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和巴西两国学者在中国北京市和上海市与巴西的圣保罗市和巴西利亚市分别选取了三所不同层次的综合性大学，按照专业的设置所进行的抽样调查及调查后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中方课题组研究报告，下篇是巴西方课题组研究报告，反映的调查内容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调查结果所反映的相关问题也具有较高的实践参考价值。

引言一
汤姆·杜耶尔*
汤姆·杜耶尔（Tom Dwyer），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PENSES中巴研究组协调员，巴西社会学会前任会长。
我请读者对比一下写作时间相距十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在介绍其开山之作——《中国在巴西》（China in Brazil）时提到的：“该书是关于中巴关系的。”第二句是巴西总统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巴西研究中心成立的开幕式上提到的：“在这个十年结束之际，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和一千年的结束之际，中国这个名字总会让人困惑，99.99%的巴西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他们总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模糊的、未知的、几乎如火星或月球一样遥远的国度。”（Teixeira Leite，1999）2009年，巴西总统卢拉宣布：“我们要鼓励中巴两国的商人、科学家、学生、游客相互往来，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巴西公民和中国公民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Albuquerque,2013）本书的研究介于这两个时期之间。本书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从完全不了解过渡到逐渐了解中国及其人民。
本书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视野的调查在四个“城市区域”进行：上海、北京、圣保罗和巴西利亚，即两国首都及其主要金融、商业和工业中心的城市区域。从两个国家各选三所高等教育机构，为了使选择的机构便于比较，我们在两国都运用了简略的记录法，即分为A、B、C三个级别，两国要在哪个机构属于哪一级别的问题上达成广泛一致。我们在巴西根据入选标准进行选择，研究小组在每个区域选择一个精英机构、一个受欢迎的机构和一个处于中间的机构，即分别代表高选择性、低选择性和中等。在巴西，A类机构相当于精英公立大学（许多学科每个空位平均有20个候选人，但是某些学科远远超过50个候选人）；C类机构相当于私营机构以及两类特殊的私立高等院校（每个空位的候选人很少，如，一个机构大约每个空位有一位候选人）；B类机构相当于社区大学（由宗教团体所有和控制，或由公众支持的基金会所有和控制——候选人和空位比例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每个国家样本大小的选择（巴西为2429个，中国为1708个）和随机抽样的程序在附录的两个文本中会有解释，都遵循了各国的研究传统和行政能力需求。这些程序让两国的研究小组深信，我们所做的陈述都是基于对这四个城市区域的三类院校的18～24岁大学生所做的精确调研，研究结果不仅适用于进行研究的地方，而且这些样本区域被看作该国家的代表。
本书以中文和葡萄牙语同时出版，展示了我们合作努力的初步成果。本书的研究试图消除公认的两国之间的互不了解，建立彼此间的了解，确立可能的合作基础。
1.项目简史
2004年7月，在北京巴西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三个小时会议结束后，巴西社会学会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们坚信，中国崛起将改变的不仅是两国的关系，还有社会学。很明显，巴西和中国在未来将会有大量的合作，但那时他们并不清楚在接下来的短短五年里，中国会成为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
本研究项目是2004年7月那场会议的直接成果。这项中巴调查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创新。四所机构（每个国家分别有一个科学学会和一个研究机构）逐渐达成一项双边协议。
巴西社会学会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达成了这项协议。这些年来，四个中国代表团在巴西受到欢迎，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也接待了三个巴西社会学会的代表团。早期会议的主题是了解彼此、建立互信、通过社会研究决定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在巴西，为确保该项研究的顺利进行，必须动员一些参与青年研究的资深巴西社会科学家，来讨论可能的研究议程，组织研讨会，接待来访代表团，该项工作由巴西社会学会进行组织。在中国，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一个研究机构。顾名思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门从事青少年研究。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决定与巴西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项目，它就会迅速组织起一支合格的专业研究团队，并且能够利用其已有的渠道保证研究团队快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究。而在巴西，只有在成功地申请到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提供的经费后，我们才能缓慢地进行研究。接触大学生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那些选择性低的私营机构里的学生，在我们接洽的十个机构中，只有两个允许我们进行这项研究。
巴西社会学会很早就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是类似于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的、由国家授权的中心，它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专门致力于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制定。中国没有一个如巴西国家青年秘书处（National Youth Secretariat）那样的青年事务部。然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有8000万名团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主要团体会员）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该组织在中国的青年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隶属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作为青少年工作的智库，其职责包括在全中国进行实证研究，为制定青少年政策服务，其主要出版物之一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年度报告》。该研究项目的第二个中国合作伙伴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它是由从事青少年研究和青年运动历史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热心青少年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自愿联合组成的，专门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该组织也隶属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在巴西，巴西社会学会是一个科学协会，成立于1949年。它聚集了1000多位至少拥有硕士学位水平的社会学家，其成员遍布全国各地。该学会致力于促进和保卫社会学及其成员的知识权益。该学会每年组织两次会议并发布新闻，最近开始发行《巴西社会学评论》（Brazilian Sociological Review）。巴西社会学会的宗旨之一，是促进巴西与其他国家在社会学方面的交流和学者之间的交流。
