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象我的读者
一本书的前言，应写给适合阅读它的读者。也就是说，“前言”是作者写给想象中的读者并收入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稿。这也是我日常写作的惯例，动笔之前，想象我的读者。
就这本书而言，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它的标题包含了它的主旨。在我动笔写这篇前言的这个早晨（2016年8月20日），我在北京大学燕北园宿舍校园网的Elsevier服务器（现在改名为ScienceDirect）检索关键词“behavioral”AND“social”AND“sciences”，得到与这三个关键词的合取式依照相关程度排序的230 934项结果当中，相关性最高的200项，没有见到这本书的主题。虽然，在《科学》2006年6月30日的一篇综述文章里出现了“行为社会科学”这一名称。十几年前，我写文章介绍过，在互联网时代，中外学者通常使用几十个学术服务器来检索学术成果，而在这些服务器当中，我的经验是，英文阅读最应首先检索的是Elsevier（北京大学每年订阅大约2400种理科、工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最新的和过去十几年内发表的全部文章）和JSTOR（至少涵盖600种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以往发表的全部文章，但通常不提供最新文章）。
在我想象里，这本书的主旨是在行为学视角下概述社会科学。我还想象，这本书的读者群依照出生年份从左至右分布，这条分布曲线的峰值是1985年至1995年。这就意味着，这本书的大部分读者应当是“85后”，或更年轻，应当是“95后”。这里需要描述我想象的这一代群的知识结构：他们7岁上学，12年之后考入大学，4年本科毕业之后，或者工作或者读研（硕士及博士毕业），目前的岁数当然不会超过31岁，或者不超过21岁（如果是“95后”）。当然，我的这一想象，基于我在大学里积累的足够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因天性与年轻人和儿童平等交往的生活经历而积累的观察。
这本书的读者年龄的分布曲线，或许很遗憾地，不能服从正态分布。我想象，它在峰值的右侧幅度迅速下降，而在峰值的左侧可能存在“长尾”或“多峰”。对于出版社而言，我想象，这本书在第一年有最多的读者，随后的20年里，它的读者人数迅速减少，如果不出意外，30年之后就没有读者了。但是意外之事很关键，包括思想界的时尚转移。例如，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却不难想象，30年之后，只是因为时尚，这本书突然畅销。
如果不出意外，那么，我推测这本书的销量，在30年之内总共不过2万册，其中大约1/3以上是在第一年销售的。这里，我希望读者跟着我想象，随时光推移，“85后”代群或“95后”代群逐渐衰老，也就是说，上述分布曲线的峰值逐渐左移，并且幅度缩小，直至20年之后，如无意外，逐渐消失。
（二）以“自然”为开端
这本书的前言还应引出这本书的开端或“出发点”。十多年前，我为《读书》写过一篇纪念《读书》创刊（应是“复刊”）20周年的文章，“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这一标题也可写为“知识之为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集，随人生感悟而演化”，或可借用“转识成智”四字，才更完整。知识为生活服务，当然要转化为智慧。融入智慧的知识，不需论证，是圆融的。
一套圆融的知识体系，从何开始讲述呢？对于大学里的教师，这是每一学期的任何一门课程开始都应予以解释的。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意识到，圆融的知识体系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讲解。这就有些像讲解数学体系，教师想象中的许多等价命题的集合，可以随意从某一集合开始，提出假说和公理，然后推演其余的命题（及等价命题）。当然，在想象中的这些命题集合，有一些是更基本的，于是不能从不很基本的命题集合推演得到。上述的任一开端，特别指称这些在想象中是更基本的命题集合及其等价命题集合。更富原创精神的学者，通常从与上述类似的想象开始建构他们的体系。或许在随后的推演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存在一些更基本的命题集合，于是可以扩展自己的体系，当然也可能如维特根斯坦那样，颠覆或重写自己的体系。
今天早晨我想象中的一个不错的开端，是“自然”这一观念。我应预先申辩，今天早晨我对这本书的想象绝不是第一个想象，或许，它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五个想象。两个月之前，我已告诉出版社我可能写这样一本书。根据我对自己心智活动的观察，通常，在经历了四个想象之后的那些想象，大致可以说是成熟的。“自然”，本义有静止的和动态的两种，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我的见解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自然是过程，可名之为“演化”；以静态的眼光看待，自然是演化在任一时刻的状态——有稳定态，有过渡态，或有相对稳态。稳定的状态包括“定态”和“循环”，类似于微分方程定性理论描述的相平面里的轨迹，可以收敛于一点（定态），也可以收敛于极限环（循环）。不稳定的状态可以是无界的——没有可想象的边界，也可以是有界的——想象中的非周期循环。
中西相通，在人类思想活动的文明史记载中，最初的思想特别倾向于“自然”，而且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想象中的“自然”都是循环的稳态。思想活动或许早于9000年前，称为“史前史”，而且也可能有“记录”——虽然诸如3万年前洞穴壁画这样的记录未必是现代智人祖先的。现代智人有记录的思想活动很可能不早于9000年前，农耕发端，有“文明史”，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是农业时代的。那时的人，靠天吃饭，不难想象“天行有常”这样的自然原理。人口密度达到某一阈值之后，可能发生“社会治理”的需求，仍是效法自然。中国不仅老子这样思想，诸子百家也这样思想。例如，检索《四部丛刊》“子部”，《孔子家语》第一卷记载，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又《孔子家语》第七卷记载，孔子曰：“万物无可称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体也”；又《四部丛刊》“子部”，《管子》第一卷正文曰（我加了标点符号）：“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究其理由……读者可以无限究其理由以达到可思议的（而不是不可思议的）更基本的问题，究其理由，人类与其他动物类似，由适应环境而有了思想，故最初的思想自然而然与环境有关。
