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从战争史和战略学角度专论中日甲午战争的专著。全书以战略学为主导，以扎实的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知识为基础，利用中日英俄等多方档案材料和相关人员的日记、回忆录，并广泛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借用围棋的复盘概念，从15个环节对甲午战争进行了角度新颖、内容全面、有力度、有深度的战略推演，力图拨开战争迷雾，澄清战争细节，深入揭示胜败真相，从而更深刻地剖析这场改变中日历史走向的战争，并从中汲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此修订版主要对成欢和平壤之战结合新发现的史料作了修订，对全书结论部分进行充实，并收入多张珍贵高清的作战图作为文字的有效补充。
序
（此序以《历史研究可以假设吗：复盘甲午战争的尝试》发表于4月23日《南方周末》，发表时稍有修改）
姜 鸣
今年4月17日，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去年以来，环绕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满两个甲子，学术界和军方从多个角度展开纪念、研讨，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政论电视专题片。这种反思和纪念，一直持续到今天。王鼎杰的《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是新涌现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这些年来，中国近代海军史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中外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于中西方装备和军事技术发展的研究，对于中日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研究，乃至中日外交和远东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日近代化进程的了解。各种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也已连篇累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作品发出新意，颇为不易。
与以往从单纯历史角度或军事角度研究甲午战争不同，本书作者的着眼点，是将中日甲午战争放在中日两国国家战略的视野中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战争史的研究要建立在四根支柱上，即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他的这本著作，从这四个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尤其在地缘政治和大战略的研究方面，有许多前人未曾关注的鲜明特色。
从国际上看，用历史研究去指导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决策，是广泛运用的重要手段。反过来，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和军事战略学研究，也都有着悠久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陆军率先进行军事改革，设立总参谋部作为最高统帅的决策辅助，并遂行战场指挥职能。总参谋长老毛奇就在总参谋部增设军事科学处，将全军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测量、统计、地形测绘专家集中到该处，使得参谋业务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技术化。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也高度重视历史上的战例对于美国海军战略的作用，他论证海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主要就是通过历史上大量海战的战例来进行的。马汉这样告诉美国海军学院的学员：“的确如此，当你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战争问题时，你总会发现‘假如’和‘但是’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假如’和‘但是’对指挥官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们得以解决和克服，它们就将使你获得荣誉称号。”而在二战中修订出版的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的名著《战略论》，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叫“历史是实际经验”。
军事学中注重运用战史研究的成果，重新审视和研判作战过程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手法，套用围棋的术语，叫做“复盘”，其本质，是采用博弈分析，研判各种可能的趋势变化。后来，这种方法从军事战略战术，转向国际关系、地缘政治领域拓展乃至延伸到国家战略研究中来。所谓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最初源于李德?哈特的“大战略”概念。哈特认为：“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美国人引入其概念后，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虽然在甲午战争时尚未出现这样的提法，但中日国策的制定者，其实都是按照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心理的力量来博弈的。本书将大战略的视角引入到19世纪下半叶的中日关系和甲午战争研究，立意宏远，视野广阔，不拘成说，读来让人耳目一新，掩卷后又启发读者久久的思索。可以说，整个学术界，迄今尚未有人对于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做过如此角度的剖析。
