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_[挪]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_9787510071249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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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21世纪的冷战如何为当前世界的种种冲突——包括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如何塑造了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前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如何激起了后者的牴触、最终将苏联拖垮并对美国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压力？在研究干涉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反抗干涉的革命运动的演进过程当中，本书在衔接历史和当下这个方面比任何其他冷战相关著作都做得更好。
　　《全球冷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驾驭多边档案史料的功底。作者不但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博士论文，而且触及了大量为世人所不了解的多边档案，这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史料梳理技艺。作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美苏两国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全景史画，并着重展现了二者彼此相异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将笔触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将冷战干涉史的影响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紧密、妥当地联结，显现出其炽热的现实关怀热情。

　中文版序
　　为《全球冷战》的中文版作序，对我来说是很高兴的事。自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中国留学，我与这个国家的联系已经延续了30多年；而观察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也成为我职业生活中的一项要务。虽然本书主要是关于国际体系的问题，对中国直接着墨不多，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某些对中国的关切仍居于本书历史解说的中心位置。毕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在冷战中发育成长起来的，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也是在那个年代构建起来的。中国与冷战的关联纷繁复杂，我希望中国青年学者担负起一个富有挑战的责任，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解释中国和冷战的关系。
　　牛津古典学者加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说过：“我们带着两种动机去看待历史。一种是对过去的好奇心，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谁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还有一种是理解当下的愿望，关心的是如何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未来期望予以定位和解释。”和古代史一样，最好的当代史著述也通常是同时由两种动机来驱动的：一种是视过去为过去，一种是把过去当成现在。本书的主旨符合格里芬教授的教导，它讲的是今天的世界，是20世纪后期最强大的两个大国，即美国和苏联如何接连不断地干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变迁进程，并通过这些干涉影响了许多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国家政权、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换句话说，选择这样的主题，就说明本书无所忌讳地采取了一种面向现实的立场，尽管这是一本由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著述。
　　这本书源于我对冷战中的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动机和决策的兴趣，而且我感到，既然当前我们可以从双方得到新的档案材料，那就有必要对它们的动机和决策加以重新考察。然而，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本书的主题却变得更加宽泛了，因为我发现，如果不同时探究美苏两国的冷战干涉政策的意识形态起源以及引发超级大国干涉的第三世界本身的政治变迁，要理解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决策是不可能的。这样，这本最初旨在考察干涉的书就逐渐变成一本关于第三世界变迁进程的书。它的视角转向了“南方”。
　　这样一种转变并非完全出自历史学家式的好奇心。毫无疑问，这一转变也映照了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非洲和亚洲所度过的那许多时光。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兴奋地见证了那里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对那些力图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的人们，对那些在外国干涉面前捍卫自己的共同体的人们，我怀有深切的同情。这种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兴趣在我身上至今犹在，尽管我情愿自己已经丢弃了那种以简单的政治手段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念想。有了这种经历，我当然不可能写出一本只从超级大国的视角出发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冷战史的书。
　　概念和定义
　　我的一个研究语言的朋友曾以朋友式的嘲讽（乃至于其他意味）向我指出，我对概念术语的选择，相对于该书的主题而言，是多么的合乎时代变迁：“冷战”和“第三世界”都是20世纪后期的新词儿，它们被套用于不同的意图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那个时代某种最基本的霸权话语。我的那位语言学家朋友当然是对的。这两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不存在，它们被使用的方式是一种信号，要你明白在20世纪最后一场大冲突中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冷战”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5年首次使用的，用以对苏联和美国各自的世界观、信条和社会结构，对双方之间即将来临的未予宣战的战争状态发出悲叹。奥威尔发现：“原子弹（可能）剥夺受剥削阶级和受剥削人民发起反抗的全部力量，甚至可能会将这种炸弹的拥有者们置于平等的地位上。由于征服不了对方，所以他们很可能继续统治那个位于它们之间的世界。”尽管“冷战”最初是一个含有批评意味的词，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变成了一个标示美国人对他们和苏联之间的战争状态的概念：没有宣战的进攻性的遏制。而在苏联人一方，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从来不正式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和平”的，只有“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与美国（以及西欧）领导人使用“冷战”指称苏联威胁庶几类似。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起先是在法语中，然后又被引入英语。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亚非各国领导人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首次举行高峰会议，“第三世界”一词才广为人们所用。“第三世界”这个词暗合法语的“tiers état”（第三等级，即那些人数最多但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群体中代表权最少的阶层）一词，意指世界规模的“人民”、全球性的多数，他们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的践踏和奴役，但现在正在获得最广大的影响力。这个概念还用来表示冷战格局中的一个特定地位：拒绝接受超级大国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寻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替代方案，为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提供的“第三条道路”（但愿这一表述不会与如今的布莱尔式伪善混为一谈）。