最后，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是巴西总统府战略事务秘书处下属的一个联邦政府机构，负责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相关问题的建议，包括审查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其部分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旨在考查中国崛起对巴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另一个小组研究与青年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与贫困、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相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该项目的资助，使得这两个小组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约有600名全职员工，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样，其总部也位于首都。它定期出版技术公报和书籍，2013年出版了《巴西人类发展图谱》（Atla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Brazil）。
这四所机构一起为中巴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奠定了基础。该项目的进行不仅源于中国的崛起，也是由于巴西面对如今复杂的世界所遇到的挑战。
2.巴西立于世界，科学促进理解
几十年来，巴西学者一直在思考，巴西是否可以在世界舞台上，从一个次要的经济参与者发展为经济引领者，进而赢得位于世界秩序顶端国家的尊重并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这些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有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吉尔伯托·迪帕（Gilberto Dupas）、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200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全球化的巴西”的书以卡多佐一篇文章的题目——《惊人世界中的巴西》——作为其副标题。许多巴西人确实是以这种方式逐渐认识到我们国家当前情况的。东亚和中国的崛起颠覆了旧的世界秩序，“有益于工业化国家，那里原材料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而成品的价格上涨”。该书分析的结果是，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西的竞争条件也变了。“我们的高效生产基地能够向世界提供中等质量、大批量生产的耐用品，而中国的崛起在成本和创新方面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巴西人都知道，如巴西大使阿莫里·波尔图·德?奥利维拉（Amaury Porto de Oliveira）2013年所说：“为了走出这个困境，巴西必须彻底改造自己。”
巴西驻华大使阿丰索·欧罗·普雷托（Affonso Ouro Preto）2004年会见巴西社会学会代表团时，提出了倡议。他的最后一句话准确而简洁。他强调巴西所有的科学领域都需要把中国放入它们的计划中，包括社会学。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写道：“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话，政治需要角度和激情……重建和开辟新道路的激情需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角度，这个角度能被人们所接受，因为人们相信它，因为他们看到未来的道路和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Cardoso，2006）
从一开始，这项中巴对比研究就证明了，尽快更多地了解我们商业上重要的新伙伴的必要性。如开篇所引用的总统卢拉所言，必须要对话，要建立联系。当然，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知道的工具来做到这一点，音乐家通过与他人一起演奏乐器来了解他人，商人通过买卖来了解他人，而科学家了解他人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合作研究。起初，我们关系的建立是制度性的。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巴西社会学会的第一次接触中，国际社会学会第三十四届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34)起了中介作用。这一关系始于200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亚洲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上，两个不同的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紧张的辩论。双方对于中国的未来和青年在其中的作用持不同的看法。此次辩论促使笔者向时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国启先生提出了一些关于其介入的问题。
尽管该项研究是中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项目，但其他科学领域比我们更早做出努力并取得成果。中巴合作研究最早的项目是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CBERS）。该项目启动于1988年美国限制技术转让之后。当时中国和巴西在发射和制造卫星方面的主导技术有所不同，互利合作使得双方能够一起工作。该项目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不过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科技项目方面南北合作的传统模式。当时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研究项目。而且，科学家们运用共同的数学和物理语言，大大地促进了沟通。第一颗卫星于1999年10月发射。
很久以后的另一个例子是，2010年，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COPPE工程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在北京签订协议，成立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此外，一支研究队伍到中国学习三个领域的创新：电子工业、金属加工、机械以及化学品。该研究队伍总结道：“二次创新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基于企业创新，这个过程是沿着已知的技术路线一小步一小步走出来的，这些步骤被放到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时，就显示出了竞争优势。”
