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才读书》是书痴梁小民先生近年为大众媒体写的书评文章合集。通篇围绕读书有什么用，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有何收益，读哪些书能达到这种目的阐发卓见。作者以为，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读书才有内在的动力；当读书真正出于自觉而非赶时髦或被逼迫，才有真正的全民读书热。
作者喜欢的状态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犹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这也正是这本书题目的来由。
“活着，读着”。读到一本好书，有一点感悟，就是一种幸福。
作者身为经济学家，但读书兴趣极为广泛，著作颇丰。《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读书》《小民谈市场》《小民说话》《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等都曾受到市场的良好反映。
《无用才读书》从晋商的兴衰到闽南海上贸易的繁荣，从北大传统的继承到城市文化的保护，从名门家族史该怎样写到如何给书起个好名字，从科幻到武侠……点评精到，妙语连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意义。
代序
无用才读书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全写出来有点啰唆，遂简化为“无用才读书”。写下这个题目，我想起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读书有什么用？仔细想来这个问题的含义是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能有什么收益？读哪些书能达到这种目的？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读书才有内在的动力。自觉读书而不是赶时髦读或被逼读，才有真正的全民读书热。
说到读书的目的，我想起一件逸事。当年我在北大任教时，听学生说，有一次给他们上课的一位老师问学生，选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一位学生无精打采地说：混个学分呗！老师听罢勃然大怒，批评一顿之后又指另一学生问，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学生站起来，严肃地说：为革命。全班学生哄堂大笑，老师无话可说。当年一切都冠以“为革命”之名目，还是相当流行的，况且老师是一位极“革命”之人，明知学生调侃，也无可奈何。
今天看来，“为革命”云云有点幽默，但在我上学时却是严肃地这样想，这样说的。我上学的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也是讲大话、讲空话的年代。老师极为认真地教导我们为革命读书。现在想来，这话也不能算错，但太空。除了少数革命家读马列的书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绝大多数人读书与革命关系不大。少数人甚至认为，读书越多越反动，成了反革命。而且，什么是对革命有用之书，也无定论。马列的书应该是对革命有用的，但不少反革命不也熟读马列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并非革命之书，但许多人不也从中读出了革命道理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钦定的革命之书，“文革”中又钦定为反动之书。如今又颠倒过来了，不过即使革命红心不变的人读的也不多了。“为革命”太抽象。作为读书目的，缺乏可操作性，作为评价书的标准，又缺乏客观性。现在真心这样说的人已经属于濒临灭绝的受保护物种了。
还是古人坦率，说读书是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这种说法不仅有点俗，而且也未必靠谱。读书与黄金屋、颜如玉之间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读书好而有黄金屋、颜如玉的人固然不少，但饱读诗书终生贫寒、丑妻相伴的人更多。几乎没读过书，但黄金屋一望无际，颜如玉如过江之鲫的人比比皆是。你去看看富人排行榜，有多少读书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种说法无非是从人贪财好色的本性出发而说的励志格言而已，不可当真的。
说“为混个学分”而读书选课倒是至理名言。人在社会上要过得好就必须有份好工作；要找到好工作，就得大学能毕业；要毕业就必须混够学分。这种读书可称为“有用的读书”。另一种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具体目的的随意读书，则可称为“无用的读书”。
人一生读书既有有用的读书，又有无用的读书。不过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人在接受正规教育上学时是准备成为有用之人，参加工作后就成了真正的有用之人。这两个时期读书都以“有用的读书”为主。退休之后，尽管也可以发挥余热，但“热”仅剩“余”，基本也就无用了。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
当学生时为应试、升学而读书是应试读书。工作之后为完成工作任务、为提拔、为评奖而读书也是应试读书的延伸。这是有用之人读有用之书，这种读书对人的一生很重要。我不否认应试教育、应试读书的重要性。科举制度可以称得上中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了，至今仍然是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与科举制同时产生的则是应试教育与读书。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接受教育增加才智的基本方式。尽管有人把没读过书的卑贱者捧到了天上，也有不经过这种应试教育而成才者，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才还是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然各国为什么都要建立这种教育体制？工作以后作为应试读书的延伸，为提职、评奖、完成工作任务读书也是大大有益。不同形式的考试、考核作为一种压力或动力，推动人们继续努力读书，不仅有利于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整个社会。