近代之前，如上述，直到大约1万年前，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农耕时代的。1万年前直到大约600万年前，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根块采集与狩猎时代的。在更早的时代，人类先祖是灵长类，可能是猴类（2000万年前），甚或，我推测是一种环尾猴。与其他类型的猴子相比，环尾猴在“环顾四周”这项活动上配置了更多的日常时间。根据2013年以前发表的研究报告，与觅食活动和其他需要专业化个体智能脑区支持的活动相比，脑内的社会交往脑区在闲暇时间（包括在梦中）得到更多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西相通，或迟或早都已生活在“工业时代”，于是人类的“自然”究竟是怎样的，成为对现代思想构成严重挑战的原初问题之一。
达尔文的“演化学说”，是一种关于自然的想象，或许是关于自然的许多想象当中最富于成果的。更早的时代里，“自然法”是西方思想传统里关于自然的想象当中影响最深远的——由中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继承，然后影响“苏格兰启蒙学派”，包括休谟和斯密，又有迹象表明，斯密“看不见的手”学说影响（至少通过马尔萨斯影响）达尔文提出演化学说。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里从不缺乏与自然法相应的想象。从老子到荀子，诸子百家都喜欢谈论“道法自然”，只是主旨和思路千差万别。康德在转入批判哲学之前，以及在写作“三大批判”的时期之中，从目前已知的思想史资料可知，最常思考的是相互纠缠的两大议题：其一是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议题，其二是关于自然的先验哲学议题。难怪康德“第二批判”结语有这样的感慨：举头望见星空，低头内省道德，这两件事物恒久地激发我们的敬仰之情。受康德影响，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名篇“社会为什么是可能的”，开篇探讨的是康德方法论以及康德式的问题“自然为什么是可能的”。
概而论之，关于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开篇方式，就是同时考察自然与社会。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可抽象为“伦理”）似乎自然而然要以自然秩序为参照。虽然，哈耶克提醒过，在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存在某种既非完全自然亦非完全人为的涌现秩序。自然演化与社会演化，以及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能力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的这两种秩序的互动演化，隐含着无数可能的“涌现秩序”。依照我的理解，如果能有“行为社会科学”，那么，沿着哈耶克的思路，它以研究涌现秩序为己任，并且在演化视角下，它可以被称为“演化社会科学”。
行为科学或行为学，在百年之内经历了两度兴衰。在两度兴衰之间承前启后的诺贝尔奖行为科学家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早就嘲讽过，没有哪一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是不研究人类行为的。不过，观察行为学的研究领域不难看到，行为科学似乎倾向于将人类行为嵌入于更广泛的动植物生命行为的集合之内加以研究。就这样一种方法论倾向而言，行为科学与上述社会科学自然而然或“发生学”（也可称为“演化论的视角”）的开篇之间，形成关于涌现秩序的互补理解。
关于“互补理解”，可能需要更多解释。如怀特海所言，“理解”，在法文里的涵义就是宽恕。也就是说，那些被我们理解了的事物或事务，不再引发我们情感的困惑。在演化视角下，当我们说理解的时候，就是使被理解的事物或事务融入我们的情感或习惯，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互补理解”，就是当我们通过许多不同路径都可获得理解时，某一路径与另一路径相互激发，相互注释，相互支援，从而使我们的理解更加接近圆融无碍。
可是，从“自然”开篇，谈何容易！古往今来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探讨过“自然”问题，或许可以认为，恰因他们以探讨自然问题为开篇，才更完整地引出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此刻我想到的第一例，是黑格尔“逻辑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54年贺麟的中译本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版“导言”第17节“关于哲学的开端”），以及他的《逻辑学》（也称为“黑格尔大逻辑”）开篇即第一部“客观逻辑”第一编的标题，不过，这一标题的翻译也颇有争议，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The Doctrine of Being”（我直译为“关于存有的教义”），商务印书馆1966年黑格尔《逻辑学》中译第一版杨一之先生的翻译是“有论”，梁志学先生译为“存在论”。虽然，黑格尔这一开篇方式的问题意识还是清楚的，陈嘉映的翻译是“为什么是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黑格尔的思路可说是继承了古希腊思想传统的“发生学”思路（晚近的论证来自麦卡锡选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麦卡锡写的“导言”），例如，《逻辑学》第一部第一编第一部分“规定性（质）”的第一章“有”的叙述顺序：有—无—发生（杨一之译本是“有—无—变”）。
