道理且践行道理，从而推动和谐而合理社会的形成，即朱子所言，“在中之理发形于外，即事即物，无不有个恰好底道理”。所谓“即事即物恰好底道理”绝非相对主义的，尊重“道理”实是一种源自“天道”的精神，故而朱子恳切地说，有“道”讲“理”的社会，“全体是天理流行”。用今语言之，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呈现而已。朱子在观念与历史的大视域中所诠释的“中庸”，若果谓之中国精神史上的大事件，恐不为过。其实，朱子之义理，皆指向担待者，具体来说，一是为政者尤其是主政者，二是有志担负社会责任的学者。他在辞世前一年对弟子有一嘱说：“一日之间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不成我只管自家？若将此样学问去应变，如何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此语，至今读来，真如朱子深衷传影于前，令人感慨唏嘘不已矣！ 乙未年小暑日 201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