受教育阶段以有用读书为主，这对人的一生极为重要。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中学时学语文写命题作文练出来的。上大学分了专业，许多人认为“大学学的专业百分之九十无用”，这话的确有点道理。工作之后真正专业对口的人并不多，而且即使是对口，大学学的专业知识也会过时。但无论专业有没有用，都为你一生奠定了一个学习基础。我上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业后根本没用上。但大学的学习让我知道如何读书，如何研究一个问题，为我以后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大学的重点仍然在奠定人一生学习的基础。北大原经济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1949 年前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他继承了清华的传统，强调“宽口经，厚基础”，专业不要分得过细，就体现了大学教育打基础的作用。现在想来，这个思想仍然正确。工作之后适应工作需要而读书，这种有用读书仍然是人读书的主旋律。
当然，在上学与工作阶段，除了有用读书，即为了应试、工作等而读书外，也会有无用读书，即按自己的兴趣随意读书。不少人在中学时代就读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些书与应试关系不大，就属于无用读书。我上中学是在1950 年代末，当时没有大量习题、辅导资料，也没有网络。有用读书之外余下的时间还不少，我们学校又有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因此读了许多有用与无用的书。进入大学后要读的专业书多了，有用读书成为主旋律，不过也读了不少无用之书，比如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这种看似无用的读书，对应试等也起过作用。记得“外国经济史”课考试是口试，答完题之后老师随意问问题，问了一个非洲殖民化过程中的问题，我正好读了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回答了问题，得了一个好成绩。
当然，有用读书，毕竟有约束，有些书你并不喜欢，但喜欢不喜欢都必须读，就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也许这种书，当年你下功夫读了，以后也没什么用。尤其是教条式的教科书、参考书，读起来很乏味的。有用的书毕竟有一个范围，这也限制了你的阅读面，使你孤陋寡闻。因此，我主张中学、大学必修课不必太多，要给学生留下发展自己兴趣与才华的空间，这就是有用的读书不能占用太多时间，要让学生去读无用的书。工作时追求也不必太多，留点时间读无用的书。但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读有用的书的阶段，无论你爱不爱。这时读书的确有点“被”或“逼”的状态。
我最喜欢还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状态。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正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那样。这正是这本书题目的来由。
要读无用之书，必须成为无用之人。人无用了，完全没有约束了，才有完全自主决策的自由，才可以为所欲为。一般来说，人是在退休后才能处于这种状态。不过由于我成长于革命时代，就有了两段作为无用之人的时间。一段是大学毕业后1968—1978 年被发配到东北林区。当然也有工作，还算有用之人，但所学知识无用，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没有目标。这时在读书上就属于无用了。尽管这一段生活颇为艰难，政治环境又不好，且心情郁闷，但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生中最愉快的读书时期之一。另一个则是六十岁退休之后，我是在六十岁生日那一天彻底裸退的。单位的约束完全摆脱，尽管还出去讲点课，发挥发挥余热，但“热度”几乎近于零，不能温暖别人，更不会引起温室效应，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时读书又回到无用状态。有人问我，一生什么时候最幸福，我认为就是退休之后。这是完全任意读书的时代。
先讲“文革”时那一段。上大学时总感到自由读书的时间太少，毕业后赶上这么一个混乱但也约束不多的时光。毕业时就想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读书，这样就来到无人愿去的黑龙江林区。尽管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流行，且在文化专制下可读的书也有限，但毕竟自己有点藏书，且读书条件也可以自己争取，因此也还是读了点书的。
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书还有一些。我就从认真读这些书开始。当年毛主席曾给高干们开了一个30 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书目，“文革”中又倡导高干们读6 本书。我就从读这些书开始。有一次我读《反杜林论》被工宣队看到了，指责我还读资产阶级的书。我把书扔给他，告诉他这是恩格斯的书，是毛主席推荐的，又上纲上线了一下，反问“你反对我读马列的书，该当何罪？”他是文盲，不敢再说，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读书。即使读其他书，包一个书皮写上马克思什么书，就无人敢问了。我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且写了两大本笔记，还写了一些读书体会之类的文字。以后读了一些单位编写的辅导资料，感觉我理解的比他们好。大约1970 年代初，有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含义，并寄给《黑龙江日报》。不久该报发了一篇介绍这个问题的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但比我写的差多了。虽然我知道写文章想发表是不可能了，但我仍然认真读书。以后又读了《资本论》三卷。这是我一生中读马列最认真，且读的最多的一个时期。从读书中也认识到“四人帮”宣传的那一套并非马克思主义，自己反抗，当然不可能，但不同流合污还是可以的。
此外读得多的就是古文。我有一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真学了一遍后，又借讲“儒法斗争”读了《论衡》《韩非子集》《史记》《资治通鉴》等允许读的书。同时向别人借了一本《辞源》，解决读这些书中不解的问题。“文革”前我买过五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在校时选读过，这次就全读了。还读了一些古诗词，甚至还为我的孩子选编了一本儿童读的古诗词（刚编了一点就赶上考研了，未完成）。当时年轻，尽管是无用的读，自己还想做点事。读《巴黎公社史》，还想写一本小说；读商鞅变法的书还想写一本“商鞅之死”的剧，赞扬商鞅的改革精神，不过都是想想而已。《商鞅之死》写了一幕也写不下去了，想来还是自己天分不够。
