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教授师为蒙古史大家亦邻真先生弟子，专长于蒙古文语文学研究，本书大量引用了当时的第一手蒙古文文献资料，其中很多文献材料以前未被学界重视，乃作者首次利用，对于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绪论 蒙古部族与文化研究述说
一
北方游牧民族的部族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我国汉语学界往往以“部落史”指代部族史，这其实是不严谨的，也是不正确的。根据《辞海》的解释，部落是“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组织。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或氏族组成。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和宗教习俗，以及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519页）部族则有两种含义，一，在中国汉文历史文献中指历史上的部落、氏族，最初指一个族体（如契丹、氐、羌），后指一个族体内的各部分；二，对俄、德等西方语言中一种社会学术语的译语，指原始社会以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同上）。据此看来，在学术术语中，“部落”是指原始社会组织，而“部族”是指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或其内部分支，在社会性质上与部落不同。因此，部族史包括部落史，但不能等同于部落史。在古代汉文典籍中，将非华夏族群及其分支集团习称某某“部落”，这是儒家文人在“华夷之辩”思想指导下视他们为未开化野蛮人的结果。这种认识和表述影响极深，直到当代，不少学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游牧民族的社会史是一部部落史，他们的文化是部落文化；而在很多作家和导演创作的历史小说、影视作品中，北方游牧民族几乎无不例外地被表现为极其野蛮、愚昧、残忍和无秩序的群体，不曾想他们何以轮番统治欧亚大陆至千万年，而且与中原农耕文明始终并存。其实，各游牧族群的部落史并不为华夏人所了解，只有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并和内地王朝发生各种关系后，中原士人才开始对他们略知一二。历史地看，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和文明对华夏文明影响不小，只可惜长期被忽略，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罢了。
蒙古部族史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部落阶段，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各氏族、部落活动时期；第二是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新部族增生阶段，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蒙古皇室从内地退回草原的一个半世纪；第三是各部重新整合、滋生大小游牧集团阶段，时间大致相当于北元初年到清代各类蒙古旗的建立为止。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各异，历史内容各具特色。元代以后，蒙古的社会组织从千户演变为爱玛、鄂托克，因此北元时期的部族和爱玛、鄂托克之间其实并没有质的区别。
蒙古部落史的源头不见诸记载，一般认为，唐代活动在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东西的室韦各部是蒙古各部的先人。《旧唐书》中第一次记载了“蒙兀室韦”，他们生活在望建河（额尔古纳河）流域。九世纪中叶，随着回鹘汗国的灭亡，蒙兀室韦始入蒙古高原。根据十四世纪波斯文史书《史集》记载，蒙古人最初住在额尔古涅昆（昆意为“悬崖”）的陡峭山岭中，后因人口繁衍，住的过于拥挤，于是走出山中，奔向平原。《元朝秘史》开篇就讲：蒙古的始祖为孛儿帖赤那（苍狼）和妻子豁埃马阑勒（白鹿），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之不峏罕合勒敦山。《史集》与《秘史》记载的两个传说反映了同一时期的同一事件。在外蒙古高原上，蒙古人很快繁衍，形成为被称作“尼鲁温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两大体系的大大小小的氏族和部落，如蒙古部的孛儿只斤、合塔斤、兀鲁兀、忙兀、泰赤兀、别速、雪你、捏古思、翁吉剌、兀良哈、燕只斤等等。此外，蒙古高原上还分布着原蒙古人各部，如札剌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外剌人、八儿忽人等，以及蒙古化的突厥人，如克烈人、乃蛮人等。这些形形色色的部落和氏族，有的处于原始状态，而有的已经处于文明阶段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民族”状态。
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完全改变了蒙古草原的社会性质。1206年，成吉思汗宣布建立大蒙古国，将全国百姓分为95个千户。原则上，千户是地缘组织，被打败的部落和氏族统统被瓜分到各个千户里，有些千户虽然仍拥有原部落或氏族的旧名，但名存实亡，其构成早已改变。蒙古血缘部落组织完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地缘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不再是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而是崭新的地缘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他们的统一体便是蒙古民族共同体。
接下来，蒙古部族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进行了长期的对外战争，西征中亚、西亚，进而扫荡钦察草原和东欧平原，南下灭西夏、金朝、大理国和南宋，征服吐蕃，形成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的“世界征服者”角色，对蒙古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输出大量蒙古人口，他们的后裔消融在当地民族中，有的形成为新的族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外族人口来到蒙古地方，并蒙古化，形成为新的蒙古部族。蒙元时期融入蒙古的著名的外来部族有钦察人、阿速人、康里人、唐兀人等，还有像契丹、女真以及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色目人”等，没有保留原先的名称而蒙古化的人群则数不胜数。蒙元帝国时期的蒙古本土就像一个民族大熔炉，把各色人种带入蒙古，融化出一个个新的蒙古部族。
