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至今，中国的好文章层出不穷，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美。从这些好文章中，每个人都能看到时代行进的影子，看到自己心灵的轨迹，同时见证中国的写作者们不断创造新的语言奇迹。
希望收到本书中的每篇文章、每段文字，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岁月、情感、记忆息息相关的。它们不仅仅是文章，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
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张锐锋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 读《中国好文章》，体察中国社会百年沧桑与文明的进步。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纸天堂》等，20卷《祝勇作品系列》正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任总撰稿和导演，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一、从遗漏开始
“五四”以来的中国散文，曾经以各种不同的选本形式反复呈现，然而，九十多年间的中国散文图像，丰富、驳杂、支离破碎、没有固定的形状，因而无论哪一种选本，对它的陈述都无法做到完整、严格和准确，尤其当人们企图以某种先验性的知识框架对它做出规范，并对散文的规律性进行凝聚提炼时，一些更加杰出的作品便会从理论的缝隙中遗漏，作为个性化艺术的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拒绝着理念的征用和支配。那些被“遗漏”的作品，嘲笑着人们业已建立的文学常识。所以，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当我们自以为对百多年来的散文路径都了如指掌的时候，总会有被“遗漏”的部分浮出水面，挑战我们已经形成的阅读经验。就像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随着问询的深入，一些被遗漏的细节会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如果时间允许，这种“补充”会无限地持续下去，甚至会使事件的本来面目得以彻底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散文选本能够真正做到“权威”和穷尽，每一种选本充其量只是无数种证词中的一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完成着对散文史的诠释。本书不屑于做已有散文选本的翻版，在已有的经验之上，本书致力于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它固然不能使我们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呈现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和吃惊的侧影，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也是我自《一个人的排行榜》以来，一贯秉承的编辑原则。
二、第一个“三十年”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在广东省文学院作过一场名为“中国散文九十年”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我将汉语白话散文史分成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9；第三个“三十年”：1979—2009。将文学史附着于政治史之上，这种分期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比如第二个“三十年”中的地下写作，如北岛、张郎郎等，与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学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而且，严格地说，汉语白话文运动，不是诞生于五四运动，而是至少在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在这篇序文里，我之所以这样分期，仅仅出于言说方便而已，因为汉语白话散文分期的上限时间是模糊的，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像政治事件那样具有标志性。实际上，任何概念都是以流失其内涵的丰富性为前提的。
“五四”时期以“白话”为目标的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而不是以下里巴人为主体进行的，所以，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几乎是由一群相同的人完成的，是一套班子，两张招牌，这使散文史与思想史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也造成了许多研究者以思想史的视角解读文学史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说出（写下）的话，归根结底不可能是纯粹的“白话”，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可能真正成为口语式的普罗语言，而从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一种艺术化的书面写作，而中国现代散文，从它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带有极强的语言实践的特点。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散文考古中建立一条逻辑的线索，那么在我看来，最醒目的线索，不是它与思想史的合一，而是它的语言实践特征。
“五四”的文化革命画出了两个时代的界限，在那个以“新”命名的时代里，“新青年”们在一片虚空中建立崭新的文学理想，如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这种“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精神，在文学中得到深刻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没有不新的，所有的散文，都因其胆大妄为而成为那个时代里的“新散文”，这种“新”，不只是精神气质上的，更是艺术方法上的，也就是说，在摆脱八股文的程式化束缚之后，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在“五四”一代人手中得以释放。荷尔德林曾在一首名为《面包和酒》的诗中写道：
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五四”一代所面对的挑战，正是他们所精心打造的现代汉语散文能否承载那样一种“神的丰盈”，展现出本雅明所说的“语言的和谐”。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张锐锋进一步阐释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一代人改变了上一代人的语言性质，而是一代人总是强调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并集中地、高频率地使用着一些语词，并将这些语词根植到自己生活的理由之中。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2]
第一个“三十年”的散文写作，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在这种全新的语言信仰下，文学的创造性、文本的多义性、文体的可变性，都得以充分伸展。这一点，可以在第一卷所选的篇目中得以证明。其中，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萧红、沈从文……他们的实践方向及其营造的语言氛围各不相同，它们的价值正存在于各自的特异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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