本书将晚清中日关系乃至甲午战争的进展概括为十五回合的棋局。对于每一局双方都给出多种选择。比如第一局，“中日对抗格局之形成”。作者从检讨远交近攻的战略实质入手，切入19世纪中期的国际政治棋局，指出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和平”之中，英国霸权的重点，在于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太平洋则鞭长莫及。所以英国在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后，转而扮演现状维护者的角色，严防德、俄等中等强国在远东扩张过度。而中国与日本，原来由于大海的分割而为绝域，此时随着蒸汽船的广泛应用而成近邻，中日关系在19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清王朝作为远东体系曾经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周边国家大多曾是其藩属国，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欲在变局中趁势崛起。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已看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蓄势，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从起点开始的国家战略谋划，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关系演变。经历二十年此消彼长各自发展之后，甲午决战竟以中国的完败而告结束，中间的历史教训实在值得总结。作者认为，当时唯一能阻止中日对抗的可能，就是中日联盟对抗西洋列强。这就是薛福成所谓的“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但是，东北亚格局受制于全球战略格局，近代中日两国貌似同样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级别和急迫性却大不相同。侵略中国的是最强大的英帝国，并引发了俄美法等中等强国的集体跟进。威胁日本的却是中等强国，且要受到大英帝国的限制。事实上，日本真正外侮侵略的急迫性要到1890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才开始出现。而中国则因自身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而沦为列强侵略的主目标。日本意识到，他不仅无需和中国联盟，反而可以利用列强入侵的机会搭顺风车，也从中国身上分一杯羹。当中日成为战略意义上的邻近性国家，既不会相互追随，又无联盟之必要，也很难再维系平和状态，剩下的只有对抗一途。双方所要争的第一局胜负，即谁先认清事实，并率先采取行动。
又如第三局，“战略机遇之争”。作者认为，战略机遇期要放在竞争和对抗语境下理解。绝不能将其与单纯的发展机遇相混淆。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期，取决于能否认清并利用现实中的战略机遇期，能否破坏敌手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有效防止敌手对我方战略机遇期的破坏。19世纪中期，三类机遇期（发展机遇期、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相继涌现在东北亚国家面前。曾经出现过中国以六个战略机遇期对抗日本三个战略机遇期的格局。蒸汽机时代的到来，导致了煤炭资源地位的提升。蒸汽机车引发的铁路交通高速发展，带来陆权的复兴，也使战争的时空概念完全改写。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传统海权国家如英国，逐渐难以制衡欧美陆上新兴强国。在德国崛起之后，美国称雄之前，清王朝有数十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崛起，中国也有七种方案可供选择应对。由于清政府的战略低能，更由于日本的巧妙布局，日本逐步逆转危局，最终形成了彻底胜势。诚如作者写至第十五局“终战的较量”中指出的：“没有清晰的国际政治观和战略观，看不清机遇所在，最终不仅自己浪费机遇，更将机遇拱手送给强邻，最终临时抱佛脚，期望发生奇迹。这已与博彩无异。”
作者认为，检讨中日甲午胜败，重要的原因是双方战略认知不对称造成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率先认清了事实，借助现代技术的进步，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之国策，对外施展远交近攻之谋略。反观清方，则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束缚。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peace）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其本身无所谓善恶好坏。但是，在明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和平却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优势。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理念中确实有反暴力的理想主义传统，如儒家之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道家之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二是自两汉经略西域成功，传统中国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一超无强”的格局，只要中国维持内政稳定，则很难有对等的外力能将之倾覆。即便被外力倾覆，这个外力也很快就会被中原文明所同化。这在无形中弱化了中国人的尚武意识和进取意识，使之过度依赖内部稳定性造成的数量优势和文化优越性提供的超国家安全。三是当中国无比强大之时，已无敌手可打，故而相对于打天下，更注重治天下。最终，中国不再扮演多元竞争格局中的强国角色，而是运用文化力量将远东国际格局变为一个放大的家庭，自己则扮演大家长的角色。