我爱文学书，但除了一套《鲁迅全集》（1963 年版）外，其他藏书不多，于是就认真读鲁迅。我特别推崇鲁迅先生，读这套书时还摘录了其中一些格言式语录。当时有哈尔滨下放的干部到林区，我也向他们借书读。《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就是借来读的。他们有什么书，我就借什么，读过的，没读过的，都读。当然，我也无法穿越，只能出什么书读什么书，而无论好坏。当时我订阅了《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每期都读。当时出书少，书也便宜，只要见到的书就买，什么《李白与杜甫》《牛洋田》《虹南作战史》，等等，都是那时购买并读过的。那时真是饥不择食。
除读书之外就是自学英语。我中学大学一直学的是俄语，自己还译过俄文版的《西欧六国共同市场》（当然没出版）。后来中苏交恶，感到俄语没用了，于是“文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当时用的课本是英国出版的《基础英语》（旧书店所买）和北大的第二外语教材三本。在此基础上又读了张道真先生的《实用英语语法》，并阅读了其他书刊。除《北京周刊》外，还订阅澳大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先锋报》，读旧书店买来的英语故事书、小说等。没有人教，也没法学习口语，因此我的英语听说始终很差，至今成为憾事。
这些读书学习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标，也没想过“读书改变命运”之类，但以后对我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因为一直坚持读书，1978 年招考研究生时，我才能以五门课439 分的总成绩，再次进入北大，这才有以后的一切。看来无用的读书，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有用的了。“文革”中认真读书，读得比我多、比我好的人还有一大批。就当年我们研究生同学而言，中文系的钱理群、西语系的张隆溪、哲学系的陈来，还有不少如今已成为院士的理科同学，都是“于黑暗处静读书”的佼佼者。比起他们我常反省自己，不过这也有天分的原因，我不如他们很正常，但我努力了，就是没有虚度光阴。
第二个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时期，就是60 岁退休至今天。退休，没有了一切工作任务和约束，也再没有什么追求，这就是随意读书最好的时光。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就读什么，甚至《鬼吹灯》这类书也读过，而那些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不爱读就不读。人退休之后最怕寂寞无聊，我住郊区乡下，来往朋友不多，对老年人的街舞、麻将、养生之类毫无兴趣，唯一填补退休空虚的就是读书了。读到一本好书，有一点感悟，就是一种幸福。如同打麻将的老人赢了钱，或跳舞的老人浑身大汗一样。我退休生活的模式就是“活着，读着”。
当然，退休了，读点书作为燃料就可以发挥余热。退休后，主要为一些学校的EMBA 或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讲课。读书可以给讲课更新增加点内容，“中国商帮文化”就是在自由读书的基础上新开的一门课。也可以任意写点东西，我许多普及经济学的书，如《经济学是什么》《寓言中的经济学》都是退休后写的。退休了，没有任何考核指标，也不想评奖之类，写起来更自由。尽管一些普及性的书在许多专家看来“没有学术水平”，但自己觉得好就写，退休老人还讲什么“学术水平”？人最大的欢乐来自自由，对一个读书人而言，自由地读，自由地写，就是最大的自由。如此自由的生活给个皇帝也不换。
我在无用的读书中有所感悟也写了一些文章，所写的文章陆续编为《想读》[1]、《 随书而飞》[2] 出版。如今这本《无用才读书》就是近年来写的文章的汇集，与爱读书的朋友交流，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本来是一篇序，没想到写这么长，只好作为一篇文章，称为“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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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90年代中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退休后在20余所大学担任EMBA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被评为国jia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各类专著和译著60余种。
目录
001 _ 代序 无用才读书
013 _ 历史没有新故事
027 _ 历史，可以化妆不能整容
046 _“ 认识哈耶克之前，就讨厌凯恩斯”——怀念撒切尔夫人
055 _ 启蒙未竟人已去——纪念于光远先生
067 _ 一代宗师的丰碑——悼念萨缪尔森
075 _ 钱理群与北大传统
088 _ 名门家族史：该写谁，如何写？
101 _ 古代闽南海上贸易何以繁荣？
112 _ 别让“老大哥”美梦成真
119 _ 罗马城不是一天消失的
125 _ 不战而胜的软实力
132 _ 门外汉浏览科幻小说
140 _ 从《灵剑》看邪教
146 _ 从汽车看经济学
152 _ 一本引导你思维的书
158 _ 莫为己讳
166 _ 我们需要全民忏悔
173 _ 大处不可随便
178 _ 偶遇《读库》，一见钟情
186 _ 市场经济不能由政府主导
192 _ GDP 超过日本之后的思考
200 _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208 _ 译书如何改书名
215 _ 给书起个好名字
219 _ 出书与卖书
226 _ 2013 年，未受广泛关注的10 本好书
240 _ 2014 年10 本休闲好书
254 _ 经济学与读书——2014 年4 月27 日在北大讲座
269 _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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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无用才读书》：
