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以“如何做出战争决断的问题”为主题，对二战之前三位德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了透彻的分析和阐述，是部不朽的名作。此书是部学术畅销书，出版后即一销而空，1990年再版，1999年出版日文译本。

　　克罗科夫此书涉及阐明1933年之前，导致德国坠入暴力统治的精神发展和有影响人士。对他来说，在云格尔，施米特和海德格尔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造就了德国的素质。
　　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共性时，“决定”的范畴作为解释之钥有助于他们以这个概念展示，作家，公法学家和哲学家，恰恰在这种对空洞和纯粹的决断之存在主义的称颂中，互相一致。但这里不仅仅关涉这三个魏玛共和国重要人物的精神亲和力。克罗科夫也勾勒出一种“反市民的市民性”的氛围，它明显地参与了为法西斯主义的鸣锣开道。

　　总序
　　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1888—1985），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哲学家。他出生于威斯特伐里亚邦（Westfalen）所属普莱腾贝格（Plettenberg）地区一户天主教家庭，是家里的长男。从小，卡尔?施米特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起了人文学科、文学、宗教和希腊语等素养。
　　1907年，卡尔?施米特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学。过了一年，他又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并于1910年取得了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同年，他通过了第一轮司法考试。1915年，他又通过了第二轮司法考试，取得候补法官（Assessor）的资格，进入慕尼黑总参谋部战时局工作。从1919年开始，他先后在慕尼黑商科大学（Handelshochschule）、格赖福斯维尔德（Greifswald）大学、波恩大学、柏林商科大学和科隆大学任教。1933年秋，卡尔?施米特受聘出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上述过程中，卡尔?施米特开始介入政治活动，并受到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各种学说和思潮，如新康德主义、规范主义、决断主义、威权主义、社会主义、天主教思想等的影响，并对诸如政治独裁、例外状态、天主教的稳定性、性恶论、政治浪漫主义、国家至上等问题产生兴趣。1933年5月他加入了纳粹党，同年7月他被任命为普鲁士邦枢密院顾问（Preu ischerStaatsrat），之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学研究者协会大学教授专家团主席。与此同时，他参加了《关于协调各邦与中央关系的第二部法律》和《普鲁士邦社团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1945年柏林沦陷时，卡尔·施米特被苏联红军逮捕，释放后又于同年9月在柏林被美军拘留，1947年3月作为证人和嫌疑犯被移送到纽伦堡军事法庭，但最后没有受到指控，于同年5月被释放。之后，他就回到了家乡普莱腾贝格，安度晚年。
　　卡尔?施米特一生著述丰硕，其作品涉及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神学、文学、伦理学、战争与国际关系等众多领域，代表性著作有：《法律与判断：法律实践问题研究》（1912年）、《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1914年）、《政治的浪漫派》（1919年）、《论独裁：从现代主权思想的肇兴到无产者的阶级斗争》（1921年）、《政治的神学》（1922年）、《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1923年）、《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1923年）、《政治的概念》（1927年）、《宪法学说》（1928年）、《宪法的守护者》（1931年）、《合法性与正当性》（1932年）、《国家、运动、民族》（1933年）、《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1934年）、《托马斯·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1938年）、《陆地和海洋》（1942年）、《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大地的法》（1950年）、《四论整个欧洲对柯特的解释》（1950年）、《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1956年）、《游击队理论》（1963年）、《政治的神学续篇》（1970年），等等。这些作品为卡尔?施米特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其学说和观点不仅长时间影响着德国，也波及了整个西方世界。受他影响的人有：德国的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埃里克?