在这样开创性的中巴合作之前，两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当然也和许多第三国家进行了一些合作项目。要合作，就必须要开发项目，证明其正当性，提供经费，并在共同的研究文化范围内合作。每种情况都有一些特定的因素促进合作的实现，如，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中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互补的技术能力。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的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方法和能力的不同使得我们能够一起探索新的领域，如生物燃料、风能、碳捕获和储存。随着中国的崛起，每个国家都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和行动，巴西也不例外。中国主办机构欢迎巴西团队的成员，并提供资源和支持使得他们能够适当地进行研究，试图促进巴西对未来面临的经济挑战的理解。
3.为巴西社会学做贡献
2005年12月，笔者在去澳门参加由国际社会学会第三十四届研究委员会（RC 34）组织、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的第七届亚洲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时路过北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邀请笔者去总部会谈，时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国启先生表示希望与巴西和阿根廷合作，并询问是否能够发展伙伴关系。当时，笔者刚开始担任巴西社会学会会长，2005～2007年，该学会计划优先关注与中国的学术对话，所以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们与中国成功合作的速度要比我们所习惯的速度慢很多，比与美国和欧洲合作研究的过程要慢很多。与中国的学术合作过程是不一样的。
在澳门会议上发表的某篇文章总结道：“要建立中国和巴西青年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他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些方面比较起来有意义，并弄清楚哪些并不是如此……了解当代巴西的某些社会过程也许对中国的研究人员应对未来会有帮助……在巴西，我们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不同于中心国家所做的研究，这些研究没能进入国际索引库。中国当然也是如此。”
“对于大多数出版的巴西研究成果，很少有中国的社会学家能够读懂其语言，反之亦然。然而，将巴西最好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语这一第三语言，研究人员的阅读和理解都不如他们阅读原语言文本或者翻译成他们的母语的文本效果好。学习其他语言可以促进理解……我们的科学问题如何与中国的研究人员有关，我们和中国及其人民有怎样的联系，巴西的未来越来越依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解。”
“殖民主义的扩张，尤其是19世纪欧洲发生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社会学就是一门基于理解该变化过程的需求而产生的学科。现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还有世界贸易模式的历史性转变，以及前所未有的高强度的全球信息流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见证了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社会学能够解释这些发展，如过去一样提醒决策者和其他人，提出建议以供思考，并最后处理因发展失控造成的负面影响。”
“世界的未来将由现在的青年一代来创造，在任何地方，青年之间都在一些新领域相互沟通，鼓励他们尽可能地了解他人以及他人的快乐与悲伤是很重要的。了解他人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社会学是促进相互了解的工具。”
该文章在结尾总结道：“学术和研究领域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始的进程会是缓慢的、困难的，对于我们这些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巴西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西和中国都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要素，当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文明相遇时便产生了这种文化。我们可以肯定，今天的青年将在构建未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Dwyer,2005）
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已经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等地区的国家达成了30多项不同的国际协定，这为本次合作提供了原动力。对于中国来说，在与国际社会进行友好交流的同时，更好地了解拉美国家很有必要。而对于巴西社会学会来说，进一步了解中国同样将为其未来的研究开辟道路。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互利互惠的原则，现在的问题在于研究对象，以及怎样将其付诸实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考察我们的中方伙伴都做了哪些研究，并定位我们自己的研究能力。2006年5月，中方代表团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我们在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和位于巴西利亚的国家青年秘书处召开的会议上相互交换了意见。巴西会议集结了来自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巴西利亚大学、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和国家青年秘书处的研究人员。我们很快发现巴西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定性的哲学倾向的学科，而这些传统是远离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的（Merle，2007），如果我们坚持依赖这些传统，双方就不可能实现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在随后去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双方开展了有效的穿梭外交。随后，中国代表团在2008年下半年访问了巴西。在为其来访做准备的过程中，巴西研究人员以5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为基础，拟写了一份很长的文件，并于5月12日将其发送给中方。而那天中国则发生了“5·12”汶川地震，该地震破坏力极强。
该文件着重强调了两种可能推进研究的方式。我们的内部讨论结果为：对全国青少年进行调查成本太高；即使是在大都市进行青少年调查也很难申请到经费，而最新奇、最有潜力且成本较低的网络调查研究技术，会在验证和是否具有代表性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我们放弃了一些最初的选择。我们必须排除众多可能的研究问题，而最终留下两种选择，即对中国和南美国家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对比研究，以及对高中学生生命意识的对比研究。
