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片山和之
星屋秀幸先生撰写的、记录他与中国四十余年友好交流的新书《中国情缘：我的人生之旅》得以在权威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作为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我在此献上真挚的祝贺。
星屋幸秀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被派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那时的中国大环境和现在迥然相异。之后，又相继在三井物产东京本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任职，长年活跃至今。2015年8月我至上海赴任时，星屋先生恰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总经理，给初次来到上海生活的我提供了很多工作和个人生活上的宝贵建议，是我的大前辈。由于他长年以来对上海作出的杰出贡献，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白玉兰奖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本人来中国的时间比星屋先生晚，但我于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同样留学于北京语言学院。之后的三十余年来，通过与中国和中国朋友的接触，我时常思考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并没有变化的应称之为本质的东西。作为大前辈的星屋先生，此次将与中国长达四十年的交往历史付梓成册，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是思考今后日中关系的难能可贵的指南针。
日中关系今年（2017年）已迎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过去的四十五年间，根据每个时代的特征，两国关系历经了被称之为“和平友好”、“政冷经热”、“战略互惠关系”的不同阶段。其间，世界形势巨变，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日中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东亚两国——日本和中国互为邻国这一现实不会改变。
基于这样的现实认识，面向将来，应如何建设双方政府和国民共同发展繁荣的日中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永恒课题。相信星屋先生的足迹将给我们追求这个课题带来宝贵的教益和启发。
在我任职上海总领事期间，有幸目睹这样一部优秀著作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从事日中关系的我们来说，感到非常高兴。由衷期待星屋先生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为日中关系增添更大贡献。
序言二感言与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刘德有
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我的老朋友星屋秀幸先生撰写的新书即将付梓问世，嘱我写篇序。写序，实在是不敢当，就写几句感言和祝贺的话吧。
星屋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从事中日贸易和两国的经济交流，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至今。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经济界人士。但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经济界人士，他还是一位对日本和中国的人文、历史等情有独钟、颇有造诣的文化人。
我本人对他这一点，很欣赏。偶有相聚，我们所谈、所议，往往都是中日两国的文化。我们一起谈诗，谈画，谈两国的文学、艺术，谈文人墨客的趣闻轶事。记得有一次谈到中国大文豪郭沫若，我向他介绍1955年冬我做译员随郭沫若访日，郭老专程到北镰仓的东庆寺为他从未谋面的一位恩人——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扫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在日本亡命的郭老只身回国，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留在日本的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在经济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在一家人走投无路时，岩波茂雄从东京专程赶到千叶县须和田郭老的住处，看望了郭老的孩子们，表示由他来负担孩子们上学和家庭的费用。这在当时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更何况要蒙受“通敌”、“卖国”的罪名呢！然而，岩波茂雄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郭老在东庆寺应索挥毫，写了下面一首诗：
生前未遂识荆愿，
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
望将冥福裕后昆。
郭老在第二句里用了一个典故——“挂剑”：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路遇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但不便说出口。季札虽然看出他的心思，但因身负使命，不便奉送。后来，季札回国时又路过那里，但徐君此时已经故去。于是，季札把那宝剑解下，挂在徐君墓的树上，借以了却了赠剑的心愿。郭老借用这个典故，表明他对岩波茂雄先生的感激之情。同时表明，遗憾的是这次访日时岩波茂雄已不在人间了。
星屋先生听了这个动人的故事，亲自前往江苏丹阳市的季子墓，并拍照留念。由此可见星屋先生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