沃格林（EricVoegelin）、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法学家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 WolfgangB ckenfrde）、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RudolfHuber），宗教社会学家雅各布?陶布斯（JacobTaubes），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Koselleck）；法国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阿兰?巴迪乌（AlainBadiou）、艾蒂安?巴利巴尔（tienneBalibar），社会学家朱利安?弗洛因德（JulienFreund）；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乔治?阿冈本（GiorgioAgamben）、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詹弗兰科?米利奥（GianfrancoMiglio）、保罗?威尔诺（PaoloVirno）；斯洛文尼亚的心理分析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等，这些学人和思想家在国内学界中不乏响当当的名字。
　　由于卡尔?施米特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其在作品中表达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因此西方学术界对其人品和学术形成了多重评价。关于此点，我国研究施米特的专家刘小枫教授在《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的“编者前言”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展开。我们认为，不管人们对施米特的评价如何不同，西方学界的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基本上都承认卡尔?施米特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西方的政治和法学思想，是20世纪最具学术创造力和思想辐射力的学者之一，也是该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与同时代的大文豪恩斯特?云格尔（ErnstJünger，1895—1998）和大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齐名。在卡尔·施米特的思想遗产中，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神学、文学、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的观点、方法和立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编辑这套“卡尔?施米特研究文丛”的目的所在。
　　收入本文丛的主要有卡尔?施米特的原著，以及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卡尔?施米特的作品，分别是：《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攻击战争论》《卡尔?施米特／恩斯特?云格尔书信集:1930—1983年》《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年）》《卡尔?施米特——德意志国家的理论家》《决定——论恩斯特?云格尔、卡尔?施米特、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在第三帝国》《卡尔?施米特与犹太人》《市民法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卡尔?施米特理论的社会功能与现实影响》《对立的综合体:卡尔?施米特论集》。我们想，通过上述作品的翻译出版，使我们对卡尔?施米特的学说和思想，以及国外学术界对其的评价，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文丛的出版，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全力支持，得到了本文丛名誉主编乔治?D.施瓦布（GeorgeD.Schwab）教授的热情指导和执行主编约瑟夫?W.本德斯基（JosephW.Bendersky）教授的帮助，也得到了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的经费资助，在此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策划编辑马健荣先生对本文丛的出版做了大量的统筹工作，在此，我作为文丛执行主编也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卡尔?施米特的作品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编辑和翻译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何勤华
　　于华东政法大学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
　　2011年10月1日
　　决断主义视阈下的德国三哲（代译序）
　　德人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罗科夫（ChristianGrafvonKrockow）著述不多，但《决定——论恩斯特?云格尔、卡尔?施米特、马丁?海德格尔》（1958）一书，足以让他青史留名。那时，书名所及三人，尚在人世，大名未成。时至今日，所论之人，均已作古，并留下众多争议。此书作为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1990年在德再版，足证其学术价值不菲。
