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 出版于1895年，是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入门读物。这本书运用生动的词语讲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前瞻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众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撰写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它们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很多著名政治家深受他的作品的影响，包括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智利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德里等。
群众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第一章研究群众的基本特征时，我们说，群众几乎完全接受无意识动机的指引。其行为主要是受脊髓的影响，而不是受大脑的影响。在这方面，群众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其行为本身可能完美，却不受大脑的指挥；相反，孤立的个人却根据外部刺激因素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群众是外部刺激因素的奴仆，并反映出外部刺激的不断变化。群众是冲动的奴仆。孤立的个人也受相同的刺激因素的影响，但他的大脑会告诉他，屈从于刺激因素并不可取，所以他约束自己不受摆布。用生理学的术语来说，道理在于，孤立的个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反射行为，而群众就缺乏这样的能力。
有诸多原因可以刺激群众，群众顺从的冲动可以是慷慨的或残忍的、英勇的或懦弱的，但冲动总是势不可当，以至于个人利益乃至对生命的保全都难以占上风。刺激因素多种多样，群众又总是顺从，所以群众也极为多变。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转瞬之间，群众会从最血腥的狂热状态转为极端的慷慨和英勇无畏。群众很容易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同样很容易慷慨赴死。正是群众，为了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众流血牺牲的壮举，我们不必回顾英雄时代。揭竿而起时，群众绝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将军声名鹊起，很容易就找到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不惜为他的事业而流血牺牲。
因此，群众根本不会三思而行。驱动他们的情绪可能会前后矛盾，他们总是受眼前那一刻的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像被大风卷起的落叶，四处飘散，落在地上。下面研究革命群体时，我们将举例说明，群众的情感变幻不定。
群众易变，难以管束。当一部分公共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时，尤其如此。若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物对生存构成隐形约束，民主制是难以持久的。群众的愿望狂热，却不能持久。群众缺乏持久的意志力，也不能深谋远虑。
群众不仅冲动而且多变。群众宛若野蛮人，不愿意承认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有障碍。因为觉得人多势众、锐不可当，所以群众不能理解这样的障碍。对群众里的个人而言，不可能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孤单的个人很清楚，他靠单枪匹马难以焚烧宫殿或洗劫店铺。即使面对这样的诱惑，他也容易抵挡。一旦成为群众的一员，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的力量，这足以使他产生杀人越货的念头，并且会立即屈从于这种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在狂怒中灰飞烟灭。倘若人体能忍受无止境的狂热激情，那就不妨说，群众的愿望受阻时的常态就是狂热激情的状态。
我们的所有情感都有一个永恒的源头，那就是种族的基本特征。群众的急躁、冲动和多变，都受到这些特征的影响。我们所研究的所有群众情感也都会受到这些特征的影响。无疑，一切群众都急躁而冲动，但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拉丁国家的群众和英国的群众就很不相同。在这一点上，法国历史最近的事实给人以生动的启示。25年前，有一份电报被披露出来，内容大概是某位大使受到了羞辱，结果群情激奋，甚至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一纸关于谅山（Langson）战役小挫败的电文，再次激起法国人的怒火，政府顷刻间垮台。相反，就在同时，英军远征喀土穆受重挫时，英国人只有轻微的情绪波动，没有一个大臣因此下台。普天之下的群众都有阴柔的特点，拉丁群众尤其如此。凡是信赖他们的人都会迅速攀上命运之巅峰，然而这无异于身处悬崖绝壁，随时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群众容易轻信，易受暗示影响
上文界定群众时曾说，其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接受暗示；我们还说明了，在一切人类集群中，暗示的传染性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可以解释群众的情感何以会向特定方向迅速转变。有人认为暗示无足轻重，然而总体上，群众总是期待他人注意，既然处在这样的状态，暗示就很容易起作用。暗示一起，旋即靠传染机制植入群众的头脑，无一例外，群众情绪的完全一致立即实现。
进入大脑中的念头会自动变为行动，每个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个过程。无论这一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做出自我牺牲，群众都会闻风而动，在所不辞。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当一个人独处时，情况就不一样。这时，他会思考自己因受刺激而要采取的行动和所有要这么做的原因之间的关系。而结果往往是，他会放弃采取行动。
如此，群众总是在无意识的边缘徘徊，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心怀狂躁情绪，不受理性影响，丧失批判能力；如此，除了极端的轻信，就别无其他可能了。在群众里，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牢记这一点，你就能够理解为何子虚乌有的神奇故事能被编造、传播且不胫而走。经历过巴黎被围困的人都目睹了这种轻信的许多实例。高楼窗户里的一簇烛光立即被人们当作发给攻城者的信号。不过，略一思索人们就发现，在几英里以外根本看不见这样的烛光。
编造出来的故事在群众里迅速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众极端轻信；另一个原因是，在群众的幻想里，事件被严重扭曲。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简单的事情很快就会面目全非。群众使用形象思维，而一个形象迅速唤起一连串形象，其中并无任何逻辑联系。我们很容易设想这种状况。有时，我们回忆一件事时，一连串奇怪的念头会涌上心头。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连贯性。但群众对这个事实视若无睹，真实的事件和叠加其上的幻觉就混为一谈了。群众很少区分主观和客观，总是把脑子里的幻象当作真相，尽管这些幻象和眼前的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按理说，群众对事件进行扭曲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毕竟，群众中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特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人们扭曲事件的方式完全相同，在任何群体的个人身上体现出同样的特点。