　　所以，我对这两个词汇的使用就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指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冷战”一词标示着可能出现的规模最宏大的西方精英的工程，而“第三世界”的所指则是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边缘化过程（以及反抗这种过程的斗争）。已经有一些批评指出，由于我把其中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概念之中，所以我抹杀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我不自觉地使其中一种话语囊括了另一种话语。在重新阅读了直至冷战时代末期的第三世界冷战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说我有点儿赞同这种看法：在这些大多由美国人所撰写的著作中，又大多是力图否定第三世界内部的革命和激进运动的，其理由是这些革命和运动都是由苏联挑动或者受其支持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能够写出这本书的关键原因在于在（前）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档案开放程度有了非同寻常的提高。直到10年前，冷战史学者在美国和西欧之外还极少看到档案材料，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利用苏联和东欧的资料，甚至能够越多地获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档案文献。原始材料的扩展给这个研究领域带来了发生深刻变革的机遇，而我希望这种变革不仅发生在其总体研究路径和阐释方面，而且也能够使这个研究领域对更多人产生影响和助益。本书也正是为了推进这两个方面的进程而做出的一项努力。
　　在此我要感谢牛可教授及其团队翻译本书中文版，他们所完成的是一项精良的工作。
　　文安立
　　2012年1月于剑桥、伦敦

第1章自由的帝国：美国意识形态与对外干涉
　　一、“在每一场竞争中”
　　美国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将其对外政策立基于领土扩张的干涉主义国家。美国所发出的革命性信号——自由人和自由企业——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欧洲列强构成了挑战。即使是在19世纪初那些不相信“天佑”的极少数人看来，引导美国人凝聚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同样也就是驱使他们夺取美洲的广袤土地并按照自己的意向改变这片土地的那些理念。这些理念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美国意识形态，后者从联邦时代（federal era）到冷战时期一直驱动着美国精英处理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这些核心理念中，首要的是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一观念有其特定的界定和延伸。在美国公民看来，自由是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要素；是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state）存在的意义所在。然而，美国的自由是由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文条件维系的。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消退时指出，美国人
　　由于他们的财产权，由于他们的良好条件，乐于支持法律和秩序。这样的人可以安全地、便利地把控制公共事务的总体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并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在欧洲各城市的暴民手中，自由将会被扭曲，以至于对任何公共和私人事务都构成破坏和毁灭……但即使是在欧洲，人们头脑中发生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科学解放了那些具备阅读和思考能力的人们的思想，而美国的范例更是激起了人们对权利的憧憬。一场起义由此发生了……这场起义最初失败了，因为其所依靠的是城市当中的暴徒，而他们沦落在愚昧、贫穷和恶习的影响之下，不能将其行为限制在理性限度内。但人类终将从这最初的灾难性混乱中恢复过来。
　　对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及其继任者而言，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权和源自这种特定权利的为建立社会秩序而付出的努力，则自由将无从谈起。所以自由并非人人皆可享有，而是属于那些有财产并受过教育，并因而拥有成为共和国公民所必需的独立性的人。在联邦时代，美国人已然广为接受的一种想法是，如果大多数欧洲人能够为美国典范所启蒙，那他们也能达到这种地位。而且从民族的意义上说，这种开化所可能发生的范围在20世纪获得了扩展。然而，直到冷战来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包括欧洲人先前带到美洲的非洲裔人的内部殖民地“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指在同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地区和种族社群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处在弱势一方的地区和族群即可被称为“内部殖民地”。——译者注）都还处在这个文明开化圈之外。美洲原住民和拉丁美洲人也被排除在外。杰斐逊在1813年致信拉法耶特称：“我的朋友，我和你一样真诚地希望看到南美洲的解放。
　　这些国家将从外部压迫下获得解放，我对此几乎毫不怀疑。但我研究的结果使得我无法预期他们能够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沉溺于愚昧无知当中，而且因偏执和迷信陷于野蛮状态。
　　尽管如此，杰斐逊对拉丁美洲人依然怀有一丝希望：“光明最终将照进他们的头脑之中，我们树立的典范将长存不倒，而这会成为指引他们前进的鼓舞和榜样，长久以后将使他们获得实行自治的资格。”
　　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反集体主义（anticollectivism）——独立的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群氓却不能。集体象征着18世纪的美国革命者担忧其共和国衰败的一切理由。在美国之外，不自由状态的实质是他人通过封建依附关系所强加的控制，或者是他人通过党派或者运动所施加的诱导，像在法国革命中那样。在美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国家），抵制这种奴役的方法在于教育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但一代又一代人也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如果美国不能照料好和保护好自己的自由，则历史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美国的自由有可能会因外来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固守美国精英所不认可的文化认同的移民而受到损害。
　　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接受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最初两百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如何避免强大的政府（state）这一主题的。例如，在18世纪末，为了使美国的宪法为各方所接受，包括宣战权在内的几项权力就必须从行政部门手中拿走。一百年以后，这种反中央集权主义使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把国家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并在意识形态上对采取这样的路线的国家充满疑虑。在20世纪，尽管美国也屡次尝试进行国家主导的改革，而且在绝对的意义上联邦政府也有了巨大的扩张，但这样的态度在美国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上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作为“理性行为”的源头的科学，也自始就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具备普世意义的信念的一个支撑。美国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是其他国家追随的先驱——用杰斐逊的话说，就是“照射进他们头脑之中的光”。但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一种美国认同开始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在技术与美国的现存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要想变成现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仿效美国的榜样，从“古代的”（亦即后来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解放生产力和创新精神。到20世纪，美国人唯一的参照系就是美国——我们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在它诞生伊始就发出了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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