在此情况下，再宣扬斗争论思想，只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儒家心性学派的理想论调因而大行其道，却也在无形中走向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消极道路。后来外侮日深，中国也大规模引进国外军事装备，组建新式海军，但依然没有促成国人的深刻反省，反将一套固有的道德观念扭曲为一种弱者心态与受害者心态，更加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性，而不愿正视权力政治的现实一面。倭仁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之论固属极度迂腐；恭亲王、李鸿章等扣住狭隘的器物变革来反驳，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未从根本上认清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
本书的叙述分析，包括战略，包括国际关系与外交，还涉及开战法理、军备竞赛、军事运筹以及甲午战争中历次战役环节的反思。从宏观到微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其主旨，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考证，不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军事冒险的道义批判，而是以高级棋手的理智和技巧进行赛后的复盘，检讨和比较中日双方在19世纪后半叶各项决策的得失，对历史上各个稍纵即逝的机遇进行再一次的审视。历史研究可以用各种假设重新再来一次吗?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赞赞同，我读大学时，老师总是告诫说，历史研究是以已经发生事件和人物为对象的，超出这个范围去做假设，没有必要也是浪费时间。但是研究战略学的学者认为，历史虽然不能重新来过，但可以兵棋推演的方式进行复盘，以找到胜负结论之外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通过复盘，使得后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决策更加审慎，执行更加坚定。
本书作者王鼎杰生于1980年10月，祖籍安徽砀山，生长于江苏丰县。因家庭环境影响，他自幼喜爱历史和军事。在小学时期他就对中国古典名著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对传统兵学著作着力尤深。进入初中后，他开始系统阅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并开始将棋类兴趣由象棋转往围棋，同时开始注意世界战争史问题，并逐渐意识到要弄清楚1500年以来的中国史，必须先弄清楚相应时段的世界史。他的阅读，也从纯战史和名将传记，逐渐拓展到军事理论领域，将《战争论》等西方兵学经典著作及富勒等人的经典战史著作反复研读，并开始思考围棋中的战理。在高中时代，受《万历十五年》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影响，他开始关注海外中国研究成果。高三时他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对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行了反思，构成他后来三部专著的思想源头（《当天朝遭遇帝国》、《李鸿章时代》及本书）。同时，为研究中日关系，从高三时他开始自学日文。但由于课外精力消耗太多，科场不利，最终他进入徐州教育学院，就读于“政史地综合文科实验班”。在这里，他系统修习了经世儒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地理学和战略学。毕业后他做过高中历史老师，当过自由撰稿人。进入而立之年后，他自感虽所学较广，却未能系统为一，又闭门谢客，在老家的旧宅里，用了三年时间系统研读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历史学的经典著作，致力于方法论的融合和分析模型的建立。2012年底经朋友推荐，他携家人赴京，从事智库工作。本书所涉课题的研究，反映出我国年轻学者在国家战略研究上的新突破。虽然在一些观点上仍有可待探讨之处，有些论证亦嫌单薄，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前几年，我读徐弃郁先生所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亦曾有过同样的惊叹与欣喜。这表明，中国战略研究的新生代，已经走出翻译外文专著和编辑资料的时代，开始成熟起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索和成果，这对于面临和平崛起民族复兴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以史为鉴，对于我们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很有裨益。
1997年，美国原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预言，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占有军事优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尖端科技领域地位领先，“美国文化”具有吸引力。不过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为了未雨绸缨，需要早作准备，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转眼，我们已经步入2015年。本月，在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过程中，美国老牌盟友英国带头掀起加入浪潮，冲破了美国对于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的重重阻挠，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正在吸引更多的国家的关注和投入。世界在越来越大地变化着，像王鼎杰这样，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冷静地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失败的关键节点，就显得尤为宝贵。
