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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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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先生立传，意在同行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人物》精选。

　　一共记录了33位各个领域的学者、名家、大师，个个都是令人敬佩的大先生。共和国风风雨雨之中，他们经历过相同或不同的政治时期，各有不为人知的人生际遇。有人去世整整20年之后才得到应有的悼念；有人孤独地对抗着整个教育体制直至死亡突降；知名历史学家晚年寄身养老院度日凄寒；堂堂院士总是光脚布鞋出现在严肃大讲堂上……

　　再无宏大的叙事，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典型，暂别概念性符号化的认知，相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细节。鲁迅的好玩儿，胡适的从容，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梁漱溟的铮铮风骨。他们是人，更是生命。

　　举手投足，为文行事，一点沉思，一件琐事，只言片语，每一个细微处，都昭示着风骨、格调、风范、品味。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遭际，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追求，但底子里都有一个“士”守着，都在彰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们的遭遇或许会让很多人唏嘘不已，但他们的坚守和奋进会让更多人感慨万千。以人证史，众多生命个体让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云烟尘逐渐清晰呈现在眼前，带来透彻骨髓的震撼，欲说还休的省思。

　　寻找33位平凡而高贵的灵魂（节选）

　　从玉华

　　这几年，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得了典型的“上帝死了”的精神“空心病”。我不停地“买买买”，蜈蚣手一般，剁也剁不掉；长跑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宗教，可跑道上我找不到自己的灵魂。

　　我焦虑这个时代变得太快。纸媒脚下的土松动、坍塌。自媒体、写稿的机器人、沉浸式VR报道、大数据、直播，把报业逼进了“PM2.5值最高的雾霾”里，大家都在样子笨拙地转型。

　　这种不可言说的苦闷、对浮躁社会的绝望，几乎成了“中国式”精神贵族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个卷在粪球里的屎壳郎，透过粪球的小孔看世界。

　　我想寻找更多的东西。

　　2011年的那个冬天，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故去6年的老人——徐雪寒。

　　徐雪寒是谁？99%的中国人不知道。在一个纪念会上，吴敬琏扬着白眉毛，没有稿件，讲了很多徐雪寒的故事，弄得有人退场抹泪。

　　我着了魔般，下定决心要寻找这个一生入狱26年、与顾准相提并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女儿一口回绝了我。她说，对记者没有“信心”，再说她父亲非常低调，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角儿”，大家忘就忘了他吧。

　　最后我写了职业生涯里最长的采访提纲，说服了她。在一间黑乎乎的茶馆，她很克制地讲了很多往事，好几次，她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却忍着没掉下来。

　　后来，采访跟随了徐老10年的司机，他跟我学徐老最后几年，围着围嘴吃饭，掉了米粒，还颤巍巍地捡起来吃的样子。还有徐老看不惯腐败问题，气得用拐杖直戳地的样子。

　　好几个冬天的早上，我都在这段寻找的路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鲁志强的办公室出来时，我的“船舱”已经装满了“大鱼”，我像个富足的船长。他的语言像诗歌一样美，他不愿用雪花形容徐雪寒，“雪花太脆弱！”他感慨，“徐老，不是‘雪’寒，是‘命’寒！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

　　从鲁志强办公室出来，我很激动地在寒风里给编辑打电话，编辑说：“你可以动笔了。”我说：“不，我还要继续寻找！”

　　有时看到路边晒太阳的老人，我在想，徐雪寒比他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又去了好几趟社科院经济所，听老人讲徐雪寒。

　　一个多月来，我似乎找到了徐雪寒，似乎又还没找到。但不可否认，我很“享受”这种寻找的感觉，如果没有截稿日，我相信还会寻找下去。找到最后，我都不确定我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寻找被这个时代“弄丢”的某种东西。

　　如今，只要下雪了，我就会想起徐雪寒。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更是个形容词，比如努力“活得比徐雪寒还徐雪寒”。

　　…………

　　我还记得同事踩着大雪去探望“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许良英；给“布鞋院士”李小文写万言书信，说服他接受采访；到清华大学寻找骑着自行车的潘际銮……也许，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今年，我们把33位大先生的采访文字辑录成书。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旋涡、风云际会却依然“真着”“疯着”“傻着”“不慌不忙着”“要眇宜修着”……

　　这本《民国风度2》收录的33位大先生，多数要晚于《民国风度》里的人物，但他们的风骨一脉相承。他们有的今天还健在，多数已经故去。有的采访时音容笑貌尚在眼前，此书付梓时却驾鹤仙去。

　　感谢青豆书坊让这33段寻找之旅，汇成终点，呈给读者。希望更多拥有“自由灵魂”的当代人能感应到他们。

　　李佩：坚强源自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她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如今，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人是她的学生。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家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这个家的客人。

　　这样的沙发也不是随便能坐到的。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边儿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特生气，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在10多年时间里，开设了600多场“中关村大讲坛”，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人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

　　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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