在群众里，首先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扭曲成为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十字军战士的眼前，圣乔治的形象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在此之前，这一形象肯定是在场的一个战士首先想象出来的。通过暗示和传染，由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即被所有人接受了。
历史上频繁出现这样的集体幻觉，其机制总是如此。幻觉似乎具有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的特点，因为它们是成千上万人目睹的现象。
若要反驳以上断言，群众里个人的智力水平如何是不必加以考虑的。在这里，个人的智力毫无意义。一旦成为群众的一员，智者和愚夫一样，都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这一论断看似吊诡。若要证明其不容置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卷帙浩繁的论著亦不敷此任。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给读者留下毫无根据的印象。我要从众多的例子里随便撷取几例，这些都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例子。
以下事实最为典型，因为它取自一个典型的集体幻觉，这是使群众受害的集体幻觉。群众中包含各色各样的个人，从最愚昧到最博学的人，无所不有。这是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Julian Felix）在他的《海流》（Sea Currents）一书中述及的事情，《科学杂志》（Revue Scientifique）过去曾经引用。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正在海上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万里无云，阳光明媚。突然，瞭望兵发出信号，表示看到了一艘抛锚的船舶。护卫舰官兵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见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几只船拖着，船上的人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的水手。到达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移动的人挥手呼救，听到许多混乱而沉闷的声音”。到达目标时，官兵们却发现，那不过是几根带枝叶的树干，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幻觉即刻消失。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刚才解释的集体幻觉在起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群人满怀期盼；另一方面，瞭望兵发现遇难船只的信号成为一个暗示。由于相互传染的机制，全体官兵都接受了这个暗示。
亲眼所见可化为乌有，真实的事情可被与其无关的幻觉取代——视觉幻象发生时无须人数众多的群众。一旦相聚，几个人也可能构成群众。尽管其中的个人可能是饱学之士，但只要他们在专长之外获得了群众的特征，他们就构成群众，个人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就会立即消失。机敏的心理学家达维（Davey）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用在这里恰到好处。最近的《心理学年鉴》（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记录了这一案例。有一次，他邀请一群杰出的观察家与会，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达维先生打算当众展示神迹。在此之前，他先让在场者仔细检查他的道具，并任意做出标记，然后，他开始表演灵魂现形、盘上书写等，并请大家做记录。随后，他陆续从这些杰出的观察家手中收回他们所做的书面记录。记录均标明，这些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才能获得。然后，达维向他们展示，这不过是简单的幻术而已。这次表演的记录者写道，“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不是幻术的神奇，而是不懂催眠术的目击者笔端报告的极端虚伪性”。他接着写道，“即使众多的目击者也可能罗列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其结果是，如果他们描绘的文字被认为是准确的，他们描绘的现象就不能用幻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他的大胆令人吃惊。他拥有支配许多人的大脑的能力，能使人相信自己看到了实际上没有看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催眠术总是这样的。况且，受影响的脑子属于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事先还请他们抱怀疑的态度。如此，用幻术欺骗普通的群众会是多么轻而易举，就容易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写到这里时，报纸上正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谁。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丝毫怀疑。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人们准备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大家突然发现，其实她们还活着，而且各项特征都与死者相去甚远。这和上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一样，提供第一份证词的人自己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类似的事情中，暗示总是起源于由于一个人的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由此而产生的传染机制肯定了初始的幻觉。如果第一个目击者是一个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就会坚称他所辨认出来的尸体带有某些外部特征，比如一块伤疤，或者一些服饰上的特征。当然，这些特征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而他的说辞会立刻引发其他目击者的联想。由此产生的想法会成为一个“晶体”的核心，它损害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断力。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如此，暗示和传染机制就可以解释如下事例：母亲错认自己的孩子的尸体。这是一桩报纸重刊的旧案，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指出的两种暗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个孩子认出了死去的孩子，但他搞错了。于是，一连串错认随即开始。