2015年3月31日于上海
王鼎杰，祖籍安徽砀山，生长于江苏丰县。自幼受家庭影响，对军事、历史、传统文化深感兴趣。后屡遇奇人异士相提携，自学成才，融历史学、军事学、战略学、政治学为一炉，独树一帜。著有《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李鸿章时代》、《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等书。自2002年以来，在《世界军事》、《战略与管理》、《中华参考》、《信报》（香港）、《成报》（香港）、《国学新视野》（香港）、《历史月刊》（台湾）、《航空档案》、《现代舰船》、《战场文集》、《全球防务》、《围棋天地》、《百家讲坛》等期刊累计发表战略、历史、传统文化类文章百余万言。现居北京从事智库工作。《世界军事》战略纵论专栏著名评论员，“凤凰军机处”军事谈话节目特约嘉宾，凰家智囊团“鼎力推鉴”系列讲座主讲人，搜狐历史—军事频道特约顾问。
引论：战争不复盘，历史无殷鉴
自甲午败战至今，已历120年。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近代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造成的巨创尤其令国人刻骨铭心。所以，自这场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研究、争鸣便层出不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似乎早已成了一盘被翻炒过度的冷饭。然而，当我们从数量的堆砌中冷静下来审视时，又不能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中日两国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均远说不上透彻，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尤其存在严重缺陷。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对比
将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研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从源头处我们就已经落了下风。
自1878年，日本从德国引入参谋总部制度开始，日军便非常注重战史资料的记录和保存。甲午战争期间，自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外务省，直到参战各单位，均留下丰富的相关资料。函电、汇报亦多得保存。战后又编纂了卷轶浩繁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日清战争实录》等多部专著。再加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局外人士、机构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相反，清军则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意识，不仅对一线的原始史料缺乏记录、保存，事后亦无相关机构进行反思和系统研究。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中方甲午战争史料，绝大多数都是些完全不懂军事的文人，想当然的评论。或者便是出于派系斗争，互相攻讦的产物。此外，亲历者的著述中，也大多是一些幕僚、师爷在为自己及自己的主官辩护、赞扬。其中具有军事研究价值的资料极少。
战争结束后的120年内，日本方面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基本能做到两点：
其一为不断发掘新史料。如中塚明发现《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草稿本，及其结合解密的外交档案重新解读陆奥宗光的回忆录，都是国人迄今尚未充分吸收消化的研究。
其二为注重战史细节问题的探究。如斋藤圣二对甲午战争中运输问题、军用电报线问题的研究， 黛治夫对舰炮问题的研究， 桑田悦对双方战争指导、作战过程得失的专业研究， 均为国人所不及。至于就武器、关键战斗、战争指导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作品亦不在少数，且迄今鲜为国人关注。
其三是较能持之以恒，新研究不断涌现。
而我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虽然也产生了《甲午战争史》（戚其章）、 《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石泉） 等优秀著作，但总体而言：
（1）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极少，宣传性质的书籍远多于研究性书籍。
（2）较少学者能对甲午问题持之以恒的研究，大多是在满百纪念年扎堆出书，颇有过节色彩，节前一拥而上，节后一哄而散。
（3）政界、军界、学界、民间之研究团体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
（4）体系内的研究机构率多满足于解释政策和用历史达成宣传目的，而较少深刻的研究。体系外的研究者又率多屈从于市场和新媒体，务求哗众取宠。甚至公然抄袭，以讹传讹，严重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本该发挥主阵地职能的学术界则自我封闭于211、985、核心期刊、项目经费的幻境中，画地为牢，自说自话，乃至不乏自愚自乐、自欺欺人者。专业期刊则与职称晋级挂钩，率多染上排队买版面、发文看头衔的陋习。这就严重阻碍了深度研究的展开，更严重阻碍了年青学人的良性发展空间。
两相对比之后，不能不承认，过人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貌似热烈，实则大多闭门造车、思路有误，不仅自身成效有限，且完全不关注海外研究成果，实际上已落后于日本对此的研究。
中日败战研究对比