我们想要从考察自然开始想象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些涌现秩序，但是，西方思想却遇到了这一开篇问题，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如果我也探讨这一问题，那么我就不能写这本书，而要写一本哲学书，至少也要写一本社会哲学的书，例如李猛2015年发表的著作《自然社会》。有鉴于此，我不在这里探讨这一问题，虽然，我始终关注并思考这一问题。
（三）何为“行为社会科学”
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有足够的耐性，可以读到现在这一段重要文字。我加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1997年，那时，我和老友周其仁分别讲授“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几年之后，大约2001年，我和其仁接受浙江大学邀请，同时在北大和浙大讲授我们的课程。在杭州授课时，我决定拓展自己的课程，改名为“制度分析基础”。随后，大约2003年，我在浙大创建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创办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每年的制度经济学课程改为两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那时我已意识到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沿着我开设的这两门课程的思路继续演化。
10年之后，与诺贝尔奖委员会2000年以来对这一学科的持续褒奖不无关系，行为经济学在西方的主流院校成为显学甚至最热的学科。虽然，我在2011年发表的《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批评过，这门学科简直毫无章法，迅速扩展但有强烈的支离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这是我写那部讲义的初衷。几年之后，2015年，我又写了一本精简的讲义，即《行为经济学要义》。但是我仍建议年轻读者不断返回我那部“讲义”而不是只读这本“要义”，因为前者讲述的知识范围要广泛许多。最近十几年发表的各类研究报告表明，在诸如脑成像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这类技术普及之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在中国的大学里大致可狭义地划分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正在被“行为学化”，由于行为科学的现代形态是脑科学和遗传学，我也可以说，社会科学正在被“脑科学化”。
读者如果能够接近诸如ScienceDirect这样的学术服务器，就可很容易地检索“行为社会学”或“神经社会学”（关键词是neurosociology）、“行为政治学”或“政治神经科学”（关键词是political neuroscience）、“行为经济学”或“神经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或neuroeconomics）和“行为法学”或“法与神经科学”（关键词是law and behavioral biology、behavioral jurisprudence、neurolaw）的文献。最近十几年，这些文献的数量有令人惊讶的增加速度。我检索“behavioral social sciences”的时候，北京大学西文期刊数据库提供了这三个关键词在文献里使用的趋势图，以10年为时间单位，1971年至2016年，频率的柱形高度增长了几十倍，增长最快的是最近20年，大约比1990年代增长了4倍。
另一方面，这是我不得不写目前这本书的主要理由，就是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各领域通过行为学化而发生的整合趋势毫无感觉或无动于衷。例如，2015年出版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与这本巨著2001年初版（参阅Table of Content of Elsevie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 ScienceDirect）有结构类似的章目。在西方视野里的社会科学领域，广义的，除了上列四科，还包括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的综合学科。我由衷希望在北京大学研读过我这本书的学生们，在他们赴美读博期间，如我以往10年的学生们那样，来信告诉我说美国的大学里正流行我讲授多年的主题。通常，恰如我的老友叶航说过的那样，我对于学术和思想的演化方向有大约10年的预见能力。
但是我还希望提醒我的年轻读者，不可对上述思路过于痴迷以致丧失了批判性思考。毕竟，社会科学的行为学趋势，是西方思想传统之内被称为“科学主义”潮流的一部分。这里，我的另一重要提示是，“行为学转向”绝不是转向“行为主义”。在西方思想传统之内始终有对于科学主义潮流的反抗与批判，可称为“人文主义”潮流。大约20年前，我为一份德国期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社会科学的实质”，副标题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困境”。现在，社会科学仍处于这一困境之内。虽然，以往20年出现了越来越丰富和强大的“第三种文化”叙事，由近百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引领潮流，面向公众，鼓吹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种叙事文化。在这里，我强烈建议这本书的读者持续关注由“湛庐文化”策划出版的至少几十种由第三种文化叙事的领袖们撰写的科普著作。我与湛庐文化仅仅保持着朋友关系（没有任何商业联系），我甚至只在最近7年才注意到从而密切关注这家出版公司。有时候，我以这样的简单到扭曲的方式向朋友们介绍：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并且，行为经济学+出版策划=湛庐文化。