　　克罗克夫本书书名由数个关键词组成。“决定”是本书的中心概念，云格尔、施米特和海德格尔是这个概念的关照对象。就这三人在中国的声名而言，顺序恰好相反。毋庸置疑，海德格尔最为显赫。撇开学界大量汉译及评论不谈，他在大众媒体中也堪称宠儿。甚至上海的《新民晚报·夜光杯》（2013年1月20日）也曾刊文“诗意地栖居”，介绍海德格尔如何演绎出以上“哲学命题”。施米特的影响力稍逊，但同样了得。不说坊间早有其文集多卷问世，还有后续，偶见书肆展放于畅销书行列、隶属“文化随笔系列”的《观念的水位》（刘瑜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收有文章题为“今天您施米特了吗”，并称这个德国法学家，是“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受这两位的盛誉所掩，云格尔在中国只能叨陪末座。恕笔者孤陋，仅见《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第三辑目录（载《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三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列有云格尔的《论痛苦?关于线》。但译本似乎至今未出，遑论其他有关评著。但笔者有意，移译此书，却主要因为与云格尔的缘分。这里不嫌辞费，赘述如下。
　　事情要回溯到1995年3月30日在德国海德堡的一次亲历。那天，大学广场上忽然人声鼎沸，红旗晃动，警察集结。德人动辄游行示威，不足为怪。这次为何？大学生们当时在抗议大学及市政府联合庆祝一位作家的百年大寿。寿星即恩斯特?云格尔。他1895年3月29日生于海德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14次后，胸挂普鲁士政府颁发的金质战争功勋章，荣归故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入伍，任德军巴黎指挥部上尉。但行伍非其一生主线。他从1920年起发表作品，以后著述不断，是德国文苑中握笔最久之人。有人对这样一位饱经沧桑、著作等身的老人如此不敬，乃至扰其百岁生日，是为何故？
　　云格尔早年代表作是《在钢铁暴风雨中》（1920），紧接着的《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1922）、《小森林125号》、《火与血》（1925）和《冒险的心》（1929）等，均为作家一战经历的纪实。其主要特征是：面对战后初年战与不战的讨论，他对战争投下赞成票。他视战争为“万物之父”及生命轴心，在枪炮轰鸣中认定历史原则，尤其在冲锋陷阵的士兵身上，看到一代新的社会精华，进而提出对魏玛共和国进行军事化革新的要求，以便为新的统治制度争取“生存空间”。云格尔的早期作品由此被打上美化战争的标记，他本人则被斥为法西斯主义“总动员”的先锋。其结果是，早在二战后初年，就有人以“云格尔事件”为题，清理他同纳粹思想的关系。
　　所谓“云格尔事件”中另一部作品是他的文化理论性论著《工人》（1932）。书中的工人与社会阶层无关，是云格尔继士兵后推出的又一改变社会的人物形象。此书的宗旨是，用具有“英雄现实主义”精神的工人，取代受缚于道德主义的市民，用工作计划替下市民宪法，用集权代替民主，以适应工业时代的历史要求。正是这部作品使同样成为“事件”的海德格尔，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以后多次把它选为自己讲课的论题。因为云格尔以现象学的辨识力，阐明了现代工业社会所展现的“权力意志”，这也是他留心的问题。他们的学术及私人联系持续到二战后。1949年，云格尔以《论虚无主义的“越线”》（次年发表）一文祝贺已陷四面楚歌的海德格尔花甲大庆。海德格尔投桃报李，1955年以《论线》一文，恭喜同样腹背受敌的云格尔60生辰。两人的这种唱和之所以特别惹眼，因为他们都涉嫌为法西斯张目而成为“事件”。海德格尔起先对此拒绝解释。而他死后刊出的、1966年与《明镜》周刊有关于此的谈话（载1976年第23期），被人斥责为“极其狡猾和支吾其词”，不但未能实现取得谅解、获得解脱的初衷，相反愈加引起世人对其人品的怀疑，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云格尔也曾在与《明镜》周刊（载1982年第33期）的谈话中回顾过去。但他没像海德格尔那样，从个人遭遇出发为自己辩白，而是超脱政治和民族的界线，从人性的角度，对法西斯的罪行表示震惊，刚直磊落，令人信服。不过面对记者的提问，“您究竟指责希特勒什么？”他居然回答：“他1938年后完全的不公正。对希特勒的苏德台政策及合并奥地利，我今天还完全赞同。”云格尔的坦率让人吃惊，因为他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不愿正视那段法西斯霸权主义的扩张史。当采访触及犹太人问题时，他还出人意外地强调，由于动用大量运输工具和部队，迫害犹太人行动在国家经济和战略方面，给第三帝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联系到二战结束后，云格尔拒填同盟国占领军发放的非纳粹化调查表（由此足以让人觇其性格），在不少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个铁杆纳粹。这也难怪，在他百岁寿诞之际，海德堡“反法西斯行动”等组织四处张榜，要求公众“别对云格尔表示敬意！别对这个战争贩子和法西斯主义的铺路人及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表示敬意！请参加反法西斯的反集会！”引出前及的示威游行。
