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 英国小说家及评论家，具有敏锐和多方面的智力天赋。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随笔和游记，作品以优雅、风趣和悲观主义的讥讽著称。1932年创作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使其声名远播。
我们的文明一直在朝着人类的理想目标而努力趋近，并且近三千年来，我们的文明对于人类的理想目标具有十分一致的普遍共识。从以赛亚（Isaiah）到卡尔?马克思（KarlMarx），无数先知圣哲对此均众口一词。在他们所追寻的黄金时代（GoldenAge），弥漫着自由、和平、公正和仁爱；“各族之间不再刀枪相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导致所有人的自由发展”，“耶和华的知识和智慧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是的，对于人类的理想目标，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共识。但对于达致这一目标的途径，人们却毫无共识，也无定论，各种意见和看法尖锐对立，相互冲突，可谓十分混乱。有些人的意见十分武断，行为则十分狂暴。
有些人认为，达致美好世界的最优途径就是经济改革。这也是当下十分流行的看法。但是，有些人认为，对某个特定民族进行军事征服与霸占，是通往乌托邦的捷径；有些人认为，只有武装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通往美好世界；这两类人都主要是从社会机器与大规模组织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不过，有些人从与社会机器和大规模组织相对立的客体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认为只有通过改变构成社会的个人，才能最有效地带来所希望的社会变革；2禀持这种看法的人，有的执着于智力教育，有的求助于体育和生理训练，有的则寄托于改造精神和心灵。还有一些人则相反，认为若无超自然之神灵帮助，就不可能求得“心灵之变革”。所以他们说，人们必须皈依宗教。（不幸的是，他们对于应皈依何种宗教，则莫衷一是。）
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讨论，那些主张“心灵之变革”者要把自己和他人变成何种理想的个人。每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和每个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理想。希腊的统治阶级认为，理想的人就是心胸宽广、心地高尚的人，是学者和绅士。古印度的刹帝利（Kshatriyas）和中世纪的欧洲封建贵族，则推崇行侠仗义的骑士。老实人是17世纪绅士的理想面目；在18世纪，他们后代的理想则是要成为有智慧的哲人；在19世纪，做个受尊敬的人就是人们的理想。在20世纪，人们先是崇尚自由人，后又追求成为如绵羊一样的社会人，以及如上帝一般的领导者；而穷人和受压迫者总是怀恋过去，梦想成为一个理想的、丰衣足食的、自由幸福的并摆脱了压迫的人。
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数量众多的理想中，我们应选择哪一种呢？答案是，我们不要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因为很显然，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无一不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上述每种理想和渴望都是正确的。然而，有些理想和渴望比另一些显然更独立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事实，那些已经最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他们所处时空中的偏见之人，对于理想的人类行为的看法，存在明显的相似性。3从传统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解放出来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践无私的美德，见识终极实在的真实性质。（此种见识是一种天赋，内在于个人；不过，它虽然是天生内在的，若不具备特定的条件，就不能完全自我确证。）从某种程度上看，批判性的智识也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但使用智识的方式，要取决于意愿。意愿如果不是无私而公正的，那么智识往往只是激情与偏见的手段，成为确证自私自利的工具（技术、科学或纯粹的数学等非人文学科除外）。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最聪慧的哲人才能够成功摆脱其时代与民族狭隘束缚和局限的原因。他们的确很少获得与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创立者一样多的自由。只有那些能够把美德与见识相结合的人，才是最接近自由的人。