“5·12”汶川地震直接影响了项目的时间安排，受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限制，中方原定于2008年进行的访问只能推迟到2010年5月。其间，我们收到了一份中文报告，它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中俄两国进行的对比研究。
2010年4月，巴西社会学高级代表团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30周年庆典活动，并出席了题为“金砖国家社会学全球化及其社会发展”的圆桌会议（Dwyer,2010）。巴西社会学会前主席若泽·文森特·塔瓦雷斯·多斯·桑托斯（José Vicente Tavares dos Santos）教授和笔者走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并一起讨论了即将赴巴西访问的代表团的细节问题。5月，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圣保罗和巴西利亚。在圣保罗大学召开的会议将阿根廷包含在内，这对于保持拉美国家的观点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签证请求遭到了阿根廷的拒绝。最终，我们的中国伙伴放弃了与阿根廷的合作意愿。我们在策略和安排表拟定方面有了进展，并拟定在2012年开展研究。现在，关于项目的资金支持问题，巴西研究团队已经从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尔西奥处得到积极信号。会上，我们在选择调查地区、每所大学中参与调查的人数和拟写调查问卷的初稿等方面做出了决定。
2011年9月，恰逢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召开一年两度的讨论会，中巴两国研究代表团在位于累西腓的贝南博古联邦大学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就双方不同的研究兴趣举办了圆桌式讨论会，会议吸引了大量观众。同样，双方也在非公开会议上就研究设备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讨论。我们商定了在两国进行预测试的最终格式，并决定通过邮件来商定问卷的最终版本。
2011年10月，第二个巴西社会学会代表团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了访问。此次访问成员有时任巴西社会学会主席谢莉·斯坎隆和笔者，我们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取得进展。作为巴西代表团的成员，此次该巴西社会学会代表参加了为《金砖国家社会分层》中文版
（该书是2011年在北京召开的“金砖国家社会学圆桌会议”的具体成果）发行而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论坛。
4.调查问卷的形成
从我们决定要以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视野为中心开展调查以来，双方的相互交流迅速增加。双方都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与价值观、家庭、工作、休闲、教育和信仰体系等相关的标准问题。我们也认为从经济、消费、全球化等方面研究价值观将会特别有趣。
我们双方的直接交流是用葡语和汉语，通过同声传译完成的，事实证明这是我们研究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双方研究人员的英文都不是特别好。中国同事会和我们进行平等辩论，他们研究我们提出的问题，同样，我们也研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之间虽有一些有趣的争论，然而，对于问卷中将要提出的问题，双方一次否决也没有提出。那些看起来并不能带来意义的对比问题，一般情况下，将会被剔除，例如，对中国这种一个民族就占总人口92%的情况，关于民族或种族的问题在对比研究中的有用性就有限，并不能够统计出显著的研究结果。最初，我们一致认为双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可以不同，但这没有付诸实施。后来，巴西研究人员决定将网络使用相关问题纳入问卷，中国同事认为他们也应该将这些问题收入其调查问卷，但遗憾的是，因时间原因未能实现。同时，双方都注意不涉及那些在对方国家没有调查意义的问题，或者是敏感问题，如金钱、性和迷信等，这些问题都被排斥在巴西团队的研究主题之外。
巴西团队的调查问卷包含66个问题，而中国团队的调查问卷包含的问题比它少5个，为61个。其中，大多数问题都是单项选择，一些题目是让调查对象在10分的标度上衡量，另外一些题目是要求从选项中选出1～3个。调查问卷在两国已经做过预先测试并进行了相应调整，巴西团队将其作为自用，完成需花费20～30分钟。由于一些关键术语的翻译，或者这些术语的意思存在未被发现的差异，使得其中的几份反馈结果，或者一份问卷中的部分结果不能使用。该调查问卷共包含11个模块，下面对其进行简要描述。第一模块包含5个关于人口和居住的问题。第二模块包含6个问题，旨在调查被调查对象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第三模块是关于大学学习的，是最长的一部分，有14个问题，内容涉及课程的选择，调查对象是否愿意更改课程，国际学生的流动性，课内外学习时间，对于完成本科学位的期望；等等。第四模块包含9个涉及文化和社会性的问题：友谊；对于青年期的积极和消极观念；困扰当代青年的因素；个人价值；普通青年的个人价值观以及一些针对持有保守或者激进个人价值观调查对象的问题。第五模块包含6个关于自由时间的活动问题：团队组织关系；花费在休闲娱乐的时间；周末和假日的活动；工作日自由时间的活动情况；等等。第六个模块是关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由于最后决定要增加问题的数量，巴西团队的问卷有6个问题，相对较长，而中国团队的调查问卷只有1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个人在上网期间都做什么；社交网络；友谊与社交网络以及隐私；等等。第七模块询问了3个关于宗教的问题，考虑到文化和管理体制的不同，双方调查问卷中对于此问题提供了不同的选项。第八模块包含7个关于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问题，如调查对象在受访前一周是否工作，如果工作过，做了什么工作；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调查对象在工作中注重寻找什么及他们对于自己职业未来的看法。第九模块共询问了6个关于公共参与情况的问题。如对各种机构的信心；从不同角度调查其政治参与情况以及不参与的原因；等等。第十模块是4个关于环境的问题：要求调查对象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保护环境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采取了哪些行动及其价值观；等等。第十一模块的2个问题是巴西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和中国人对于巴西的看法。由此可见，这次调查的范围非常宽泛，不仅调查了对未来的愿景（视野），而且包含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生活方式）和对于重要事件的想法（价值观）。其中一些问题是受世界价值观调查问题的影响而提出，另外一些则来自之前提到的中俄问卷调查，还有一些是标准问题，最后是国家研究小组阐述。
5.数据分析
2012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会上讨论了这次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巴西代表团由维维安·韦勒（Wivian Weller）、马丽莲·庞德士·斯伯斯图（Marília Sposito）、安娜·玛丽亚·诺加利斯(Ana Maria Nogales)、爱德华多·路易斯·甄（Eduardo Zen）、马力蕾娜·纳卡努（Marilena Nakano）与笔者组成。通过分析双方研究人员展示的论文，我们就研究结果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同时，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同事向我们概述了中国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状况。下一阶段,我们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2013年3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召开的研讨会。双方围绕一系列在分析数据时引发的误解展开讨论，重新解释了一些问题的回复，其中所做的一些决定（包括放弃因文化基础而形成的争论以及其他数据误解）并没有包含在论文中。举一个例子，中国学生离开家去上大学，他们仍然把父母居住的地方称作“家”，然而，在巴西学生来讲似乎是指他们在学校附近的临时住所，这对应于“家”的标准化定义，即一个洗自己衣服的地方。