现在，星屋先生出任上海森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总经理。说到森大厦，我想起了一件事。2010年9月，我和老伴去东京出席在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一个展览会。时任森大厦高级顾问的星屋先生热情斡旋，使我有幸接受邀请出席了森稔会长在六本木新城的森大厦举办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亲耳听到森稔会长讲述他关于给建筑业带来革命的理念和已经在中国建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情况。临别时，森稔会长要我写一点什么。回国后，我写了一首汉俳，委托星屋先生送给了森稔会长。我在诗中赞扬了森稔会长全新的建筑理念，赞美浦东这座标志性的高楼，并表明森先生是一位有远见的日本实业家，他对中国友好，对中国人民友好，他始终看好中国金融和上海经济的发展前途。今天，星屋先生正是继承了森稔会长的理念，在经营着上海的森大厦，并同中国职工们一道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
我不能忘记在四川大地震时，森大厦（上海）公司向从废墟中恢复起来的都江堰奎光小学慷慨地捐赠了一座图书馆，而且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森大厦始终关心这座小学的发展，及时解决他们在办学中遇到的困难，每年还邀请8位优秀学生到上海来学习、参观、交流。最近星屋总经理亲自前往学校，与师生会面，并鼓励他们。每批同学来到上海，不仅能开阔视野，而且学习了许多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两国人民心灵间的沟通，又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今天，这些民间交流，实在是难能可贵。用当今流行的话来说，应当“点赞”！应当向森大厦（上海）公司和星屋秀幸总经理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森公司的义举和远见。最使我感动的是星屋总经理说的那句话：五年、十年、十五年后，奎光小学曾应邀访问过上海的学生中的某一位同学被录取来到森大厦（上海）公司工作。到那时，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星屋先生会感到慰藉并由衷地感到高兴。愿中日之间的这种“草根”层面的、真诚的友好交流能够不断地持续下去。
星屋先生在事业上取得那么多骄人的成就，其功劳有照子夫人的一半（或者更多一些）。中国人说“贤内助”，日本人说“内助之功”。
我知道，星屋先生有个很温馨、和睦、幸福的家庭。我曾有机会看到星屋先生和照子夫人的新婚照。照片上的星屋先生是那样的年轻、帅、酷！当然，现在也酷。夫人是那样的美丽、聪慧。原来星屋先生和照子夫人是“职场恋爱”！照子夫人，我不很熟，曾在日本见过一两次。我听说，照子夫人相夫教子有方，是一位贤惠的夫人，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日本妇女的美德。星屋先生夫妇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多理想啊！两个孩子都曾在上海生活、学习过，与中国有不解之缘。女儿如今已成家，男孩目前还是单身，希望他继续努力，加油！
星屋先生在书中写了他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跟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我确信，本书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必定会大有裨益。
灯下命笔，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话，就以此来塞责吧。
2016年夏于北京林萃公寓
序言三
◎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
星屋秀幸先生是我相交时间最久的日本友人，而彼此的友情至今已经持续了三十七年，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惊讶。其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彼此的真诚和互相的尊重吧。
说起来，是1979年秋天的事了，那年我刚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攻读日本语言文学。我不记得我们是如何认识的了，也许是在餐厅，也许是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总之是认识了。一位个子不高、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善于言谈的男子。从不太顺畅的谈话（那时我的日语才刚刚起步，星屋也才来北京不久）中得知，他是三井物产公司派到中国来研修语言的，为期一年，他想结识中国人，以此来增加语言训练的机会，并增加对中国的了解，而我也有几乎相同的动机，于是就做了互帮互学的朋友。
我住在七号楼，三个人一个房间，星屋住在九号楼，一个人一个房间，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常客。推门进入他的房间，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风景，墙上贴满了白纸片，上面写着诸如“百闻不如一见”“天蒙蒙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类的中文词语。原来这些都是星屋在课堂上或书本里学到的词语，为了时常记诵以便印入脑海，他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后来我也模仿他，将各种日语词语贴在床边窗沿，还真的很有效。由此我知晓了，星屋不仅是一个刻苦用功的人，还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
交往时间久了，彼此的了解也慢慢加深了。我从他的谈话中获知，他出生于多山的岐阜县（那时我对岐阜完全没有概念），少时家境贫寒，午饭也往往难以果腹，有时会偷偷地吃别人的剩饭。但他是一个胸怀鸿鹄之志的人，后来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曾是帝国大学的名古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三井物产公司。其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我对外部世界的知识，还相当肤浅甚至接近于白纸，当时还从未听闻三井物产的名字，不知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于是星屋拿来了日本的报纸，指给我看各家上市企业的股市价格，并告诉我三井物产是一家上市企业。可当时我连上市企业、股市这样的词语也第一次听说，星屋望着我一脸懵懂的神情，也实在有些无奈，但三井物产是一家全球性的宏大企业，这一点我记住了。