近三千年来，对于什么是理想的人，那些最自由的人有着十分一致的看法。那些被奴役的、不自由的人，一直对那种理想的人心生仰慕，对那些最自由的人油然敬佩；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什么是理想的人，那些自由的人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
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能够充分地描述那些自由的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创立者所说的理想的人。不过，“非依附性”（nonattatched）也译超然、超脱。——译者注也许是最好的一个词汇了。一个理想的人，绝非一个依附性的人。他超然于他的身体感官和欲望之外，超脱于对权力与财产的追逐，超脱于各种各样的欲求对象。他超脱于愤怒、坏脾气和仇恨；超越了自私的爱而兼爱他人。4他淡泊名利和社会地位，他甚至不依附于科学、艺术、思辨、施舍。是的，就是不要依附于这些东西。因为用卡维尔护士（EdithCavell）卡维尔护士，英国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入侵比利时，她在比利时一家医院担任护士长，因为反抗德国入侵而被德国侵略者处死，成为“一战”中有名的女英雄。——译者注的话来说，“它们——比如爱国心——都是不够的”。一直以来，那些更明显地依附于某种终极实在而不是自我的哲学家和宗教创立者们，都教导我们不要依附于自我，不要依附于所谓的“今世之物”，要毅然弃绝依附于这个世界中所有那些“最美好”的物质。关于终极实在的性质，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阐述。在此我只想指出，超脱而非依附性的伦理，总是与特定的宇宙观相联系；这种宇宙观认为，在现象世界的背后，存在一种精神实在，它赋予现象世界所有的意义或价值。
非依附性只是在名称上是否定式的。而实践非依附性，就要实践所有美德，例如实践宽容和博爱；因为要使自己与内在的、卓越的自我相符，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愤怒（哪怕是义愤）和冷酷无情的仇恨了。实践非依附性，就要实践勇敢；因为恐惧会把自己与身体偏执而痛苦地联系起来（恐惧是消极的感觉，就如怠惰是消极的怨恨）。实践非依附性，就要开启和培育民智；因为感知上的愚笨是其他所有邪恶的主要根源之一。实践非依附性，就要实践慷慨无私；因为贪婪和沉迷于物质财富会使人完全堕落为物，如此等等。我们对此无需赘言，稍加思索就能完全明白这一点，非依附性会使那些实践它的人，对世界持有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
5近三千年来，非依附之理念，一再被人们提及，得到无数次的系统阐述和宣扬。印度教（Hinduism）就有这种理念（当然还有其他理念）。超脱而非依附也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中国老子的《道德经》也向中国人宣扬过这种理念。稍后，在古希腊，非依附之理念又得到斯多葛学派（Stoics）的重申，虽然带有某种法利赛人（pharisaic）的自负。耶稣的《福音书》，实质上是关于不依附于“今世之物”的信条。有组织的基督教，不管是正统派还是异端邪说——从极端禁欲主义到实力政治（realpolitik）最原始的犬儒形式——都不缺少基督教哲学家在不断地重申非依附之理念。例如，德国神秘派的约翰?陶勒尔（JohnTauler）就告诉我们：
自由就是完全纯粹和超然，以追求永恒与不朽（theEternal）；就是一种独自的、一种内省的存在，就是与上帝相一致或完全彻底地依附于上帝。
《模仿》（TheImitation）的作者则教诲我们：
要心无旁骛，不要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而要拥有一种自由心灵，一种不与任何造物产生情感上的从属和依附之力量。
对于这样的话语，我们可以无限地推而广之。同时，基督教传统之外的道德家，也与基督徒一样，同样肯定我们需要超然而非依附。例如，斯宾诺莎（Spinoza）所说的“幸福”，就完全是一种超然的状态；他所说的“人的奴役”，是一个人把自己与其欲望、情感和思维过程相等同的状态，或者是把自己与其外在世界诸目标客体相等同的状态。
在佛经中，非依附性的人是这样的人：结束苦痛；他不仅结束自己内在的苦痛，也通过抑制邪恶和愚蠢的行为而避免给他人带来苦痛。6他因此是一个幸福的或“得到保佑”的人，也是一个好人。
一些道德家否认非依附性的价值，其中尼采（Nietzsche）最为有名，而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是最坚定的否认者。但这些人显然是其性情及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的牺牲品。由于不能实践非依附性，所以不能宣扬它；由于自我奴役，所以不能理解自由的好处。他们处于文明的亚洲和欧洲伟大哲学传统之外。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他们都是不正常的怪人。同样，诸如马基雅弗里（NiccoloMachiavelli）、黑格尔（G.W.Hegel），以及当今那些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们，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牺牲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他们也都是不正常的怪人。
