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谦君子.大德不酬（代序）
吴贻弓
2004 年3 月初，我和黄蜀芹导演在瑞金医院不期而遇，原来都是即将进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为预防“非典”去接受某种疫苗的接种。黄蜀芹告诉我桑导演因病正在这里住院治疗，于是就和她结伴一起到病房去探视，那天正好师母也在。桑导演虽然已住院多日，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和黄蜀芹怕他劳累，略坐了片刻就告辞出来了。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和桑导演其实并没有多少交往。一来他是前辈，高山仰止；再则我跟过许多老师，当他们的学生和助手，但机缘不巧，唯独没有跟过他。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就是1982年3月我有幸和他一起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
1982年3月，距今已是22载有余。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才过去三年多，改革开放的巨潮正悄然从广东开始掀起，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还处在孕育阶段。可以说，那一次高规格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是在经历了长期封闭之后的第一次。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踏出国门。对代表团里其他成员来说，虽然也是“文革”后的首次，但在“文革”前他们都有过出访的经验。桑导演自不必说。然而毕竟已是十多年了！十多年的空白对于一个人的认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尽管我们去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当时所谓“第二世界”的国家，但是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仍然令我们“大跌眼镜”。除了他们精湛的文化设施和驰名的古迹以外，我们在参观纯属资本主义的菲亚特汽车制造厂时，还领略到了那里先进的职工福利和职工教育的情况；在参观葡萄园和农庄时，更看到了那里城乡生活的差距已经不像我们那么明显；我们还乘车驰骋过几乎十多年后才在中国开始出现的那种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等。对于“外面的世界”这些出乎意料的发展现状，我们都只有用“惊异”两个字来形容。记得从菲亚特公司出来的时候，桑导演曾带着无限感慨对我说：“看来我们对‘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要有一个重新认识才对。”呵呵，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个极大胆的甚至是有点“出格”的思想啊！然而桑导演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也许，我想，那时在桑导演这位看似纯艺术家的心目中，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已经有了他全新的理解和期盼了吧？
除那次以外，我再没有和桑导演合作的机会，但从与他合作过的同辈人口中，我却能经常听到对他遇事沉稳的赞誉。无论什么事，在他那里总能得到合理的化解。比如他能以常人难能的平常心对待摄制组里一切繁杂的事务，哪怕天塌下来，他都稳得住。他有一句名言：“戏再难，只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总归拍得完的。”别人急，他不急，笃定泰山，有条不紊。他说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不焦不躁，我几乎想象不出他如果发怒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几乎不发怒。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人充满善意和尊重的大艺术家心里十分有底气的表现。这一点我一直在学，却至今仍不能及其万一。
在桑导演的作品年表里，有一部如今的年轻人大约已比较陌生的影片，叫《有一家人家》。我提到这部影片并不因为它在桑导演的创作生涯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因为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所占的特殊地位。我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曾经提到，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家有过每年农历除夕要阖家到电影院去观看一部国产片的习惯，1951年除夕，我们全家一起观看的就是这部《有一家人家》。当然，那时候我还不可能知道那就是我长大成人以后会有幸认识的这位受尊敬的导演的作品，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存留着“很好看”的印象，影片的内容已经模糊了。但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是我和桑导演的缘分，也是我和电影的缘分。后来，乃至到很后来，我才由于专业的原因，从《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哀乐中年》、《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魔术师的奇遇》、《她俩和他俩》、《子夜》、《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等一系列作品中真正认识了他，并渐渐体会到在他的作品里自然而然凸显出来的那种从平凡里提炼隽永、在细微中开掘深邃的艺术境界和高超的本领。但是对于这一切成就，桑导演本人却是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张扬过的。
桑导演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集邮，为此他还拍过一部电影《邮缘》，就是从集邮引发出来的故事。我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的这一爱好的，那是因为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居然是上海集邮协会的秘书长。那位同学告诉我，桑导演作为集邮爱好者，是上海集邮协会的一位老资格会员，在协会中颇有影响，上海集邮界很多人都知道他。后来我和桑导演偶尔谈起集邮协会的事，他不禁兴致勃勃，以为我也是此道中人，殊不料我对集邮一无所知，完全是个门外汉。不过，我倒是从他那里学到了除邮票以外，还有什么首日封、纪念封、实寄封之类的许多关于邮品的知识。从那以后，凡我参加一些国家重大活动，比如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开幕式等，我都会在会议当天给他发去一枚盖有纪念邮戳的实寄封。每一次，当他收到我的邮寄品时，他都会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给我一封亲笔回信以示谢意。小小不言，劳他如此看重，每每令我感动。桑导演对晚辈的温良和为人之恭俭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桑导演为人一向谦和，这是有口皆碑的。最令我钦佩不已的是他那与世无争的贤者风范，他从不索取，只是默默耕耘。如今，这位谦和的前辈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坦荡地离我们而去了。“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这是那天我们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挂在他遗像边上的一副挽联，这挽联最终向人们昭示了这位贤者一生的平凡轨迹。但那轨迹真的就只是平凡吗？当我在心里默默复念着这两行文字的时候，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在想，我们的确是失去了一位再平凡不过的同志；同时，我觉得，我们无疑更是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长者，一位堪称大德不酬的谦谦君子，一位在中国电影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一生的巨人。
桑弧导演，我们会记住您的！中国电影会记住您的！
2004年9月22日于北京
桑弧，1916年12月22日出生于上海，原名李培林，原籍浙江宁波，中国导演、编剧。1941年编剧第一部作品《肉》，1944年首次执导电影《教师万岁》。1954年导演并编剧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获文化部1957年优秀影片金奖、1954年第八届卡罗维伐利电影节音乐片奖和1955年第9届爱丁堡电影节映主奖。1981年，他改编并独立执导根据茅盾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子夜》。2004年9月1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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