数据中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这是通常会遇到的情况。这里我对其做简单讨论。占很大比例（5.6%）的巴西学生说他们的父亲是在军事部门工作，该比例远远高于全国服役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例，其中，还有17.2%被调查对象的父亲是公务员，而在其母亲中，相应的比例分别是0.6%和24.5%。之所以该比例如此之高，主要是所选择的调查地区是巴西利亚，作为巴西的首都，这里是国防部的总部所在。
在对巴西利亚A类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时，有9.2%的学生称其父亲在军事部门工作，而在圣保罗同级别的大学调查中，这个数字仅仅为1.8%。同样的调查在B类大学机构中，巴西利亚学生父亲在军事部门工作的比例为7.2%，而圣保罗的仅为1.5%，在C类大学机构进行的调查也是同样的情况，巴西利亚的比例为11.5%，圣保罗为1.8%。
在对抽取的中国学生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女生比例（62.5%）远高于普通学生中女生所占的比例（49%）。而对巴西的调查数据差别相对较小（57.3%和55.5%）。我们猜想，是由于所选的一些中国高等院校女生比例明显较高，而不是男生，这种情况导致样本存在偏颇。我们想知道，这样的一种偏差是否会改变总的百分比，因此，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进行了计算，并衡量了两国的学生人数，以便能够反映学生人数中的性别比例。我们很高兴地得出结论：这些计算反映出的任何数据中的畸变反常都不足以推翻笔者所进行的分析。
在2013年巴西研讨会后，我们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两篇文章收录进来，这两篇文章讨论研究展开的环境，而不是分析研究中获得的数据。同时，我们也将安娜·玛丽亚·诺加利斯·瓦斯康塞洛斯所写附录收录其中，该附录讲述了在巴西进行调查的取样过程，即《中国—巴西大学生的取样调查与执行：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视野》。
自2009年起，安娜·玛丽亚·诺加利斯·瓦斯康塞洛斯就已经是该项目研究组的一员。她写了一章内容，即《年轻人和巴西的高等教育》，专门从人口方面描述青少年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章中，高等教育的提高被置于人口变化这一大环境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巴西人口在年龄和城乡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巴西现在正处于人口过渡期，这个时期将持续20年左右。在这一大环境下，国家教育计划已经确立其目标，包括要让更大比例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同时解决基于等级、种族和城乡差距而引发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与我们的分类相似，该系统分为A、B、C三个层面，在C类学校中既工作又学习的学生数量最多，他们大都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其中的一个特点是男生在高中学习中表现不好，而且在获得更高学历上存在困难；然而女生却有相当大的进步，并且在系统中占有逐渐增高的地位。
我们邀请克拉丽思·E.B.内维斯(Clarissa E.B.Neves)和卡洛斯·班尼迪图·马丁(Carlos Benedito Martins)写一章概述巴西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容，并在文中介绍6所巴西大学，即《巴西高等教育：全方位观察、多角度审视》。该章考察了过去15年来巴西教育体系发生的转变，这些都是从历史角度展开论述。接下来则是从财政和组织等方面考察。近年来，由于私营机构的增加，该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同时，该章也对国家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在讨论教育体制所面临的挑战之前，作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化的考虑。
爱德华多·路易斯·甄（Eduardo Zen）是在2011年加入项目组的。他所负责的这一章探讨了对比研究环境中大学生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的调查数据，即《大学生与工作：中巴对比的视角》。他首先考察了两国学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数据，调查工作学生的学习时间，然后再从性别方面进行考察。即使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学习之余兼职工作，但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远比巴西同龄学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少，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学习上。该章也考察了促使两国学生工作或者找工作的主要动力，同时也对无工作和不找工作人员所做的解释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政策分析师应该考察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来看能否通过采取政策行动减少工作需求，或者通过采取措施保证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平衡。这种情况在中巴两国学生中非常相似，他们首先选择继续学习，而后则是希望在公共部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2007年，维维安·韦勒（Wivian Weller）也加入项目组中，她的合作作者是卢塞莉亚·迪摩赖斯·布拉加·巴萨洛（Lucélia Bassalo）。根据2013年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会议结果，我们邀请陈卫东参与合作，形成《中巴大学生家庭背景、学业途径以及规划》。通过衡量职业，该章展示了学生的社会出身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其中，学生的社会出身是由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来衡量的；同时，该章也考察了两国学生选课的动机和对于更换课程的看法和愿望。该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为那些在巴西不曾考察到的问题带来新的知识，并进行对比研究。教育的流动性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性在两国得到认定。接下来，我们不仅从中巴两国的不同这一方面考察学生们的视野，即他们拿到学位后愿意从事什么工作这一问题，而且也从性别方面对其进行了考察。考察发现，寻求稳定和就业与继续深造学习的欲望一样重要。