而那些未曾打破传统的人，仍然会接受源于约三千年前亚洲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个人之类的理念。这些理想在当下社会中的影响如何？对此，我们可以进行简要的归纳。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在向着这种理想的目的前进，而是正在与之背道疾驰。
马雷特博士（Dr.R.R.Marrett）说：
迄今为止，真正的进步是博爱的进步，而所有其他进步都是次要的。
有史以来，真正的进步都是时断时续的。博爱的进步阶段总是与其倒退阶段交替出现。18世纪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时代，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如此，但是其间夹杂着工业主义的某些可怕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那些试图阻止工业主义可怕后果的人，想用充满活力的手段来实现其好心，结果却办了坏事。当今时代仍然时时出现人道主义和博爱；7但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当今时代确实见证了博爱一定程度的倒退。
因此，18世纪的思想者异口同声地谴责国家使用酷刑。但20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不仅能自由使用酷刑，而且很多理论家也愿为国家有组织的暴行而辩护。这些暴行包括从鞭打、黥刑到对少数民族的大屠杀，以及全面的战争。20世纪还有一些让人痛苦的重大症状，包括大众对关于屠杀和暴行的文字记载，甚至图片和影像，都报之以缄默。在最近20年里，人们已经吞下了如此之多的恐怖苦果；这都是由于人们原谅屠杀和暴行，殊不知却是在放纵它们，这些恐怖再也不能激起人们对牺牲者的怜悯，再也不能激起人们对行凶者的愤怒。但是冷漠仍然存在，并且因为无人反抗恐怖，导致更多的恐怖发生。
与博爱的倒退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的衰落。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现在这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独裁者，比世界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能更加有效地、更加大规模地、更加无耻地实施有组织的谎言和欺骗。其中大多数有组织的谎言和欺骗都采取了新闻宣传的形式，这些宣传灌输仇恨和虚荣，为了战争而对人们进行洗脑。说谎者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消除博爱的情感和行为。
更重要的是，只有流行的宇宙观是一神论或泛神论的，也就是说，只有所有人都持有一种共同的信念——所有人都是“上帝之子”，即梵语“你我皆是婆罗门”——博爱才能向世界大同趋进。最近50年来，人们逐渐放弃一神论，而走向偶像崇拜（idolatry）。8一些人放弃了对唯一上帝的崇拜，转而崇拜本地的神灵，如崇拜本国、本阶级的神灵，甚至被神化的某个人。
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只根据那种被认可的进步标准进行判断。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发现自己明显倒退了。技术的进步是迅速的，但若无博爱之进步，技术的进步也将是无用的。其不仅是无用的，还会带来更坏的恶果。因为技术的进步只是为我们的博爱的倒退，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博爱，并且人人应为之负责。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遏制并扭转在博爱方面的倒退？当下的社会如何才能变成先哲们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平凡的人和那些异乎寻常、危险万分的野心家，如何才能变成一种超然而非依附的人？有谁可以独自创造一个比我们当下社会更好的社会吗？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涉及大量的主题。这不可避免，因为人的活动是复杂的，人的动机也是极其混杂的。很多作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思想、意见、目的和行动的多面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过度简化，导致他们提出的答案也过于简单。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本书的前言中，以及在讨论解释的性质的过程中，阐明本书的重要主张。当我们说我们已经解释了一种复杂的情形，其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说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时，其意思又是什么？只有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关于社会失序的性质及其解决办法的思考，才有可能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