如果说，我的“科学主义”关注主要反映在《行为经济学讲义》的叙事中，那么，我的“人文主义”关注，更主要地反映在2013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和2015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的叙事中。也因此，我建议读者阅读这些讲义，为了保持批判性思考的自觉。
这篇前言需要的结语是，行为社会科学或行为学视角下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态度就是，对任何一类现象的研究，首先探究它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首先探究这类现象是怎样发生的，简直就是黑格尔逻辑学开篇的思路：有—无—发生。之所以是有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因为，如果什么也没有，这本书就无从说起。以作者的身份，我要求有可说的而不是没有可说的。但是，行为学视角下，人类的任何行为或社会的任何现象，首先是生命演化，自然发生的过程。
开篇必须“有”可说的，随后要询问何以“有”，也就是从无中怎样生出有，即发生学思考。这样的思路，在古希腊是思维常态。那时候的物理学，词根的意思就是发生学的，即某物是怎样演化的。后来的物理学，尤其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静态思维方式的塑造之后，成为静态的，不再有发生学的思考。直到19世纪初期，西方思想传统才被黑格尔再度带回到古希腊的思路。中国从古至今尚未间断过历史的思维方式。在文明之初，中国人与希腊人有类似的自然思路（自然主义）。经过2000年社会演化之后，西方人重拾丢失了的古希腊思路，而中国人保持着与古希腊人类似的“自然”思路（自然主义）。虽然，百年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类似，都因为技术进步而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真正的自然状态。
借助基因科学与脑科学技术，行为学对社会科学的新的综合，这一次，其实是20世纪中期生物学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新的综合”的余绪。哈佛大学生物学领袖威尔逊（Edward O．Wilson，1929— ），1975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相当于行为社会科学的第一次宣言。基于这本书初版的2000年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毛盛贤等中译本，可视为我这本书的远为冗长的学术前言。于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非毫无学术传统可依。我将要引述的许多研究报告，究其缘起，近的，可归入社会生物学传统，远的，可归入达尔文或他以前就有的演化思想传统。
狭义而言，行为社会科学导论=狭义的社会科学+广义的心理学。狭义社会科学不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广义心理学包括认知科学、脑科学、文化心理学与演化心理学等学科。这本导论性著作的叙事，可能围绕几个核心观念展开。首先，人类社会的历史，恰如黑格尔所说，是由“理念”与“激情”这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上海书店2006年版王造时1936年中译本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只不过，行为社会科学不仅如社会科学那样研究人类社会，而且研究自然演化之整体视角下的人类社会。例如，行为社会科学可以探讨黑格尔的上述命题在何种意义之下可扩展为关于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般命题。其次，基于19世纪末叶以来社会思想家们的阐释，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并且，与唯物主义世界观截然不同，恰如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赞成韦伯的文化比喻时所说，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上的动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王海龙等中译本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在被定义为“文化”的意义之网里才存在。文化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人的活动以意义为指归。或者，如我以往所说，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解框架有三个主要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这一理解框架之内，我们考察行为及其意义。
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只有两个维度或一个维度，很可能因简化而丢失生活世界的重要问题。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多于三个维度，则因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很容易想象，对同一生活世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三维理解框架。我的经验是，只要任何两个维度之间充分“正交”，那么，这些三维理解框架很可能是相互等价的。例如，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凸显出“经济—政治—价值诉求”这样三个维度，大致对应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样三个维度。可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 ）在《权力的社会来源》第一卷刻画的理解框架凸显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这样四个维度，其中，我认为，“军事”这一维度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维度之间缺乏充分的正交，因此它可以表达为另外三个维度的复合。又例如，对应于中文的“技术”这一语词，有两个英文单词，其一是technique（诸如根块采集这样单纯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其二是technology（诸如狩猎这样涉及合作关系的人对自然关系）。当一项技术涉及人与人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可将这项技术想象为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方面人类活动的复合。相比而言，一个人的祈祷就是单纯的精神生活，虽然，祈祷的内容可以涉及社会生活与物质生活。