　　又是“战争贩子”，又是“法西斯主义的铺路人”，帽子够大。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否则德国联邦总统及总理一行，哪会在3月29日顶风冒雪，上门向他道喜；法国总统密特朗，怎愿同一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亲自撰文，替他祝寿；而次日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学者教授，又怎敢在海德堡济济一堂，为他庆寿。
　　一战爆发时，云格尔只是个19岁的中学生。同那个时代不少表现主义作家一样，他向往社会变革，以打破沉闷的市民生活，哪怕对此需要付出战争及生命的代价。这同以后的法西斯主义无多大关系。况且，就是他那本富有争议的代表作《在钢铁暴风雨中》，既渲染了前线士兵的无畏勇敢，又暴露了战争的野蛮无情，其对战争的立场，很难用赞成两字概括。要不然，法国作家纪德想必不会称赞，这是他读过的最杰出的战争小说。另外，至少从他1941年到1943年写下、1945年发表的《和平》一书起，指责他美化战争也已根据不足。而随着《林间行走》（1951）一书的出版，他笔下那咄咄逼人的“士兵”及“工人”，即被孤独的“林间行走者”代替；他本人则蛰居乡间，除了继续写他那些语言难解的日记散文、哲学散论外，还收藏沙漏，整理甲虫。至于同纳粹的关系，当海德格尔向希特勒表示效忠之时，他却公开拒绝参加纳粹艺术科学院。在法国当占领军军官时，他还帮助法国犹太人，并在检查邮政时，压下了诸如有“领袖（希特勒）该上吊”之类词句的信件，使一些人免遭迫害。最后于1944年，他在一次暗杀希特勒事件（实际与他无关）后，被纳粹以“不配当兵”为由，赶出军队。由此可见，云格尔的反对者与赞同者均可列举一大堆理由。鉴于这种毁誉参半的局面，在那天的庆祝活动中，海德堡大学文学教授基泽尔（HelmutKiesel）给自己的祝寿报告起了一个不偏不倚的题目——《寻找意义时的道路与歧途》，并以“人们可以小心地向云格尔学习”为结。或许他发言时也已顾及到自己同事哈特（DietrichHarth）教授的立场？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以赞成或反对云格尔的辩论取代这次庆典。
　　记得那天会尽人散，我漫步走出大学广场，警车依在。警察们需要照看的仅剩下广场边书店橱窗中云格尔的书。因为激进的新斯大林主义大学生组织“拳头”扬言，云格尔本人及其“罪恶”的著作统统该被大火烧掉；书店也受到警告，要为胆敢陈列云格尔的书承担后果。
　　弹指间，几近20年光阴转瞬而去。忽见克罗科夫此书，将之前在我眼中主打文学的云格尔，与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法学家施米特并列一处，讨论法哲学或历史哲学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讨论“是什么东西形成了‘姿态’和德国的素质”。这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
　　就克罗科夫所见，联系他们的分别是决断主义统筹下的“战斗”（Kampf）、“决定”（Entscheidung）和“断然”（Entschlossenheit）这三个概念。而这三位思想家与此有关的著述和思想，又被放在20世纪初德国“反市民性”的氛围中进行论述。云格尔通过其创作，高扬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并在其中认定生命的原则，具有显豁的涉世倾向；海德格尔的著述虽然尽可能地与现实拉开距离，但在对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析中，比如通过“常人”对个体之约束力的抉发，从哲理上推出进行“自我筹划”的“断然”的概念，以阻止个体在现实中的沉沦；而施米特似乎不偏不倚地将政治的本质定义为友敌之分，而这种区分依赖于自主的、破除规范的“决定”，并且导出专政才能胜任政治之本质的结论。克罗科夫由此以主题研究的方式，让施米特“居中斡旋”，串联起云格尔和海德格尔，揭示出他们思想的共同特征。其主要论点是，这些概念，尤其在这三位思想家的早期阶段，“与一切实质内容的联系恰恰又被切断”，被绝对化后形成决断主义的思维结构，从而“蕴涵历史的祸患”。
　　另外，本书虽然具有清理德国第三帝国之罪恶产生的背景，但对纳粹主义思想本身未过多置喙，相反从“自然法”和“历史主义”的两极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主体性的各种形态展开讨论，勾勒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丰富内容，极富思辨挑战性。
　　具有挑战性的不仅是内容本身。对译者来说，同样令人费神的是单词或概念的翻译。以上附有原文的三个概念，“Kampf”一词的翻译应无争议，而“Entscheidung”的翻译可能不尽然。译者所见，除了“决定”，起码还有“决断”和“抉择”的译法。本书的主要概念为决断主义（Dezisionismus），不断出现的“Dezision”，在本书中已译为“决断”，就排除了对不同原文使用同一译文的可能。“抉择”似乎雅驯些，但它的释义是“挑选、选择”，与原文相比出入明显。最后还是选用更合本书议题的、意为“对如何行动做出主张”的“决定”，来翻译“Ent scheidung”一词。
　　“Entschlossenheit”其实完全可以译为“果断”。只是因为海德格尔曾将此词拆成“Ent schlossenheit”使用，强调了“Ent”（去除）的涵义。为了更近汉语的缘故，这里用了“果断”的同义词“断然”。
　　再谈一下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Ordnung”一词。汉译对此主要有两个选项：“秩序”或者“制度”。由于“秩序”的释义是“有条理，不混乱”；而“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以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以上均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制度”似乎更合本书使用的原意。但“Ordnung”一词在德语中颇具德意志民族强调“秩序”的谨严特点，被大量使用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局限于汉语中“制度”的含义。最后还是选择了“秩序”作为译文。但由此也损失了此词同样具有的“制度”的内含。这是翻译的无奈。此类例子在译文中可说比比皆是，敬请读者留意。
