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构成了马克思革命思想的最重要的来源，但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极其罕见。弗朗索瓦·傅勒的《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国外目前所仅见的这一方面的著作。以傅勒的身份来著作此书，从两个方面彰显出此书之非凡价值：一，马克思与法国革命关系这一问题之重要，以致于连傅勒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法国大革命史家、思想家，也不能掉以轻心；二，傅勒这样的大家亲自操刀，实难找到更好的著作人选了。
《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由两部分组成。前部分（“导言”）为傅勒对马克思与法国革命之间关系的系统论述，后部分（“马克思论法国大革命”）为按照时间顺序做出的对马克思有关法国革命的论述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辑录。

1.近代以来，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几场重大革命形塑了当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对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的影响至深至巨。在前述革命中，影响极大、讨论*多、争论*为激烈的，当属法国革命。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源自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是建立在他对法国革命的深刻反思之上。我们要理解共和国的历史和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必须理解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接受、批判与改造。

作者
    傅勒（Franois Furet ，1927-1997），法国当代著名法国大革命史学家。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后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法国大革命，1966年到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工作，并于1977-1985年担任该院院长。1985年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并成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90年获得托克维尔终身成就奖。1996年获得欧洲社会科学奖和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主要著作除《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以外，还有《法国革命史》（与里歇合著，1965）、《思考法国大革命》（1978）、《一个幻想的往事：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等。
译者
    朱学平，男，湖南桃源人，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研究。出版有专著《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形成与演进》（2010年），译有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2011年）、阿维纳里《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即出）、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义疏》（即出）等。

中译本说明/1
前言/1

第一部分 导言
一、青年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5
二、1848年的马克思直面1789年法国革命/38
三、马克思与法国之谜(1851-1871年)/77

第二部分 马克思论法国大革命
1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15
2《德法年鉴》上马克思致卢格的两封信/116
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20
4论犹太人问题/122
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33
6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42
7神圣家族，或者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149
8马克思《1845年笔记》摘录/158
9德意志意识形态/160
10格律恩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180
11哲学的贫困/183
12《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5
13批判的道德化和批判的道德：德国文化史导言——驳海因岑/191
14共产党宣言/196
15在1846年2月22日波兰革命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199
16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203
17资产阶级和反革命/207
18评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210
19 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212
20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218
21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220
2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21
2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27日)/228
2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12月2日)/229
25剩余价值理论/230
26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30日)/232
27资本论(第一卷)/233
28马克思致拉德劳(1869年4月10日)/234
29马克思致巴普(1870年9月14日)/235
30法兰西内战/236
31马克思致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245

索引/247

青年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节选）

按照定义，建立在这种时代错乱之上的政权不可能持久，因为社会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实际上，正是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并且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的真理才将其自身揭示出来：政治让位于社会。在督政府时代，

尽管恐怖主义想要为古典古代政治生活而牺牲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本身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

在汹涌澎湃的生活浪潮中迅速崛起。(见选文7)

伴随着热月政变，启蒙运动开始“质朴平淡地”实现其自身。资产阶级比以往更为全面地主宰着社会和国家，因为“革命的巨锤”已经把它从封建社会的全部结构中解放出来；而且，人权——人的著名权利，最终成为现实，这看似偶然，但这是因为它们得到那种与社会相一致的政治国家的保障，国家与人权都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
但是，这种重新发现的、如此完美的和谐在雾月十八日被粉碎了。波拿巴终结了资产阶级代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社会：

在雾月十八日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的，决不……是整个革命运动，而是自由资产阶级。(见选文7)

马克思的意思是，国家从市民社会中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当然，拿破仑明白后革命时代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对资产阶级利益所负的全部责任；而且他在国家中发行了大量股票——这是帝国的新主子(nouveau propriétaire)的方面。但与此同时，如有必要，他毫不犹豫地牺牲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不论是实业家还是理论家——的物质和道德利益。拿破仑强加于资产阶级之上的国家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具有它自己的目的，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它以自身为目的，市民社会仅仅是国家的“司库”而已。拿破仑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发现了恐怖的意义，即政治脱离社会的假设的自主。但在重新制造恐怖的过程中，拿破仑以征服代德性，从而赋予它不同的内容：“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实施了恐怖主义”(见选文7)。帝国专政是行政形式的恐怖，其目标则有所变化。
[23]因此，与布鲁诺·鲍威尔相反，青年马克思接受了历史编纂学传统，这种传统从罗伯斯庇尔主义与波拿巴主义的直接关系出发对二者进行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政体的特征均为国家独立于市民社会。在前者即德性的不断革命的政体那里，这种独立表现了与旧制度相对立的现代政治的兴起，但它却被引证的古代史例掩盖了。在后者那里，波拿巴主义仍然延续了革命循环的典型特征，它宣告终结不断的革命，但却转向不断的战争：对国家本身的膜拜取代了德性。
由此，革命国家的历史仍旧不同于市民社会史，而且它本身便构成这段时期所特有的本质内容。对青年马克思来说，法国革命是现代国家的产生。虽然市民社会的变化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欧洲历史的基本特征，但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则揭示出了这种变化的另一面，这一面既依赖又独立于第一个方面：民主公民权的诞生及其幻想。在马克思看来，法国资产阶级直到1830年才重获它在法国革命期间——仅为从热月政变至雾月18日这段时期——所起的政治作用。(在1815年至1830年期间，法国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处于“反革命”的统治之下。)它之所以能重获这种作用，只是因为它从那时起放弃了实现普遍的国家理想这种要求，这种理想被委以实现人类最终目的的重任。资产阶级最终把1830年的国家接受为“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见选文7)。在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时，法国历史已重新采纳了欧洲诸国的普通法——即仅仅是市民社会的产物的立宪君主制。
因此，在1843-44年的马克思看来，法国革命史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行进。[24] 社会的发展是法国革命的源头，革命本身源自下列对立，即一方面资产阶级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享有经济与社会权力。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后，在这一点上也接近于他非常熟悉的法国革命史家。但革命本身一旦发动，就不再受其起源的约束。它的特征是政治脱离其所产生的条件而导致的暂时膨胀：这种倾向表现在它宣称它代表了人的普遍解放，表现在对包含诉诸恐怖在内的政治意志主义的信仰，还表现在运用借自古代的时代错乱的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了政治膨胀的诸特征，并以三种不同的形式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与革命国家之间的同一种分离。在这段时期之后，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数年间，资产阶级恢复了它的利益的自由运转以及它的“平淡”统治，直到雾月18日，资产阶级才又重新失去这一切，并让位于一种新的革命恐怖形式，即行政的和征服一切的恐怖。直到1830年7月，资产阶级才恢复了它的统治——显然，马克思在1844年错误地相信，并在这点上接受了一个普遍流行的幻想——并明确同意其本身历史使命的限度。处于西哀士(Sieyès)和基佐之间的这个决定性的四十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接受教化的年代。
从1789到1830年这段时间，一方面时间跨度很长，同时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最终揭示出了法国革命的意义，由此法国革命既是一场历史的胜利，也是一场历史的失败。之所以是胜利，是因为它突破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成为这场剧变的唯一受益者，这符合历史事件的真理。确实，资产阶级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从诞生的“激情”和辞令中幸存了下来：“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用他自己的语言构想了一部革命史，它十分类似于基佐的革命史：它以社会对政治的最终优先性 [25] 为基础，认为与市民社会的现实相一致，在经历了恐怖、帝国和复辟的插曲之后，资产阶级必然重新占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