如仅单纯的对比中日两国军界、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尚有一层不对称关系。即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对日本则是对外扩张的胜利开端。按理，我国学人更该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才对。反之，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类似刻骨铭心的事件当推二战。故而，与其将中日两国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做对比，倒不如将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成果，和日本研究太平洋战争的成果相对比，在败战研究这个尺度上看两国的反思角度和反思力度，反而更有可比性。
事实上，对日本研究界而言，甲午战争颇有鸡肋之感。因为，从胜利的角度讲，讲甲午不如讲日俄——毕竟后者是抗击欧洲列强的胜利，且可与日后之美俄对抗相呼应，增强日本在抗俄阵营中的地位。如言失败，则研究甲午远不如研究二战更让日本军学两界感兴趣——毕竟太平洋战争真正把日本打痛了，对日本来讲这是刻骨铭心，一定要反思。
其实，早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日本军政精英中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爆发？以及为什么打成今天这一步？当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陆海军为了掩饰战争暴行，同时开始大规模的焚毁文件。但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日本军官，尤其是参谋军官，开始想尽方法的保存资料，其目的是有朝一日通过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来真正超越这场战争，从失败中汲取胜利的因素，从而不再失败。一些政治、外交系统的官员也随之参与其中。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批前日本军政精英企图从实战角度反思二战，立即引起美苏等战胜国的警觉。在两强的强力干涉下，相关研究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扶植日本充当远东战略防波堤，于是，日本的战史研究禁令也得到了松绑。目的就是让日本不要自废武功。美国人防松管制之后，日本军政精英立即毫不犹豫的尽量利用此种空间，有组织、有计划、有制度的持续研究。这个研究计划最终形成的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著名的一百零二卷本《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俗称公刊战史）。 为了编写这套书，光是筹划组织，就用了三十五年。直接编撰的时间为二十年。从第一本出版（昭和四十一年）到最后一本书刊行（昭和五十五年），历时十五年。内容涉及各战场、各层次、各时段。这就是日本的败战反思功夫。
但这部书毕竟还是属于官修史书性质的“公刊”战史，参与编修者都有二战经历。优点是切肤之痛在身，自然不敢不深入研究。但利害关系也在身，难免门户之见、党同伐异。很多民间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这套书是颇有微词的。但相关研究者绝不限于批判，而是要建设的填补空白，直陈得失。故而，日本民间的相关研究更不容忽视。相关类书、套书，不出版则已，出版便动辄数百卷规模。如“历史群像”的太平洋战史丛书，PHP智库的战史文库、朝日社的航空战史书系、光人社的NF文库，都属此类。
而甲午战争对中国同样有断股裂颈之痛，但我们的研究却显然远未达到类似水准。
两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日双方的败战反思，又是日本占了上风。
战争史该如何研究？
但是，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终究只是胜于中国，如果立足世界战争史研究的水准看中日，就会发现，中国的相关研究固然非常不足，日本的研究也不过是五十步胜百步。其间关键就在于研究战争史之方法论问题。
历史研究之推陈出新，无外乎两大关键：一为新史料之发掘，一为新方法之使用。战争史研究也不例外。
以新史料而言，中日两国遗存史料均可谓汗牛充栋，业已整理者可谓九牛一毛，都还有极大的发掘空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之多寡对历史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不能正确使用，则史料虽多亦无用。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用，正是一个道理。这就引出了方法论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大师唐德刚先生在论及甲午战争时，曾说过如下一句名言：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
这段话极具哲理，但放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研究的大背景下，却又极具误导性。盖如“空谈”，则无论是战前之政，还是政后之战，都是小儿科。如认真研究，二者正不可偏废。从本末关系上讲，确实是政治统摄军事，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浸淫过久，习惯于技术变革缓慢、科学性低、艺术性高的传统战争，所以多侧重战前之政的分析，而忽略政后之战的研究（唐德刚先生念兹在兹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下写成的史书 ）。影响所及，自甲午败战120年来，各种盘外分析铺天盖地，盘内的检讨却少如凤毛麟角，不能不说是潜意识里受了传统战争观的误导。
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很像医学。都是高度技术专业化、理性化的行业。且二者都无法进行活体实验。故而医学注重临床案例之记录、研究，战争则注重战争历史的记录和研究。
同样类似的是，假如一个人生了病，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看医生——无论是中医、西医，还是体系内外，其为医则当为一。就算医生全是庸医，我们要谋求的也首先应是想尽方法提升医生、医院和相应教育机构之能力，而绝不应是因为对医生失望，就转而迷信神汉、气功师乃至邪教领袖。这本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岂料在中国战争史研究领域，却长期遭到了无视。