我们关于解释的性质的讨论所9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类事务的原因是多样性的。换言之，任何给定的事件，都有多种原因。因此，对国家的诸多疾病，也不存在某个单独的万灵药方。对于社会失序，我们必须同时从很多不同的领域着手进行治疗。相应地，在下面的诸章中，我从这些活动的最重要领域着手进行讨论，先讨论政治和经济领域，然后讨论个人行为领域。在对这些领域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都指出，如果人们要实现他们共同宣称和追求的理想结果，那么就必须进行诸多的改革。而这自然要求我们讨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常常指出的，善果只有通过使用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结果不能证明手段是否正当；原因很简单，正是所使用的手段，决定着所产生的结果之性质。
本书的第2—12篇，可以说就是指导这些改革的实践手册。它们涵盖了政治方法、经济方法、教育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方法，也是指导地方团体和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人的实践手册。它们还包括了对应然的行事方式的描述——不是关于个人实现其公开宣称所追求的目的之指南，而是抑制理想主义者用良好意图却铺设了通向地狱之路的方法之指南。
本书的最后三篇，是这种改革指南最重要的部分。在其中我讨论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与宇宙性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一个人们向善同样也行恶的世界，是何种世界？这整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中人处于何种位置？他的理想、他的价值系统是怎样与更大的宇宙联系在一起的？10在最后的三篇中我讨论这三个问题，这三篇似乎与“实际生活中的人”无关，但实际上还是与之有关。正是根据我们关于终极实在之性质的看法，得出我们关于对与错的概念；正是根据我们关于对与错的概念，来裁剪和调整（frame）私人生活诸关系中的行为，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行为。我们的形而上的信仰并非毫不重要，相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最终决定因素。对我而言，这正是我有必要通过对诸多重要原则进行讨论，来完善这本实践指南的原因。本书最后三篇最为重要，甚至从纯粹的实践角度看，它们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0?2.解释的性质11
我重申，关于目的，长期以来人们已有定论。我知道我们应成为何种社会的成员，我们应成为何种男人或女人。但当说到如何来实现目的时，人们则众说纷纭，甚至相互对立。真应了这句俗话：众口难调。对于最终目的，人们可谓众口一词；对于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和方式，情况确实如此。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药方，并信誓旦旦说自己的药方能够治愈人性的所有弊病。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人信奉并热衷于“人天生要么就是杀人，要么就是被杀”，认为这是一种万能的药方。
人们会矢志不渝地坚持他们创造或接受的信条，对那些创造或接受了其他教条的人充满仇恨，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信守自己的信条确实让人舒适，而仇恨会使人在情感上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那些如此排他性的教条，为什么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没有被激情蒙蔽双眼之时，也会乐于甚至急切地接受如此排他性的教条是正确的。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对解释的性质多说几句是有益的。解释的过程是由什么构成的？而且让我们满意的解释，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已经获得了十分深刻的看法，已故的爱弥儿?梅耶松（EmileMeyerson）对这些问题就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12下文将多处引用他的著作。［1］
人类的心智（mind）有一种难以克服的趋向，即总想减少多样性而追求一致性。但我们的感觉即时给予我们的，就是多面性和多样性。我们的心智热衷和渴求解释，并试图把多样性简化还原为一致性。不管是什么假定和预设，只要推定多样现象背后存在一种一致性，或不同时空中持续存在一种一致性，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正确的。通过把非理性的多面性简化还原为理性的和可理解的统一性，我们获得一种满足感。这样一种基本的心理学事实，是由于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存在。如果我们不把多样性简化为一致性，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可能进行思考。这个世界似乎完全是混乱无序，互不相关的系列现象各自存在。
