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认知自我剖析和评判中，在人性平等意义和人格普遍维度上，管理理性思辨及其哲学范式具有其广义、超越、中性、柔和、浸润等属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管理精神世界与管理哲学的理路和思辨存在着先验关联和内在连结。这意味着管理哲学包含着人类管理的基本知识结构、人性认知、思想进路、价值取向和信仰诠释的思考。
管理哲学与其他人类精神现象一样，有着自己的理性机理和思辨轨迹，一方面勾勒出人性认知的先验诉求和彼岸性意蕴的观照和省悟，凸显了人类理性思辨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管理的理性进路、精神意境、理想愿景、信仰诠释的蜕变和更迭，而不断发生整体性的嬗新和变革。因此，从人类认知的广义视觉上解读和诠释，管理哲学是人类富有价值意境、人文理想、伦理精神、心智灵性、审美取向、终极图景的一种思辨机制和理性路径。
管理哲学对人类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有着深层的导向作用，人的信念、信仰、理想在人类管理精神世界中总是像“坐标”、“天平”、“尺子”一样，随时都起着判断、调整、嬗递、支持和协同的作用，确定人类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的取向、进路和方式。在管理世界中，每个人总是按照自己认定的管理哲学的价值图景和认知理路去思考其与管理世界的关系，以实现其预定的决策、计划和目标。同时，每个企业乃至国家、民族、地缘均有自己的管理哲学倾向，这种倾向均凸显了它们所特有的管理理性思辨的价值路径和认知走向，这是它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中枢维度，也是它们整体思考、决策的终极动机和目的所在。尤其在今天，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加快，人类共同享有的管理价值的理路和图景正在形成，不同企业乃至国家、民族、地缘的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尽管有着其特殊的规定性，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那种被人类共同认同的一般管理哲学所制约。可以预见，管理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在人类管理精神世界进入共同价值认知过程中具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
在现今人类文明样式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影响人类管理认知品质优劣之因素，是其管理哲学思辨指向的先进与守旧程度。所谓管理哲学思辨指向系指人类通过其先验认知和彼岸性意蕴，在其精神世界构建人性意境、人本理想、普遍信仰的理性自觉。如果说管理技术作为一种主体行为是与作为人类的对象性自然物相关的，带有明显的占有、侵蚀和主宰的动因及后果，那么，管理哲学则是在追问人的精神意境和终极关怀中产生的，它以人自身作为指向和尺度，把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意义作为人类管理的最高准则和境遇，开掘和弘扬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一种直接关注人发展目的、方向和意义，关爱生命与人类命运，以及整个管理世界的终极走向。它具体表现为：（1）激励人们在管理思辨理性及其精神向度的创新，即在人类一般管理观念、知识、信仰的各个方面，进行批判、嬗变和超越，从而构建新的管理理论、思想、学说、制度思辨和体制理论的价值理路；（2）管理技术的物的指向性，使其对于人及人的发展只起着手段和工具性的作用，而缺失作为目的性的主体尺度和人文关怀。结果会导致工具操作主义的蔓延，使管理技术成为人类生命意义和生存过程相对立的异物和障碍，因此，管理哲学坚持以人为目的的主体尺度的原则，即心境灵性、人性认知、道德精神、关爱生命和生命意义的价值指向，始终是管理技术发展的正确导向；（3）开掘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生价值和管理终极目的的追求，使人获得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存在和贯穿于人类管理思辨的全过程，它会使管理者之间形成慈悲、博爱、平等、怜悯的善的意蕴，专注于人性良知的回归和皈依，这些无疑是人类精神世界对于普遍价值和终极关怀坚持、恪守的意义认知和终极渊源。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及社会背景的制约，管理哲学始终没有形成学科独立、边界清晰的理论架构和思想体系。它尽管有着人类悠久的管理文明的沉积和传承，也曾就人类管理理性思辨的一般意义出现阐述、歧义和争论，却无法脱颖而出，自成一体。其结果均是零星的、残缺的和断裂的，其大多数只是夹杂、依附于当时各种管理思想或学派体系中。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人类工业文明的晚近时期。由于这个时期人类工业化过于烂熟而陷于“全球困境”之中，以竞争对抗和利益博弈为主要认知进路的管理思想体系已凸显出其学术机理上的贫困和窘迫，已根本无法阻挡、改变其日益衰落的趋势。于是，这引发了管理学界某种变革的诉求，并转而对管理哲学表现出极大关切和重视，试图从更高的管理理性思辨认知上寻找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理路及方案。诚然，在这种意境下对管理哲学的诠释和解读往往是比较宽泛的，不严格也不确定的，无意于人本主义逻辑体系的建设，只是仅局限或停留在将人类管理的方法、模型、公式、标准和工具，羁押于理性思辨中进行浸润和渗透，从而分离出一般性的特质和要素，旨在通过一定哲学语境来表述和显现；或者通过某种哲学理论和学说，对人类管理过程中有关价值进路、组织理性、行为方式、工具认知等方面进行形而上的诠释和证明。至今，这两种学术倾向一度成为工业化价值精神历史图景中的经典思辨范式，以及自我救赎路径，弥漫、占据于整个管理学界。但是，综观其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它所描绘的“海市蜃楼”式的理性图式，显得虚伪和模糊，而永远无法落地。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管理思辨未能从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存过程这个中枢维度入手，围绕人的自由创造和自我约束，共同价值和善的意义在科技高速发展中的能动性进行理性地阐明，也无法把管理看作是综合各种条件与关系的全部多样性于自身的、一定的具体历史的整体及其规范的管理理性认知和外在管理世界、他人和自己内在心境各种意识（先验认知、彼岸性意蕴的省悟、心智情绪、非理性直觉、理性精神及思辨）的统一体。因此，就不可能揭示管理哲学的本质与人类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的全部内在联系，明确人的人本精神对整个管理世界具有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地位。