1368年，元朝退出中原回到蒙古高原，史称北元。蒙古汗廷游牧化，蒙古各种政治势力、军事组织和游牧人集团兴衰迭起，有的发展壮大，有的分裂甚至消散，还有的相互重新组合。经过大致一个世纪的混乱和整合，在蒙古高原中部形成了六大游牧集团，被称作六大万户或六大兀鲁思，其下面也形成了很多爱玛或鄂托克，它们不一例外的都是地缘游牧社会集团。同时，在蒙古高原的东部，在元代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的领地上形成了若干万户，在瓦剌（卫拉特）也形成了若干个大的游牧集团。到了十七世纪上半叶，蒙古东邻女真人异军突起，建立爱新国（大金），很快形成为叫做满洲的民族共同体，征服蒙古各部，继而建立大清国，在蒙古建立扎萨克旗、内属旗和八旗等军政组织。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至十八世纪中叶，满洲人征服了东西蒙古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古内部部族的兴亡、更迭的历史极其复杂。北元时期新兴的游牧集团和以往帝国时期蒙古各部是什么关系？北元蒙古各部是怎么形成的？清朝时期蒙古各旗和北元各部关系又如何？已经消亡的部族去到哪里了？新的大小游牧集团又从何而来？这些都是蒙古部族史关注的重大而复杂的课题。
蒙古部族史研究一直是以往蒙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蒙古族源的探讨，可以说是该课题的一个重要环节。百余年来，帕拉斯、俾丘林、伯希和、内田吟风、白鸟库吉、马长寿、韩儒林、亦邻真等国内外东西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不同意见，至今莫衷一是。蒙古高原各部的族属问题，比如克烈人、乃蛮人等是蒙古化的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蒙古人，有很大的争论。北元时期蒙古各大万户和鄂托克的组成，他们的名称，他们的演变都是部族史的争论激烈的部分。东西方学者同样花费长时间大精力研究这些课题，其中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的《答言汗六万户的起源》《四卫拉特的起源》，和田清的《东洋史研究?蒙古篇》，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宝音德力根的《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对北元时期蒙古各部和万户的起源与流变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
二
本书部族史研究部分共分七章。前三章的内容涉及蒙元时期外来人口形成的三个蒙古部在北元和清代的演变，四至七章探讨北元时期南、北和西蒙古若干部的形成与构造，第八章研究北喀尔喀部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则面。
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南部有喀喇沁旗和宁城县，辽宁省有喀喇沁左旗（简称喀左），这些旗县在清代为喀喇沁旗左、右、中三旗，因此这里的蒙古人一直自称为“喀喇沁蒙古”。但是，他们不是喀喇沁。真正喀喇沁人的先祖不属于蒙古部落，连操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都不是，他们来自遥远的里海以北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草原，操突厥语。就在蒙元时期，他们被纳入蒙古的“民族大熔炉”，不仅成为一个新的蒙古部族，而且在元代政治史上曾经荣耀繁华。北元时期，喀喇沁人的活动仍有很大的历史影响。但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他们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给蒙古高原和蒙古民族只留下了他们传奇的历史和响亮的名字，自己则被引入到另一个更大的“民族大熔炉”里去了。
阿苏特部的历史和喀喇沁有些类似，而且阿苏特部曾经是喀喇沁万户的一个组成部分。阿苏特的远祖是古代高加索地区的阿兰人，今天北高加索地区的奥赛梯人是阿苏特部是近亲。2002年夏天，作者在撰写《从17世纪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系列论文时，在李保文整理并影印出版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中发现了内容似乎有某种关联的三份文书。这三份文书是典型的“孤文书”，关于它的作者、收信人、时代背景毫无交代，只凭相关知识积累发现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经笔者仔细研究，发现着3份文书的内容涉及阿苏特部的内部情形和最后去向，因此如获至宝，欣喜往外。2003年初，笔者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访问研究期间完成文稿，定名为《阿苏特部的结局》，2月23日从东京寄出稿子，准备在蒙古史论丛《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三集发表。但后来这份手稿经过一校后下落不明，论丛也在这个第三集上夭折了。再后来，在其他论文中发现本文主要见解，笔者这才恍然大悟，但还是选择了缄口。在此想说的只是，孤本文书就像一团迷，在其中发现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是很难的，而这恰恰是研究部族史时必备的训练。话归正传。阿苏特在北元时发展壮大，成为草原上一个重要的游牧集团，但十七世纪前期满蒙战争中，他们未能保全，最终分流到满洲八旗和蒙古其他部中。
本书第三章探讨的是中亚卫拉特蒙古的一支和硕特蒙古的起源与名称。该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原先是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后裔统治下的部族，统治家族姓孛儿只斤，游牧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他们的远亲是今日分布在内蒙古通辽市和其他盟、市境内的科尔沁蒙古。十六、十七世纪时，和硕特人十分强盛，牧地扩张到中亚腹地，其首领成为四部卫拉特联盟的盟主，冠以汗号。和硕特部的名称和古代蒙古部族形成的某些特别形式有关，也值得探讨。
第四、五章分别探讨了南部蒙古的东土默特和扎鲁特两部。两部形成的时间都比较晚。扎鲁特部先人在蒙元时期的历史比较模糊，其部名亦尚未得到准确解释。扎鲁特蒙古人现在生活在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市北境，但十六世纪却游牧在呼伦贝尔市和蒙古国接壤地区一带的哈拉哈河流域，属于蒙古喀尔喀万户右翼的一个鄂托克。东土默特是一个很“年轻的”部，形成于十六世纪末。他们由两部分人组成，处于统治地位的是蒙古六大万户之一的土默特万户的分支，而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土默特贵族亲家兀良哈家族统治下的百姓。他们从今天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逐渐向南、向东迁徙，从河北省和北京北的交界处一带一直向东移动，最后到了辽宁省阜新、北票、朝阳一带。从这些部族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看到晚近蒙古部族形成的路径和形态。