然而，人们在把多样性简化还原为一致性的过程中，可能用力太过，并且往往确实走得太远。对于那些没有受到已经良好组织化了的自然科学规则影响的思想家来说，这种情况更是如此。自然科学承认如下事实：总是会剩下一些非理性的多样性，不能简化和还原为理性的一致性。例如，自然科学认为，时间中存在不可逆转的变革。当一种不可逆转的变革发生时，在变革前后的两种状态之间，就不可能存在基本的一致性。科学不仅要努力把多样性还原为一致性，还要对非理性的原初事实的产生和形成进行研究。科学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朝向一致性与概括化的倾向，13另一种是探索和认识原初现实与各种现象的具体性的倾向。
在思想没有受到组织化的科学规则影响的地方，第一种倾向——一致化和概括化很容易泛滥，结果就是极度的简化。知识分子往往不关心理解，而热衷于解释。他们倾向于把更多的理性加诸给定的事实，而不是那些将要发生的事实，倾向于在原初多样性的现象中寻找更多的一致性，但不是真正存在于它们之中的一致性；或者说任何意义上的更多一致性，而不是一个人能够在实际生活事务中利用的一致性。对于一个能够对各种事物采取上帝之眼的视角的人来说，在确实存在的多样性背后，存在一种基础性的一致性。相反，动物则必须接受人们对它们的看法，它们似乎具体上并不相似。人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物，能够对各种事物采取一种上帝之眼的视角，也能够采取一种原初之眼的视角。例如，他能够肯定粉笔和乳酪都是由电子构成的，二者或多或少都是这种绝对一致性的不同表现。这种把多样性简化为一致性，可以满足我们对解释的渴求。但我们有身体，也有心智。身体渴求斯蒂尔顿（Stilton）奶酪，却厌恶粉笔。从我们是一种会饥饿和渴求的动物角度看，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知道有益之物和有害之物之间存在一种不同。在研究中也许可以把它们简化为一致性，但是在餐厅，这样做则是极其有害的。
过度的简化，例如把奶酪和粉笔等现象过度地简化为水（H2O）与硫酸（H2SO4），会很快导致致命的结果。然而，还存在其他各种现象，我们可以用某种无害的办法，来对它们进行过度的简化。14对这种错误的惩罚，不会大张旗鼓地进行，也不会立即出现。在很多情况下，犯这种错误的人，确实甚至不知道他们因此而正在受到惩罚；因为惩罚不是采取剥夺他们已拥有的物品的形式，而是剥夺他们将来拥有某种物品，而如果他们不犯错，就能拥有这种物品。例如，人们过去常常对各种事实进行过度的简化，把所有完全不理解的现象都归因于上帝。次要的原因会被忽略，而所有事物都被回溯到造物主。把多样性极大地简化还原为一致性，是最有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其后果不会被立即察觉。那些按照首要原因进行思考而犯错误的人，注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人。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正在失去什么东西。
把现象回溯到某个第一原因的做法，至少在欧洲已不再流行。我们试图把我们周遭的复杂多样性简化还原为同一性，但在欧洲人们已经不再这样认为。例如，当我们讨论社会或者个人时，我们不再根据上帝的意志来进行过度简化，相反，是根据诸如经济、性或者次要的复合体来简化它们。真正是过度的简化！但是，对于犯下这种错误的处罚，仍然是非即时的或外显的。这些惩罚包括我们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不能逃离我们乐居其中的社会或心理窠臼。我们只有以自然科学家为榜样，压制我们对理性的简化的渴求，承认事物和事件总是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多样性和具体性，我们才能有效地处理人类的问题。15只有放弃为我们的所有病症寻找某个单一原因的意图，承认存在很多原因并同时发生作用，承认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存在重复的作用与反作用，我们才能把烂铁时代变成黄金时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实现所欲目的的最好手段，存在大量十分不同的纷繁意见。我们应接受建议，考虑所有的意见。单独突出某一个意见，把其提高到正统的地位，就是犯了过度简化的错误。我将讨论我们必须使用的某些手段，讨论如果我们要实现先哲圣贤为人类所提出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同时使用那些手段。他们提出的目标，就是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在其中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独立的而非依附性的；同时，也只有非依附性的男人和女人，才能组织成这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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