奇异的事发生了。在学童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惊呼：“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尸体跟前，检查了衣服，并注意到孩子额头上的伤疤，接着说，“肯定是我儿子，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叫夏凡德雷。孩子的叔叔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这就是小费利贝”。几位邻居也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 孩子的老师也认出了小费利贝，其根据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尽管如此，邻居、叔叔、老师和母亲全都错了。六个星期以后，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当地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应该注意的是，做出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这绝对是一群最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也说明出庭作证的妇女和儿童有何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把他们的证词当真。法官总是习惯于说，儿童不会撒谎。然而，倘若法官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他们就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常常撒谎。无疑，这是无恶意的谎言，但谎言毕竟是谎言。通常，用扔硬币的办法来决定被告的命运，也比采纳儿童的证词合理。
回头说群众的观察力。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通常，这样的观察代表的是一个人的错觉；通过传染机制，他把暗示传递给群众里的其他人。群众的证词极不可靠，事实证明，其错误的严重程度可能无以复加。在25年前著名的色当战役中，数千骑兵冲锋抗敌。然而，面对互相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能确定，究竟谁是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Lord Wolseley）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说明，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错误是有关滑铁卢战役中最重大事件的记述错误，而事件的真实情况曾得到数以百计目击者的证实。仅就一场战役而言，我们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吗？对此，我深表怀疑。我们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大概仅此而已。德·阿尔古（D Harcourt）先生关于索尔弗利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on）的描述很有代表性，适用于很多类似的情况。阿尔古先生目睹了这场战役的发生，甚至亲身参与其中。他是这样写的：“将军们（在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目击者的汇报之后）提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值班的指挥官略加修正，完成定稿；总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并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撰写报告。然后，报告被呈交给元帅，元帅说：‘你们大错特错’，他又以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取而代之。最初那份报告中的内容几乎不见踪影。”阿尔古先生说这些是要证明，即使是那些最显著的、被最细致地观察过的事件，要呈现出其真相也是不可能的。
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来自群众的证词价值何在。逻辑学著作把众口一词的证据纳入最有力的证词的范畴，断言这足以证明事实的准确性。然而，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逻辑学著作需要重写。最让人疑窦丛生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如果我们说，一件事已经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的证实，在通常的情况下，那就等于说，真相和人们普遍接受的版本已经相去甚远了。
以上例证的结论显而易见：历史著作应该被视为纯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富于幻想的记述，伴有对反思之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书绝对是浪费时间。倘若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不朽成果，我们对往昔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掌握了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很可能一句也没有。况且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了解，流行的传说如何表现历史伟人。让群众印象深刻的英雄是传奇式英雄，而从来都不是真实的英雄。
遗憾的是，传说虽然被书籍明确地记载，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众的想象力使传说不断变化。《旧约全书》里血腥的耶和华与圣特里萨（Saint Thérèse）讴歌的爱的上帝，别若天壤；中国人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几无共同之处。
关于英雄的传说在群众的想象力中不断变化，这一过程无须数百年。有时，几年之内就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在当代，我们就看到，仅仅在五十年之内，关于一位历史上伟大的英雄的传说就几经改变。在波旁王朝期间，拿破仑是田园牧歌般的、自由主义式的慈善家，是普通老百姓的朋友，按照诗歌中的传唱，乡下人会永远记住他。三十年之后，这个和善的英雄人物竟然一变而为嗜血成性的暴君。就是这个人，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篡夺权力，摧毁自由，甚至屠杀了三百万人民。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经历新的演化。数千年之后，当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叙述，也许会面面相觑，进而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就好像现在有些人怀疑，是否有释迦牟尼这个人。也许，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者一个由赫拉克利特式的传奇演变而来的故事。但是，当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很容易地自我安慰。原因在于，相比于我们，未来的学者一定掌握了更多的关于群众心理学和群众的特点的知识，他们非常明白，除了神话，历史不可能保留任何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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