诚然，在人类精神现象史中，管理哲学图式是具象和鲜活的。而每一种管理哲学图式总是反映、展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的人类认知准则、思辨取向、精神意义和终极求索。尤其是在工业化价值精神的历史图景，以及其多元竞争格局中，管理哲学时常被分蘖为多样性的学术形态，其蕴含着人类对于人性诠释和文明解读的不同理路及轨迹，当它们一旦各自生成和展开，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坚韧性，并会侵入、渗透于人类认知中，使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的各种管理哲学图式的认知边界、利益、进路、意义诠释和价值意境显得如此的偏执和狭隘。
如上所述，管理哲学是人类管理过程中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的蜕化、嬗变、更始和升华的结晶。由于人类最初工业文明意志同自身固有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浑然一体的必然性，经典论述中的管理哲学尽管采用了革命认识形态，或“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价值视野，注重从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或“人性原罪”出发，寻求和确定管理哲学的最初的学术机理，以及由此来勾勒人在管理中那种固定的制度意识和组织理性，却忽视了人与“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异、错位、失衡和蜕化，以及“上帝死了”的心境破碎与悲催情景。因而，人类不可能沿着原先的那种管理哲学思辨的价值轨迹来维系、支撑其生命意义和文明进程。在经历工业化价值精神劫难以后，基于人类管理精神的严重扭曲和萎缩，人类普遍呈现出沮丧、厌恶、疲倦的倾向，强烈地要求摆脱以往那种强制性的哲学思辨架构，形成正义、平等、和谐、富有人文终极关怀和“天人合一”精神氛围的机理维度，并转入对整个人类文明认知以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理性批判的研究，出现了在新的文明样式中管理哲学学术思辨的涅槃、复兴、变革的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悟性。
人类正处于管理哲学思辨及其认知深刻变革的时代。过去人类论及的管理思辨理性图式，大多是在价值进路上困囿于主宰世界，以及人内在人性认知的自我控制和改造，人类为这种人与管理世界的哲学信念和愿景所付出的代价是惨不忍睹的，人本主义的缺失、普遍伦理的断裂、物欲消费主义的横流，解构着人的心境认知和道德守持，整个工业文明的终极图景是人性“恶”的极致扩张。人类尽管表面上显耀其高贵的生存方式，但是其灵魂早已沦入于无限欲望诉求的黑暗地狱之中。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在这一人类管理思辨价值意境空前复杂的历史转折中，要求与之相适应、具有高尚伦理精神和美学学术含量、先进的一般管理哲学学理体系的建立。
拙著“管理哲学”系列“管理哲学”系列暂定为六卷本，分别为第一卷《中国管理哲学——以儒家为视角》、第二卷《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第三卷《管理伦理学》、第四卷《管理美学》、第五卷《管理心理学》、第六卷《管理社会学》。
是根据管理哲学学科的理路时空、学科分支、逻辑关联和架构体系进行构思和撰写的。其主要内容和理路是从儒家视野下的中国管理哲学语境和意蕴出发，以人性善治为中枢维度和机理进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信道德恒常，推崇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则，提倡天人合一，信奉众生平等，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文化的延续。以此价值取向为基础，中国管理哲学的人文关怀、伦理认知、审美意识、心理轨迹、社会意境、全球正义、终极诉求，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显而易见，儒家视野下的中国管理哲学具有独立性和融通性，对内聚合道德，对外吸纳文明，主动积极地参与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构建，并从中获得新的精神生命。“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在于融合和创新，即继承传统、改革维新、倡导大同，认同普遍意义的思辨精神。其旨在将中国管理理性思辨向儒家学说的皈依和守持中，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史的精神图景和认知体系，即中国儒家管理哲学。
在更广义的学术向度上，中国儒家管理哲学包括：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基本原理、范畴，以及与非普遍价值思潮的批判；主体理性思辨的中枢维度和内在机理；在意识形态张力上的争论与交锋；人类认知的困顿、失足的深层原因；人与自然、经济与企业；民族、国家与公共管理；地缘组织范式；全球化与全球管理；人在宇宙中的管理理性守望；学术构建的路径、方向、方式、机制、目标、终极意义和主体责任等等。其整体研究和论述凸显着以下内容：人的先验认知及其彼岸性意蕴；理性思辨的张力及其弱点；思想、理论与学术体系的巨大支撑意义及其不完善性；各管理学派之间的争鸣、交融、比较、冲突，及其各自的涅槃、蜕变、更始、兴衰和进退；管理意识形态、国家意志权利的历史过程和变异路径；人类文明进程与一般管理哲学的关联及影响；等等。总之，在梳理、剖析、诠释上述一系列命题内容中，将涉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性质、价值和意义的什么？其发展道路、终极轨迹、危机困境、出路前景又是什么？这些在人类生命意义和生存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它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进而揭示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思辨理路、灵性境遇和价值取向，展现出一幅真实可靠、前因后果、发人深思的人类理性精神画卷？
总之，通过对中国儒家管理哲学作出一个全面的学术归纳和表述，旨在回应、诠释当下中外学界的普遍认知：管理哲学的文明认知、人文诉求、道德精神、价值传承、理想愿景、信仰诠释、行为准则、审美取向等将是现今管理学发展的中枢维度和核心机理，并将引导人类管理理性精神的涅槃和嬗变，致使人、人类及其文明样式回归、皈依于人性认知“善”的意蕴。我真诚希望这一愿景成真，并通过拙著“管理哲学”系列尽我绵薄之力。
刘云柏
2015年12月
于苏州企业管理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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