第六、七章的内容涉及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人是构成今天蒙古国的主干族群，历史上和扎鲁特蒙古同属于喀尔喀万户。十六世纪后半叶开始，喀尔喀万户的右翼向北发展，到清代时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的北部。但是，喀尔喀蒙古在广袤的北蒙古高原上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汗国，而是形成了三个汗部。那么，蒙古各部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和机制维持其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八章“一六五五年以前的喀尔喀扎萨克问题”从蒙古社会中的“扎萨克”体制入手，从一个侧面探讨了以上提到的问题。应该指出，这是蒙古部族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是使该领域研究得以深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蒙古文化遗产丰富，取之不尽，研究没有尽头。蒙古人对文化具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自古如此。加之蒙古人国际见识早而广，因此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在蒙元时期，蒙古人除继承历代蒙古高原游牧人所创造的游牧文明的养分外，还吸收过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景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儒学的各种文化因素。忽必烈皇帝的母亲是虔诚的景教徒，而皇帝本人和皇后则笃信佛教，蒙古臣子中则有各种宗教信徒。蒙古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化成就有《元朝秘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历史和文学名著，也有古希腊文学作品《亚历山大传》的蒙古帝国时的译本、汉文《孝经》的元代蒙译本、藏文《萨迦格言》的元代译本，还有译自回鹘语的元代佛经和译自藏文的《甘珠尔经》《丹珠尔经》，以及《格斯尔》故事和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等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至于近世以来蒙古的文人和文化成就更是难以尽述。蒙古的民族文字就有畏吾体蒙古文、八思巴文、索永布文、瓦金达剌文、托忒文、斯拉夫文等多种。除此之外，在语言、艺术、建筑、科技、天文、医学等等广义的文化领域中，蒙古人都做出过卓越的成就。蒙古人对东西文化交流的推动史无前例，这个历史反过来也表现在蒙古文化中。国内外蒙古文化研究成果很多。
然而，本书下编涉及的蒙古文化史内容极其有限，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这里作者只谈了四方面的内容：前三章探讨了十六世纪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后的西藏文化影响及其表现，第四至第七章谈了藏传佛教影响下南、北、西蒙古佛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片段，第八、九章考述两位清代蒙古文人的事迹，第十至十二章关乎畏吾体蒙古文文字遗产及其研究的点滴。
文本是蒙古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文本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手段。蒙古文化史相关文本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突出的要求：一，手抄本是蒙古文本的主要形式，流传至今的蒙古文献大部分是手抄本，而且同一文献往往有多种手抄本，有的甚至具有二十种不同版本。这就首先要求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二，蒙古文化史相关文本具有多语种、多文字的特点，因此，其研究要求很高的语言学素养和多种语言知识。三，因为蒙古文化的多元性和交流范围的广泛性，文本研究还要求多种相关异文化的丰富知识。
举一两个例子。
蒙古语文献《十善法白史》是系统阐述蒙古政教二道的著作，因此对文本中出现的ANKA和KILBAR一对词义对立的蒙古语词的解读十分关键。以往国内外学者一直把它解读为enke和kilbar，解释为“和平”与“幸福”的意思。《十善法白史》有二十种不同手抄本，在不同版本中KILBAR这词还被替换成了jiq-a或?ing。在考察这些词的古近词义和相关藏文词语的基础上，又据蒙古政教并行理论的内涵，最后确认这两个词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文”和“武”，因而才正确理解了文本讲述的国政之文武双面和教法之显密二宗。
额尔德尼昭主寺所保留蒙古文墨迹，文意不通，苦涩难解。如不了解喀尔喀万户和土默特万户的特殊关系，不了解额尔德尼昭建寺时土默特历史背景，就无法解释该墨迹所含内容。如不了流行在蒙古地区的佛教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那么蒙古人所说的“五色四藩”就无难以理解。还有，如不清楚清朝初年的宗教政策背景和库伦旗历史与内齐托音喇嘛事迹，没有头绪的零星的满文档案可能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纸。最后，《读一四三一年木刻版畏吾体蒙古文佛经序与跋》一文所展现的那样，如能够利用好语言学手段，在几百年前的已经发黄的文本中我们或许还能够微微听到古人发出的声韵。这就是文本的魅力和活力所在！
乌云毕力格，男，内蒙古人，1963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常务副院长。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国际蒙古文化研究刊物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主编。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任教，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和日本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代表作有Zur �0�5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über den pers�0�2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1696-1697)、《喀喇沁万户研究》、《〈阿萨喇克其史〉研究》、《蒙古游牧图》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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