　　按西方圣经故事所言，人的“堕落”或者“罪恶”，源于他获得决定的自由。由于决定吃智慧果，他被赶出伊甸园，开始“赎罪”之旅。这虽是一个致命的决定，但就现代主体性思想看，拥有决定的自由，恰恰又是人类体现其尊严的最宝贵财富，象征着人类历史的开始。用克罗科夫“前言”中的话说，“因为人之尊严所在，正是他能做决定；通过自我决定——或者躲避决定——他承担起责任”。就西方历史而言，尤其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降，人的这种理性及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人越来越被视为是历史的产物。于是“人无自然，而有历史”，就成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论点。
　　但是，人果真能背离其“自然”或者“本质”的要求，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创造其历史吗？记得德国文学史上稳坐二把交椅的席勒，曾有剧本《强盗》（1781），讲一贵族之家兄弟阋墙的故事。次子弗朗茨为夺取家产，陷害长子卡尔。次子发动恶行的理由是，大自然对他不公：自己在毫不知情、即缺少决定权的情况下，由于父母的性欲冲动，作为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次子来到世界。善借文学作哲论的席勒，难道通过剧本人物的这样一种控诉，旨在揭示自然法的一个隐秘，即个体其实天生就无决定的自由？“难道他不总是完全听命于那些他对此一无所知、又永远无法改变的因素？”克罗科夫在本书“前言”中作如此修辞反问。他的结论颇为悲观：“这个让人敬畏的哲学问题，恐怕永远无法真正解决；即使最深刻、最具艺术性的分析，也结束于一个终极问题的形而上学的X，而这个终极问题似乎取笑任何干预行动。”
　　尽管对于社会历史以及人之存在的探究，往往终结于不可回避的虚无，本书还是以其独特方式，录下几位德国哲人各自规划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思辨过程，为淬炼我们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提供了又一个杰出的读本。
　　卫茂平
　　2013年7月盛夏记于上海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罗科夫（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是20世纪德国的一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20世纪60年代起，以政治学教授的身份先后任教于哥廷根师范大学、法兰克福大学，70年代以后一直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从事写作。

总序1
决断主义视阈下的德国三哲（代译序）1
再版前言1
前言1
第一章 准备1
第一节 历史意识和主体性1
1自然法和历史主义1
2克尔恺郭尔和马克思5
3极端历史性问题8
第二节 实证论的国家概念13
1民族的权力国家13
2法治国家19
第三节 市民针对自身的战斗22
1绪论22
2生命哲学22
3青年运动25
4斯特凡?格奥尔格圈子28
5战争爆发和战争意识形态30
6共和国和独裁国家33
第二章 云格尔、施米特和海德格尔的“决断主义”49
第一节 恩斯特?云格尔：战斗49
1战争的经历49
2战斗的意义51
3总动员和工人54
4与社会主义的关系57
第二节 卡尔?施米特：决定59
1政治的概念59
2例外和决定60
3附录：反对法西斯主义中的客观性的斗争62
4主权和专政63
5议会主义和民主65
6补充：与实证主义的关系和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68
第三节 马丁?海德格尔：断然71
1绪论：解释的问题71
2此在的本质72
3此在的存在作为操心和共在72
4朝向死亡的存在和本真性76
5断然78
6时间性80
7历史和历史性83
第四节 浪漫主义的结构和决断主义的功能85
1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性85
2施米特对浪漫主义结构的定义86
3逃避现实88
4审美化和私人化90
5交谈和空话92
6政治的功能94
第三章 背离和解体109
第一节 绪论109
第二节 卡尔?施米特具体的秩序思想110
1新立场110
2具体的秩序思想和本质意志111
3本质意志和同一事物的永恒复归114
4自然法和决断主义之间具体的秩序思想118
5欧洲的秩序思想120
第三节 恩斯特?云格尔的本质的思维122
1作为“形象”（Gestalt）的工人122
2星象学的相应124
3形而上学和科学125
4政治的决定128
5本质的思维的失败131
第四节 马丁?海德格尔的本质的思维和存在问题131
1本质的思维131
2形而上学的问题132
3思维的转向134
4附录：与哲学人类学的关系136
5存在的命运137
6世界史的辩证法140
7本质的思维的骤变142
第四章 决定和历史性153
第一节 至今的观察结果153
第二节 人类行动的结构156
1对一种新开端的可能性的追问156
2可能性和现实158
3附录：对现象的解释159
4“实际性”和“意义筹划”：循环结构的问题161
5行动作为社会学的问题164
6决断主义批判167
7行动和理解172
第三节 决定，历史性和社会的结构173
1绪论173
2历史性问题174
3决定的概念176
4决定和历史性的历史的制约性176
5决定的社会制约性178
文献目录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