后人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当然可以随意选取视角进行研究、解读。但任何视角都不能无视更不能替代一个最基础的事实：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因而，其研究首先应符合战争研究之内在理数和专业需求。
正如孙子所言，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如不能从实战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则一切研究、解读都是空谈。如果一个国家的战争研究也堕化为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甚至变成一种说书式的调侃、演义，文学化的抒情、叹咏。则只能说明，一种比清谈误国更恶劣的风气已经开始蔓延。事实上，战争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如下五根支柱之上：
（1）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
正如克劳塞维茨早已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暴力延续。 故而，从目的上讲，战争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具体到像甲午战争这样的外战，则可视为国际政治问题的延伸。所以，研究外战性质的战争史，首先应具备的是国际政治学的专业知识。
（2）军事学
从过程上讲，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对抗。故而，研究战争史应具备的第二个专业基础即军事学。如军事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地理学、国防经济学、武器装备学、后勤学、军制学、军法学、军事技术、军事教育、军事思想等等，皆为其组成部分。
（3）战略学
自1500年以来，战争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军事专业也日趋发达，从而引出军事集团以专业化为借口摆脱政治控制的恶果，为了维持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更为了有效的指导战争，乃有“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出现（详情参阅本书正文第三章），并逐步发展为独立的战略学，此即研究战争史所必需之第三种知识基础。
（4）历史学
最后，战争史毕竟仍是历史，故而，历史学亦必不可缺。
由此可知，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是研究战争史的必备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之特征，当然可以“多多益善”的叠加其他知识构成，但此五大支柱为必不可缺之基本支撑，则无疑问。也必有了这样一种立体的知识结构，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论，以无厚入有间，切中肯綮、游刃有余。假如只是立足历史学的单一视角，满足于厘清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则不仅严重的限制了研究的质量和层级，甚至无法有效甄别史料本身——这就像一个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无法写出优秀的物理学史是一个道理，越是专业性的史料越需要超历史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判读，否则，必将是连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本身也说不清楚。
历史可假设，战争须复盘
但不幸的是，自晚清以来，我国的战争史研究长期为不同时代的宣传需求所左右，连严肃的纯史学研究要求都难以达到。少部分能沉潜于历史研究者，却又多陷入“史料即史学”的误区。此种思维在一般历史研究中的误导性前人早有反思， 而其对战争史研究的误导更为严重，却一直缺乏相应反思。
在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即史学”的错误，正等同于以为“情报即军事学”的错误。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论，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无处不在， 战争中的情报或者数量太少，或者太多；或者姗姗来迟；或者与事实大相径庭。而战争本身又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企图通过充分的情报搜集来致胜的想法是最大的战争乌托邦。
此外，即使一方通过某种方式单方面驱逐了战争迷雾，摩擦力、偶然性、概然率也还在影响着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所有这些未必会以“史料”的形式直接保存下来。越是临机性的决策，往往越缺乏权威的原始史料。更何况从兵者诡道的角度讲，很多战争决策出于保密的需求，不仅不会形诸于文字，反而要层层掩饰其真相。故“军人靠判断和推理行事”（刘伯承语）。
既然进行中的战争离不开判断和推理，对过往战争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判断和推理。正如同进行中的战争不能单纯依赖情报，对过往战争的研究也不能单纯依赖史料。在这里，历史清晰的展现出明暗两条线索，所谓历史明线，指可以使用史料直接呈现之史实，其还原主要靠史料的搜集、梳理、陈述；历史暗线则指必须通过分析、解读、研判史料始可呈现之历史事实，其还原主要是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和研判。具体到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本身的局限已如上述，如果再考虑到战后尤其是战败后很多资料的封存、遗失和人为毁坏，更可知欲通过直接使用史料来呈现战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脱离了专业的思考和判断，则不仅单纯的史料堆砌无益于后人反思历史，甚至连史料的甄别、使用本身也会出现严重偏差，终致于单纯的还原历史连带也成为不可能之事。由此可知，那种企图纯粹依赖史料本身展示历史真相的想法，是一种在现实世界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很多国内学者明明已经掌握了第一流的史料，却写不出第一流的史著，根本原因即在于思想上的画地为牢和知识结构的扁平单一。其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就是：历史能否假设？