历史没有新故事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清帝国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带领名义统治者光绪皇帝和部分大臣及宫中各色人等仓皇向西逃跑。经历两天苦难颠簸之后于阴历八月初十入住祁县大德通票号总号院落。
慈禧和光绪皇帝为什么不由山西巡抚安排住在官府大院而进了一家私人大院？乔家的大德通为什么能有接待这样尊贵客人的殊荣？耗资巨大的接待又给乔家带来了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由跟随慈禧太后而行的内阁学士、内务府总管桂春安排的。在决定这次行程之后，桂春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告诉他“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桂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原来高钰早就是桂春的密友，高钰早就希望有机会能与帝国统治者慈禧太后接上关系，桂春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满足了高钰的夙愿。高钰得到消息就把大德通总号大院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一行的行宫。在这里慈禧一行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乔家为慈禧一行准备了他们在宫中闻所未闻的山西特色宴席，使慈禧一行在两天的挨饿之后大快朵颐，完全放松休息。临行前又借给囊中羞涩的慈禧3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对这次西行中乔家的接待甚为满意，念念不忘。交结慈禧当然有回报。慈禧回京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兑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给各国赔款本息近10亿两银子交由票号汇兑。各省把每年应缴的赔款交给当地票号的分号，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转给各国政府。当各省财政困难时则由票号贷款给各省。
这样票号就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了两张“皮”，一张是汇费，另一张是利息。因此，1900年到1910年是票号的极盛时期。当清政府决定办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民国后改为中国银行，即今日中国银行之源头）时，慈禧还把这件大事交给山西票号。可惜山西人失去了这个机会。
接待慈禧是晋商最成功的一次官商结合。实际上，晋商能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在于自己的制度创新和诚信的企业文化，还在于官商结合。在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经营一个小企业，官商结合并不重要，但如果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官商结合。官商结合是专制时期经商、做企业成功的唯一道路，正如自古华山一条路一样。为什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王朝之后，直至1911年清灭亡，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而明清时代则是这一体制的全盛时期。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儒表法里，即讲王道而行霸道。而且，法家的法制并不是现代的法治。现代法治是保护公民、限制政府的，但法家的法制是作为政府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的。而且，这种法完全是由统治者制定并实施的。皇帝的一句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不用经过什么程序。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是制度治国，而中央集权专制下的法制是人治。这就使统治者的权力无限扩大，公民，包括商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证。如果把官商结合作为一个市场，那么，供给者就是统治者、官员，需求者则是商人。
商人是逐利的，他们需要权，一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中，尽管有私有财产，但并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政府可以随时以各种借口剥夺私人财产，甚至生命。保护还是剥夺私人财产的权力，说得远一点是在皇帝手中，说得近一点是在各级官员手里，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意愿。官商结合起码可以获得对自己已有财产和生命的保护。这就是古代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深层次含义——父母可以给你一切，也可以剥夺你的一切。所以，官商结合的最低层次是为了保护自己。商人赚钱多了，就要用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钱献给官员，以求得保护，这就相当于交给黑社会的保护费。二是为了发展自己。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之下，一切资源归政府，归皇帝。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义。而且，经商的权力也是政府“赐”给你的，并不是你的天生人权，给你多少资源，多少经商的权力，完全取决于政府和官员。同时，这种社会中政府也是极为重要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者，政府是个大市场。所以，官商结合的更高层次就是求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赚更多的钱。这种多赚钱的资源、权力和市场也要用钱去换。资源、权力、市场机会都在政府手中，这就需要官商结合，向官员去买。在任何社会中，资源、权力、市场都要付费，但相比较而言，官商结合，向官员买，而不是市场竞争，是成本最低的，商人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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