马丽莲·庞德士·斯伯斯图（Marília Sposito）和马力蕾娜·纳卡努（Marilena Nakano）在同一研究小组工作，从2007年最初的讨论开始，其小组就加入本研究项目。2013年我们在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会议上，决定邀请陈晨来合作完成《社会性、感知性和价值观——中巴年轻大学生之比较》。该章从对比的角度考察了社交、观念和价值观的模式。作者充分利用收集的数据，发现两国学生存在显著相似性，这些相似性部分可能源于对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等压力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差异，如在团队组织关系、宗教活动、科研机构评价等这些反映两国不同文化和认同的方面。家庭在两国看来都非常重要，经过对比分析男女性别差异，发现在两国都存在对女性的偏见。这种持久的不平等影响，是本次研究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笔者负责的这一章考察了调查数据，并从不断加强的中巴关系角度来寻求这些数据的意义所在，将这些数据放在历史背景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撞”环境中考察。该章重申了家庭的中心性，两国共同的价值观；考察了后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一双重压力；收到关于自己当地的新闻和发现两国之间相似的活动，从多种渠道收集消息等，并与朋友家人一起讨论。环境保护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而且人们已做好为保护环境而牺牲的准备。国际学生交流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一种大学管理价值，看上去不可能转化为加强中巴学生运动。最后，对未来的担忧在两国学生中是常见的，正因如此，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世界中，出现了关于未来工作和就业的种种问题。
6.结论
在基于调查数据分析的每一章节中，都能够找到一些问题，并就其提出相关有意义的政策。这些都有可能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中巴两国作者们共同探讨了研究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探讨，解决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列入国家研究议程，有的则对国际合作意义深远。在理论敏感性功能上，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在我们自己的科学传统限制范围内是可以预期的。两国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差异很大，而关于青少年的社会现象也各不相同。许多有趣的问题被搁置一边，但是无疑会在将来进行考察。
在Barros和Giambiagi（2008）看来，在未来10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发展巴西经济，使2020年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当前相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同时保持民主和经济稳定。放眼金砖国家，我们发现，每一个国家都确定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然而，我们明白，巴西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我们已经知道，“未来社会是创新和知识的社会，因此，专业教育和大学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能够在调整巴西教育机构，并在20年的期限里实现转型，使其担当起它们应有的责任这一目标上达成一致吗？”（Cardoso,2006）对于中国，我们应该确定它对于中巴关系的期望，事实上，我们应该构建自己在知识和现有的沟通方式的基础上，处理与重要伙伴国事务的能力，未来的发展道路在于语言技能的提高、创新和理解，当然也在于谈判代表对于所处理的商业、外交和文化等领域的文化是否有深层次的了解。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评价中，“与中国博弈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只有中国一方清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追求，我们不会在这场博弈中有好的表现。放眼国际上的各种博弈，我仍然看不到哪一场属于巴西……由于政治经济和商业活动，一些人担心中国。另外一些人理想化地认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占优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是对的，那就是我们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中国也一样确定。短期来看，无可否认，中国对于食品和材料的渴求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贸易平衡。从中期来看，它取决于我们制定和实施自己拟定的提案的能力”（Cardoso,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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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二
郭开元
郭开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少年法律、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
1.项目合作的背景和过程
在当代世界，中国和巴西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金砖国家。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加强中巴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经过反复磋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与巴西社会学会、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中国巴西大学生价值观比较研究”课题项目。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04年就开始与巴西社会学会接触和联系，探讨合作开展比较研究。2006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在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和国家青年秘书处召开的会议上，相互交换了合作意见。2008年，汤姆?杜耶尔教授任巴西社会学会主席期间，访问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希望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提出了共同开展合作研究的愿望和设想。2010年5月，以时任副主任孙云晓为团长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代表团赴巴西访问。代表团分别与巴西社会学会、圣保罗大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巴西利亚大学、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国家青年秘书处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和交流。在巴西应用经济调查研究所的会谈中，会议代表围绕中、巴、阿三国青少年合作研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论证，并对调查问卷、抽样方法等具体实施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磋商。三方初步商定此次调研对象为中、巴、阿三国各1800名大学生。三个国家分别在本国首都、一个发达城市和一个中等城市选择一流、二流、三流大学各一所，每所大学抽取200名学生，其中，文理科学生各100名，抽样方式要确保具有本国各地区的代表性。中、巴、阿三方达成合作意向，初步商定合作开展研究的时间进度。后来，由于阿根廷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签证，与阿根廷的合作未能继续，以至于中国与巴西的合作研究所调查的样本量也有所调整。
