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zui敢讲真话的和有良知的中国经济分析师”他曾任职瑞士银行（UBS）11年，曾连续5年被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师”张化桥在本书中大方分享了自己的投资选股方法、财产分布，力求帮助读者看清现实、有所借鉴，有力捍卫自己的财富。 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30多年前比，你的名义收入增加了很多倍，你的财富增加了很多倍，也许你还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担心，我们的退休真的有保障吗？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因为环境恶化而贬值许多？我们的子女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吗？他们会遇到何种竞争……——张化桥
序
你的艰难岁月，我的艰难岁月
虽然已经有了36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从某些角度看，咱们中国确实还是很穷。而且，考虑到自然资源（包括水和新鲜空气）等因素，咱们未来还会有段比较艰难的日子。
发牢骚很容易，但是，我这本书不准备那样做。我只是想分析，咱们为什么会如此。究竟是谁偷走了本来属于咱们的财富？
说实话，我认为，其实咱们还是应该反思自己。我们的国家、做决策的部门，都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20 世纪80年代，我本人就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过三年。后来，我又到国有的大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当然，决策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了民意，但民意经常是错的。有些政策开始是正确的，但是，时过境迁，政策就需要调整。有时候，民意可能会阻碍改革，阻碍进步。
本书分析了部分经济决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咱们自己的无知。本书的落脚点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和你如何看到咱们自己的问题，以求尽量少犯错误。即使我们无力强迫别人改变看法，独立思考和实现财务自由，总可以吧！
年轻时的艰难与幸运
我年轻的时候，日子过的很艰难。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我那时候幸运。你遇到的挑战更大。
我已经52 岁。1979年，我从湖北省荆门县的农村考进湖北财经学院读大学本科。虽然当时的中国和当时的我都非常贫困，但是，空气是清新的，空气中流动着希望。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而且因为他们是老上中农成分，所以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
在大学里，我们几乎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或者技能。因为，师资在当时非常差，课程安排和现在也不能比。我记住的仅有的两个东西，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大学生在那个时候是天之骄子，学费全免。生活费也有救济，我家贫困，所以我每个月可以收到12 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父母再补贴3 元，足够了。衣服和其他消费大约每个月6 元。
1983 年，我们顺利地毕业了。当然，我们的脑子里还是空空的，所学到的财经知识极少。但是，我们有担保分配。我被分配到了襄樊市税务局。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襄樊报到上班，就收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专业知识很少，但是我的数学和英文还算不错。我考到了在北京市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生部。这里的学制和师资跟武汉市差不多。三年又顺利地过去了，我依然头脑空空。
在五道口，我的月薪46 元人民币，再加上副食补贴5 元，交通补贴3 元，日子也能过得去。虽然当时北京的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40 多元人民币，但是人家还要养家糊口。所以，我必须开始储蓄。我的学长跟我强调，我每个月至少要存15 元才能保证五年以后成家！
我那样一个农村的穷学生可以顺利读完七年大学和研究生，靠的是政府支持。而且，当时的城乡相对平等，大家生活条件差不多，物价也很低。我并没有感受到城里来的同学有太
严重的优越感。
中国的巨变
到了30 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30 多年前比，你的名义收入比我当时增加了很多倍，你的财富增加了很多倍，也许你还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担心，我们的退休真的有保障吗？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因为环境恶化而贬值许多？我们的子女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吗？他或者她会遇到何种竞争？
这30 多年来，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变化是：
（1） 房改＋利率管制。十多年前“房改”导致的巨大财富聚集。一大批本来的公共性房屋突然间变成了私有财产。拥有房产的人象征性地付了一点钱，但是这些钱还是大大低于公平价值的。随后年复一年的经济发展以及通胀推高了这些房产的价格，使房产拥有者的财富迅速升值，造成了与无房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一个资产价格持续膨胀的环境里，你必须有资产，才能跟市场保持一致。如果你的资产多于平均数，你就会跑赢大市；否则，你会被大市甩在后面。就是这样残酷。
（2） 股市。这20 年来的股市伤害了大量股民，养肥了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和内幕交易者。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把企业上市当成了“扶贫”，以及国有企业的“脱贫”。当然，这种特权不能太多太泛，因此，政府严格控制了上市企业的数量，其结果是股票价格的长期被高估。在企业上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股价就处于长期下滑趋势中。