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题大多分布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这一平面内，虽然，可以涉及精神生活。相比而言，社会学和法学的主题更经常分布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一平面内，虽然，可以涉及物质生活。此外，诸如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的主题，不难想象，广泛分布于由上述三个维度生成的空间里，很难局限于任何两个维度生成的平面之内。
我尚未完成且现在需要完成的论述，是将这本书已论述的内容——社会自我、社会过程、社会行为、行为社会科学，与我设想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结合起来，才可形成这本书的“结局”。况且，行为社会科学若不能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展开自己的叙事，它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领域。不能形成统一领域的社会科学带给我的支离感，与我历来思想的努力方向和我历来倡导的（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考均不能相容。许多人读书只是求知，并不求知识的通与真。按照金岳霖的解释，知识的通，是要求在全部知识之间寻得某种逻辑自洽性于是知识有整体性也有力量。金岳霖解释的知识的真，我已详细转述过，此处不赘。但此处我应说明，如果我在这本书里讨论的知识，果然不能兼有通与真，那么，我是否认同金岳霖的态度，宁愿求其真？或者我更愿意求其通？说实话，我没有想清楚我的态度。因为，我陷入的困境似乎与金岳霖写《知识论》时的情境不同。抗战时期，知识人的真实感特别重要，当时中国文化已如陈寅恪所言“命悬一线”，金岳霖宁愿求其真，是有深厚情感的。我的困境在于，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试图概括。现在，我借着写行为社会科学导论的理由，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纳入我设想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有情感的共鸣。换句话说，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我而言有“真正感”。另一方面，我试图沟通社会科学以往割裂的诸领域，这是求其“通”的努力。倘若这条路走不通，则我在结局的这一章里就只要讨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而不再试图兼得通与真。这是我的真实念想，写在这一章的开篇。提醒我自己，同时提醒读者，哪怕见不到“通”而失望，也要谅解我求“真正感”的努力。
现在我再写一次我在这本书里复述了多次的行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任一社会，它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由人类智性活动的成就与多样性刻画，取决于它的“社会过程”选择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应着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基于我为这一命题提供的五项注释——它们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学术合法性基础，我愿意称这一命题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或者说，我认为这一命题是“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至少，这是我讲解的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
齐美尔约百年前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Georg Simmel，1910，“How Is Society Possible” ）。我在过去的15年里，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现在，我倾向于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开端”。当我开始认识社会时，我反思我对“社会”的认知过程，于是明白社会对于我而言是如何成为社会的。康德对“自然何以可能”这一通俗问题的回答，同样被通俗地概括为“理性为自然立法”（意思是人的心智可为离散无关的万物建立联系于是万物在心智中呈现为有序的“自然”）。以“关于社会的认识论”名义及方法，齐美尔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颇有同义反复之嫌地可以概括为“人的可社会性使社会成为可能”（Georg Simmel & Everett Hughes，1949，“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可社会性的社会学”] ）。此处“可社会性”（sociability），意思是层层剥离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利益关系最终剩下的是“想要在一起”的感觉，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而且这一感觉是游戏的、艺术的、符号化的，因为远离任何现实世界的利益关系，这一感觉最终不是在世的而是出世的。