2011年9月，以时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的郗杰英为团长的学术代表团访问巴西，与巴西、阿根廷的专家、学者就已确定的合作课题项目有关的抽样方法、调查问卷和时间进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实质性地推动了课题研究的合作进程。首先，讨论确定了课题研究的抽样方法。调查抽样方法采用分类等概率抽样，抽样目标人群是中国和巴西的18～24岁的本科大学生，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巴西利亚市和中国的北京市、上海市分别选取3所不同层次的综合性大学，按照专业的设置进行抽样，确保调查研究的有效度和可信度。其次，讨论确定了调查问卷内容。初步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巴西和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志向和对彼此国家的印象等内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学术代表团针对调查问卷中存在的问题，与巴西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修改问卷中不适合中国情况的问题，增加或者减少问卷中的选项，对问卷中存在的有异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经过深入的讨论和细致的修改，调查问卷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再次，讨论确定了课题研究的时间进度。根据课题合作研究的实际需要、中国和巴西的人员构成、经费支出等情况，会议讨论确定了课题研究的时间进度，使课题研究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2012年3月,中巴两国大学生价值观比较研究课题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2年1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该课题的交流会，双方相互交换了调研数据，并就各自分析研究的科研成果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并达成分别以葡文、中文出版研究成果的意向。
2.调查问卷的内容
为了更好地达到进行两国比较的研究目标，两国确定的调查问卷的结构和问题基本相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包含61个问题，比巴西团队的调查问卷少5个问题。调查问卷在两国都做过预先测试，并根据存在的问题，考虑到两国的文化差异，对问卷的相关问题做了相应调整。经过测算，每个被调查对象回答调查问卷的时间大约为30分钟。
调查问卷共包含10个模块的内容。第一模块是基本情况，有5个问题，主要是关于性别、年龄、居住、婚姻等方面的内容。第二模块是父母的情况，包含6个问题，主要是关于调查对象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第三模块是关于大学生活的，有12个问题，主要包括大学生专业的选择、是否愿意更换专业、是否愿意出国留学、课内外学习时间、毕业后的打算等。第四模块是文化和社交，包含9个涉及文化和社会性的问题，如大学生交友的标准和数量、对于青年期的积极和消极观念、困扰当代青年的主要因素、个体的价值追求、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程度。第五模块是自由时间和闲暇活动，有7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参加社团组织的类型和时间、花费在休闲娱乐上的时间、周末和假日的活动、平常上网的活动情况等。第六模块是关于宗教问题，考虑到文化和管理体制的不同，双方调查问卷中对于此问题提供了不同的选项。中方的调查问卷题目主要是调查有无宗教信仰以及信仰的内容。第七模块是关于工作，有7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问题，在受访前一周是否工作、工作时间、工作种类、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选择职业的关注点、对未来职业的愿景等。第八模块是参与公共领域，有6个关于公共参与情况的问题，主要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关于青年参与公共机构的看法、参加社团组织的情况、参与政治的态度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原因等。第九模块是环境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和行动、环境保护与消费的关系等。第十模块是相互的文化关系，有2个问题，主要是关于两国青年对彼此关系的看法。
从调查问卷的内容看，此次调查的范围广泛且问题集中，经过测算，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可信度和效应，能够基本反映中国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现状。
3.课题调查和数据分析
“中巴大学生价值观比较研究”课题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外事办公室、青少年法律研究所、共青团工作研究所合作开展，由青少年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卫东具体负责课题研究工作。根据课题方案的要求，课题组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共选取了6所大学开展问卷调查，按照严格的抽样方法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样本1800个，收回有效问卷1708份。基于调查问卷的设计框架建立数据库，对数据清理后进行统计分析。
对于调查数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课题负责人陈卫东副研究员对此做了如下说明。
（1）中国样本中男女受访者在数量上比例不平衡的原因是：中方在课题实施中，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调查3所不同类型的大学，对男女比例的要求是：在接受调查的大学，每所院校调查男生150名、女生150名。但最后表示愿意接受调查的大学中，文科和偏文科的大学比例超出之前的设想。在中国，文科类大学和偏文科的大学女生占的比例要高于男生。在具体抽样时，以学校在校生为总体，按照随机原则选择调查对象，女生的比例自然会高于男生。中方课题组实际调查的大学为：北京地区有北京大学（文理综合性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以理科为主的大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文科）；上海地区有复旦大学（文理综合性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文科为主）、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文科）。
（2）样本中受访者以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居多的原因是：最后实际愿意参与调查的大学中，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占的比例更大，以学校在校生为总体，按照随机原则选择调查对象，大学一、二年级的人数自然会更多一些。