相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穷学生，星屋他们这些企业派来的留学生，生活还是蛮阔气的，留学生都是在专门的餐厅吃饭，所供应的食物，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似乎也不见得有多么的高大上，但都配备了洁净的白色磁盘和铮亮的不锈钢刀叉，光这些就令我们羡慕不已了。有时公司派来的人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商务活动，齐刷刷地换了深色的西服和黑色的皮鞋，系着领带，看上去煞是神气，令我们这些穿着皱巴巴中山装的土学生内心又涌上了一阵阵的羡慕嫉妒（没有恨）。星屋还告诉我，这段时期他常常坐出租车去友谊宾馆内的游泳池游泳（游泳票价我记得好像是一元），我心想学校里不是也有不错的游泳池吗，何必舍近求远呢？原来那里是温水泳池，一年四季都可以畅游。我心想，哇，公司派来的日本人真是土豪啊（当然那时还没有时兴“土豪”这个词，反正就是那感觉吧）！
我之所以在应该是正儿八经的序文中记述这些细碎的琐事，第一是想说明，我们的友情是起始于很遥远的年代，第二是想说，那个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时代距离也是相当的遥远。
星屋先生一直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有一次去杭州旅行，在西子湖畔发现了他的故乡岐阜县的市长访问杭州时在那里树立的一块石碑，上书“日中不再战”，很有感慨，于是用中文写了一篇感想文投给《人民日报》，被刊登了出来，他十分欣悦，立即告知我此事，我也感到十分高兴。2014年秋天，我去岐阜县瑞浪市做学术调查，在郊外蓊郁的山岗上见到一处纪念设施，用来悼念被强行带到此地建造航空器制造厂的39名中国劳工死难者，在镌刻着死难者姓名的石碑旁，高高矗立着一块硕伟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同样的五个大字：“日中不再战”，并且悬挂着高高的铜钟，以警示后人。据说当地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这样的纪念活动。我想，对于过去的这场战争，大部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怀着相同或相似的警醒。
一年后，星屋回国了，不久他被派到天津事务所，又不久他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是他与美丽的妻子的结婚照，他们后来也一起到语言学院来过。后来他又被调到上海短暂工作过一个时期，曾热情邀请我与未婚妻一起去和平饭店吃过饭。此后就不常见面了，但每年总有贺年卡往返，彼此心里惦记着对方，从他寄来的贺年卡照片上，我获悉了他已生儿育女。后来我也到复旦大学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也许是几次迁居，不知怎么彼此的联系就断了。
大约是1995年吧，其时我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供职，一天偶然站在门口，看到几个人缓步走来，中间的一位就是星屋，目光相对之后，双方都发出了欢呼声，旧友重逢，欣喜之情不言而喻。原来星屋已经就任三井物产上海公司的总经理，地点在昔日法租界的瑞金大厦内，之后我曾去造访过几次。他与家人居住虹梅别墅内，我曾去其府上做过一次客，那时的虹梅别墅周边还有点荒僻。在豪华的住宅内见到了他贤淑的夫人和一双可爱的儿女，彼此的谈话十分愉快。后来公司迁到了浦东的森茂大厦（现恒生大厦）的四十五楼，星屋又热情地邀请我到那里看看，凭窗眺望，浦江两岸宏阔的景色尽收眼底，四十六楼的日本料理滋味也很好。由于星屋在中国出色的业绩以及对改革开放征程中的上海的杰出贡献，1999年他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白玉兰奖章，又被宁波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为了表示感谢，他决定赠送一套图书给我供职的日本研究中心，他询问我要什么书，我冒昧地提出了《永井荷风全集》。不料此书在新书店内早已售罄，星屋托了人到旧书店去四处寻觅，终于获得一套，如今成了我们中心图书室的珍宝之一，事实上，永井荷风在他十九岁的时候曾随派驻在上海的父亲来过上海，留下了不少记游的旧体诗，回日本后还专门学过一个时期的中文，这段佳话，知晓的人恐怕不是很多。星屋又主动把公司里归国的日本人留下的日文书籍集聚起来送给我们，在我们的图书室内辟建了一个三井文库，虽然没有什么价值很高的学术著作，但对日文系的学生而言，都是不错的读物。他的热心和热情，都让我们很感动，在赠书者的铭牌中，我们专门写上了星屋秀幸和三井物产的名字，以志感谢。在上海待了八年多之后，他终于要奉调回国了，临行之际，他又邀请了一些挚友（我的妻子也在受邀之列）一起餐叙，依依话别。
此后他在东京履新，每逢到上海出差之际，总要邀集一些旧友把盏畅叙，互述近况。又过了几年，他去了森大厦公司担任特别顾问，也常来上海，彼此一直有晤面。在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正在做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的研究，就特意从东京的世田谷美术馆为我弄来了《岸田吟香及家人的精神系谱》，当我收到这厚厚的一大册画图精美的资料集时，内心涌起了深刻而温暖的感动。两年前，获悉他荣任上海森大厦公司的总经理，其时他已年届六十五，如此年岁出任一家大公司的最高掌门人，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在上海的一波旧友闻讯十分欣喜，彼此又可经常相聚。他真的非常看重旧谊，一次专门请我去给他的员工做一次演讲，又一次岐阜县飞弹市长一行来上海访问，他隆重设宴欢迎来自家乡的亲人，邀我作陪，窗外是灯火璀璨的迷人的陆家嘴的夜景，那次不仅谈话十分愉快，飞弹当地的名酒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酒酣耳热之际，彼此的友情又加深了。
星屋秀幸先生这一辈子，渊源最深的外国一定是中国，情谊最切的城市一定是上海。他写了很多中国旧体诗，来吟咏他对中国的感情，也写了不少美文，来抒发他对中国的感受。我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民与人民的情感。星屋的一辈子，几乎就与中国交织在了一起，他对中国的理解，自然也超出了常人。他嘱我为他的新书写一篇序文，我不知如何提笔。我既非商界大佬，亦无一官半职，不会矫情地吟唱一些中日友好的赞歌，也没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豪言壮语，就絮絮叨叨地回忆了一些37年来我与他交往的断片，以记录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和一个杰出的日本人之间的真诚友情。
星屋秀幸，1950年7月4日生，日本岐阜县人。1979年到中国留学之后，常驻中国工作。其间历任上海三井物产社长、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年、2003年两度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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