其次，每次遇到股市大跌，股民便“勇敢地”当起了炮灰。同时，股民看到了四面八方在给我们鼓劲儿：报纸的社论、电视演说、降低印花税、停止IPO（首次公开募股）。
（3） 城乡差距。60 多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在迅速扩大。2014 年，政府开始下决心逐渐取消这种城乡差距。不过，我不知道真正取消户口还要多长时间，因为毕竟这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
让人十分担忧的一点是，即使农民可以自由进城，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也没有经济能力住在城里。他们的医疗、教育、文化、经济和政治地位在短期内还是会有巨大差距。30 多年来的通胀和资产价格升值使他们离开家乡的难度增大了。而农村的土地在萎缩，河流被污染或者干涸，森林在消逝，他们的生计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胁。
（4） 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比如石油、石化、铁路、电力、交通、水务、银行等行业的参与者占领了有利的地位。他们的报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于其他行业，因此现在调整也渐渐开始，以免出现报酬与付出脱节的情况。毕竟，我们不能以“多劳多得，激励机制”为理由，将国有资产本来就应该有的回报当成员工们的劳动回报。如果不尽快调整，在以上这些行业之外，我们很多人会越来越被甩在后面。
英国是如何转型的？
过去一年多，我住在伦敦，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我的主要兴趣在研究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变迁。
我经常问自己，英国为什么国富民强？它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的江苏、浙江和上海之和，人口相当于江、浙、沪的一半。但是，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为什么那么高？环境保护得为什么那么好？
我想起咱们的榆林地区、大同地区和其他类似地方的命运，不禁有点黯然。咱们何时才能转型？转型做什么？怎么转型？100 年前，英国曾经也是一个煤炭大国，但是到20 世纪
的五六十年代，它的煤炭资源开始枯竭。当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强制关掉一些奄奄一息的煤矿时，全国的大罢工充分反映了民众的迷茫和恐慌。今天，那些旧时的产煤地区的经济仍然比较脆弱，但是，英国的经济转型总体还算成功。
过去，英国曾经侵略和掠夺过很多国家和资源，罪大恶极。今天，这样一个小国依然有大量的公民在世界各地谋生和发展。海外“英侨”占英国总人口比重的排名可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这本身就是开放和进取的标志。除此之外，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是从英国对外来人口和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看，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有时坚持这样做也相当不容易。
开放与富有密切相关
2014 年年初，我亲身感受了一件有趣的事，足以证明英国的政策稳定性和了不起。十年前，东欧几个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当时的条约是，十年后，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时到欧洲共同体的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就业和定居。2014 年年初，十年的限制很快就到了。可是，欧洲经济整体还在萧条之中，只有英国经济稍微好一些，而且，作为欧洲唯一的英语国家和（也许）最开放的国家，英国对于东欧公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从2013 年起，许多英国人就开始担心东欧的劳工蜂拥而至，抢他们的饭碗，导致英国的住房、车站和医院等基础设施无法应付。
英国的一份报纸《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甚至组织了万人签名运动，呼吁政府紧急采取措施，要么撤销当时的条约，要么增设对外来劳工和移民的限制（其实也是撤销承诺）。英国政府虽然遇到来自选民的极大压力，但是承诺就是承诺，条约就是条约。所幸的是，东欧的移民并没有像潮水一样涌入英国。
在整个抗议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把英国换成中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说不定，我们会找无数个理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武断地撤销承诺。英国今天的富有当然跟它的开放密切相关。我问自己，咱们能否认识到这一点？
在伦敦，我经常碰到中国的企业家到这里来考察、旅游、经商，大家都说英国的法律制度透明和容易遵循。这就是英国成功的关键，也是它未来继续繁荣的根本原因。它在外国人中的口碑，给外国人的消费者体验实在是金不换。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非要把外国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善罢甘休，伤害的当然是自己。
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时，已经有大量的外国银行在中国成立了代表处。但是差不多30 年以后的今天，外国银行还是受到诸多限制，他们在中国的银行业务也一直在寒风中哆嗦。
我们多年来奢谈监管和限制，受伤害的当然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心理障碍，导致了我们的贫困。
在本书中，我希望通过各种话题，谈谈咱们公众所需要的心态调整，也试图对一些经济政策和咱们老百姓的反应做一些评论，发表我的建议。
今天我们遇到经济问题时不能归罪于别人，不能归罪于政府，只能反思自己。咱们自己的错误和无知是最大的敌人。如果我们想朝着美好的方向改变，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不能及时意识到或者改正咱们自己的错误。
本书前面几篇文章是新写的，后面多数是在我的博客文章基础上整理的。得罪人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希望讲出实话。
张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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