（3）中国大学三个类型的划分具体阐释。中国大学分为：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调研的2个城市各1所）、全国普通综合性大学（调研的2个城市各1所）、地方性大学（调研的2个城市各1所）。这三种类型的大学基本上是目前中国大学的主要类型。每种类型大学的招生标准、对象、范围各不相同。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录取分数最高，文理科皆收，全国范围招生；全国普通综合性大学录取分数低于重点大学，文理科皆收，全国范围招生；地方性大学录取分数较低，文理科皆收，招生仅限本地户籍的学生。
总之，经过课题组的测算，抽样中存在的瑕疵并不影响整体数据的质量，也不影响对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与判断。
4.中方的研究章节
2012年，中国、巴西的课题组成员在北京的课题成果研讨会上达成将研究成果汇编成书予以出版的一致意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先后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六个不同方面撰写了六篇稿件，并按照约定时间于2013年12月发给巴西课题组。
（1）郭开元、杨守建、陈晨、王鹏撰写的《当代中国、巴西大学生价值观比较研究报告》，基于中国、巴西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巴大学生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例如，在家庭结构方面，中巴两国大学生绝大多数生活在结构完整的家庭中，巴西大学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比例远高于中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与朋友共同居住的比例显著高于巴西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与毕业打算方面，中国大学生更加勤奋刻苦，上课时间与课余学习时间均多于巴西大学生，两国大学生都表达出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意愿，巴西学生更换专业进修另一门本科课程的比例更高；在闲暇娱乐生活方面，大部分中巴大学生参加社团组织，两国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类和舞蹈类组织的比例接近，但在参与其他类型社团组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政治参与态度上，中国和巴西大学生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关注者，而不是一名政治参与者。
（2）陈卫东撰写的《中国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研究报告》，基于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家庭成长环境和交友态度；学习生活和毕业打算；工作经历和就业期望；自由时间和闲暇生活；社会活动和社会参与；自我价值追求和对青年时期的追求；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
（3）酒曙光、郭开元撰写的《论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状况及完善》，分析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义和社会背景、政治参与的路径和态度、政治参与的原则、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和促进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措施。
（4）杨江澜、王洁撰写的《中国青年人口状况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人口数据，分析了中国青年人口的结构、分布规律和特点。
（5）王鹏撰写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及其变化》，梳理了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变化的四个历史发展时期，基于调查数据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特点，从市场经济、多元文化思潮、教育改革分析影响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引导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对策。
（6）高迎爽撰写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梳理了自199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阐述了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内部管理制度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即优质、高效、公平。
总之，本书以汉语和葡萄牙语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在中国和巴西同时出版，展示了中方、巴方课题组努力合作的研究成果。在课题实施和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外事办公室的鲍楠、应晖为中巴两方的联络及书稿的翻译付出了较多辛苦，在此表示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的李延玲社长、王玉敏编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较多辛苦，在此深表谢意！本书由鲍楠、郭开元、应晖统稿，由张良驯、酒曙光、王义军审阅。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促进中国、巴西关于青年研究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酒曙光，中共党员、副研究员，现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青年工作。1973年12月，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95年12月~2004年12月，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副局级）；2003年12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第八选区投票站的选举中，获得4591票名列榜首。2004年12月~2013年，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院长； 2013年至今，担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
郭开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少年法律、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
汤姆·杜耶尔，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FSNFES中巴研究组协调员，巴西社会学会前任会长。
爱德华多·路易斯·甄，社会学家，毕业于南大河州立大学，并在巴西利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目前担任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的项目技术员和调查人员。
维维安·韦勒，目前担任巴西利亚大学教育系研究生课程基础理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