请读者注意，齐美尔活跃于柏林知识界的时段大约从1885年至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从这篇文章可知，他的“可社会性”学说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那时，弗洛伊德与荣格尚未决裂。而荣格公开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是在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之后，大约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堪与齐美尔学说竞争的另一学说，来自米德。大约1895年至1915年，米德以助教身份随杜威至芝加哥大学任教。那时，米德的“社会自我”学说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但很少可能传播至德国。传记资料表明，齐美尔在柏林讲台上演说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思路（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齐美尔社会学》]，English translated by Wollf，The Free Press，1950）的翻译者 K. H. Wolff 在“导言”开篇就说，初次阅读齐美尔作品的人常回想自己阅读的印象，并困惑于这是来自一颗超常心智或是这颗心智从什么过程中发展而来。他的学生们也有这种感受，似乎他在他们心里思考。也可以说，齐美尔的思想充满着真正感。或许因此，齐美尔虽然长期不能获得教授讲席，但他的课堂却成为当时柏林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普通人，怎样的问题可以有“真正感”，这是我阅读齐美尔时想到的问题。任何外在的资源配置准则，我说过，对偏离外在准则峰值的个人而言不公平。由于缺乏观测手段，社会不可能仅根据内在品质来配置资源。遵循演化的思路，集合GS是生存至今的基因型的集合。回顾前述基因型和表现型的演化结果，由GS里的基因型构成的全体表型的集合GSP的子集K构成人类的一个社会GSPK。对社会GSPK而言，可用的观测手段的集合GSPKT，是从这一特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积累而成的。GSPK里任一表型p，在观测手段GSPKT之下的可观测性状的集合是，为了清晰表达，我用的符号越来越长，GSPKTA(p)，p取遍K，可观测性状集合的交集，不妨表示为GSPKTA，注意，交集的意思是，性状集合GSPKTA（以下只用字母A来代表）是K的每一成员都有的可观测性状。当然，A可能是空集，那就意味着GSPK不能有外在的资源配置准则，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社会分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分化为更多更小的人群，使集合A不再是空集。
?? 我应列举A的一些元素。休谟讨论过人类幸福的三类来源，其一是身体特征——例如美貌与强壮，其二是内心品质——例如谦恭与智慧，其三是外在于身体和心性的财产。只有第三类来源可以转让，故休谟指出，人类社会的幸福水平依赖于财产的稳定性，社会繁荣则依赖于财产转让的两项稳定性条件——自愿和信守承诺。米德的老师詹姆士认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演化为“我的”，即当我们试图解释“我是谁”的时候，通常列举“我有什么”。也就是说，财产关系界定了自我。性状集合A之内，Rushton最看重的元素是“智商”（读者应检索并阅读相当冗长的维基百科词条“intelligence quotient”），深受小密尔关于“智力”可由“结合主义原理”（associationism）来测定的见解的启发，1903年，法国领袖级的心理学家毕奈（Alfred Binet，1857—1911）受法国教育部委托，研究并于1905年发表了智力标准量表（“毕奈—西蒙”智力量表），自此，这一性状便成为可观测的，至少在法国。与此同时，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系统探讨各种量表与智力的统计相关性，在1904年《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广义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的报告“客观评定与测度的一般智力”。后来的学者用“三层模型”来表达广义智力，顶层是广义智力因子g，底层有许多智力因素，中层有若干集结因素。如果一名自闭症儿童有数学天赋，那么，他在广义智力测验中得到数学方面极高的分数，但在社会交往方面得到极低的分数，则他的广义智力测验分数可能只是平均水平。此处，我推荐爱丁堡大学以研究“认知差异”著名的迪亚力教授（Ian Deary）2012年发表的综述文章：“125 Years of Intelligence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美国心理学杂志》125年来关于智力研究的文献综述”） 。根据迪亚力的综述，斯皮尔曼1904年的那篇文章，是《美国心理学杂志》125年来发表的全部文章当中索引率最高的，被引用了一千次。另外，老埃森克在几十年里塑造的“伦敦心理学派”广义智力学说，我推荐一篇标题颇有意思但毕竟还是支持性的文章，是2016年12月发表的：Linda Gottfredson，“Hans Eysenck’s Theory of Intelligence, and What it Reveals about Him”（“汉斯?埃森克的智力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揭示了关于他本人的什么”） 。老埃森克（Han Eysenck，1916—1997），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有详细介绍，他是心理学界的传奇人物。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Han Eysenck”。这篇文章的作者报告，老埃森克毕生发表的第一篇（1939年）和最后一篇文章（1998年），都是关于广义智力的。他超前于时代太远，故只在脑科学时代，才有了大量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广义智力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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