对于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结果而言，任何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对于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后人恰要勇于假设才能超越历史。战争史研究尤其如此。
因为战争的过程，是对抗双方或多方之不同选择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事实的历史即现实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那些被放弃或未被充分发掘的选择，就构成了未曾发生的历史，其中蕴含着大量未经充分检讨、推敲的历史殷鉴。
何以德国陆军能够在拿破仑战争后及冷战前的一百多年内称雄全球？除了参谋本部制度的创设、学者型军官团的培育、强大工业基础的支撑、作战概念的条令化和名将辈出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兵棋推演（War Game）的发明与发展。所谓兵棋推演，其最初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历史中过往战例的推演，在战术（tactic）与作战（operation）层级，探究其中的隐藏变化和现实得失，进而更深刻的思考史实的得失和原委。其实质即在于通过推演历史来超越历史。此后，这种方式风靡列强世界，并逐步完善，进而用于对未知战斗的推演。近代日本军队即非常注重兵棋推演。今天的美国军队及其教育机构和一些战略智库同样注重兵推，且正在摸索战略层级兵棋的开发，预示了兵棋发展的新趋向。
其实，类似的精神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没有用在战争中而是用在了博弈游戏里，这就是围棋中著名的“复盘”。所谓复盘，就是由对弈双方在对局结束后，重新推演棋局，一则交换心得、相互学习，一则探究关键节点及其未尽之变化。而围棋其实又远非一种单纯的博弈游戏，而是一种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具战略意涵的对抗模型。其与兵棋推演的差异在于，围棋注重抽象战略思维的养成，兵棋推演则结合实例，在战术、作战层级作高度针对性的行为检验。其实也可以将兵棋推演称为一种精密化、案例化、实战化和中低层级化的“复盘”。
既然战略和战术的决策与实践都可以复盘，何以战争史研究反而不许假设？事实上，“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的过度推演，早已成为限制我国战争史研究发展的最大紧箍咒。如不能及时摘掉这个紧箍咒，则一切战争史研究都将沦落为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背诵、幻想和感情宣泄。而永远无法依靠理性的精神来超越历史。
理性回顾就会发现，120年来，中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固然问题重重，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是盲人摸象，或立足纯史学立场，或立足纯军事学立场，始终没有产生过立体饱满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日本战略学、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水准，再看一看其军事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程度，就知道其根本缺陷所在了。
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复盘”的精神来对待战争史。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昨天的战争，进而打赢明天的战争。具体到甲午战争中，由于双方原始史料所存有限，已很难在战术层级做精密之兵棋推演，然仍可立足于大战略、军事战略和作战层级之行动，进行中高层级的复盘。本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此。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复盘史学与假设史学的区别。在西方史学界，一直不乏运用假设史学观写成的著述。如《未曾发生的历史》、《假如日本不曾偷袭珍珠港》、《谁打败了希特勒》都属于此类著作。 此类著作取材广泛，具体写法为围绕某一种历史可能性展开推演，最终以虚构的历史来促进后人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复盘史观下的历史研究与之不同：（1）复盘史观仅限于研究对抗性事件；（2）复盘史观注重历史的多种可能性；（3）复盘史观研究之重点并不在未曾发生的历史，而在于通过推演具有可行性的可能选择，更深度的理解业已发生的历史。故而，复盘史学不采取虚构笔法，只是在分析固有史实时运用了一种较独特的方法。
当然，本着“复盘”的精神研究战争史，也会遭遇一些独特的暗礁。最大的危险即在于研究者往往会站在后人的时空概念和技术基础上臆测历史。所以，兵棋推演的基本保障即在于维持当日的能力环境，而不能肆意假设历史，如假设丰岛海战前的北洋水师拥有了核潜艇，即突破了此类研究的底线，而变为一种穿越小说式的幻想。
在这一点上，孟子所强调的“知人论世”正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支撑。一般性历史研究的价值随之凸显。当狭义的史学研究与复盘精神、军事-战略专业研判能力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才能竭力做到战争史研究的推陈出新、以史为鉴。
下面，就让我们在这个新视角下，立足前述知识结构，运用新方法，重回120年前的死生之地，一探其存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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