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服饰史_刘文著_9787532584444

江南服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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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江南文化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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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服饰史》为江南服饰发展的历史。全书共五章。每一章均选择能突显江南服饰特色的事项来写，如刺绣、织锦、缂丝、蚕桑、贸易往来等。江南地处吴越方言之地，地方戏剧具有代表性，故在附录中将展示代表性地戏服饰；附录中还囊括了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苏州少数民族”服饰。服饰是文化的载体，是有形的艺术。因此，形象性亦为本书重要特征之一，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赴江南各地寻觅服装及服饰品实物、老照片等。在数千张图片中筛选出近六百张，增强了本书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一、江南的区域概念

现存史料中关于“江南”的说法，最早见于先秦，《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以上史料中所载“江南”的地域广泛，与现今概念迥然。而梳理古今文献还发现，关于“江南”的地域描述，各个时代、各派学者表达各不相同，或者说是含糊不清，没有定论。

关于“江南”的概念，从秦汉到明清，涵义宽泛、且由于划分标准的差异，其地理范围时有变动。从历史学角度分析，“江南”不单限于表达自然地理区域，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和人文区域的代名词。通常被区分于“中原”、“边疆”等区域概念。

在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咏叹江南的诗句中，可见“苏州、杭州、太湖、西湖”反复出现，从地理位置上看，两市两湖均处于长江以南，但位于长江以北的扬州，则有着“二十四桥明月夜”之称，将其划到江南以外显然不合适。所以将江南定义为“长江以南”是不够严谨的。

《国家地理杂志》曾经邀请诸多领域的学者，让他们在地图上圈出心目中的江南范围，最终，学者们一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是围绕太湖、西湖地区，即今江浙一带。本书认同此观点，重点围绕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上海、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几个围绕太湖、西湖最近、且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及周边地区展开调研，而成书。

江南因所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别具特色的劳作方式，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另外，江南自古特有的独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人文环境、鲜明的民族和民俗风情，均影响了江南民众服饰的款式、造型、结构，装饰、工艺，以及服饰风格，形成了典型的江南地域文化的标志。

二、江南的历史文化渊源

历史上，黄河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及半坡文化在年代上均晚于长江流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代表性发源地，也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河姆渡文化遗址地处杭州湾以南宁绍平原上的余姚县河姆渡村。1973年夏被发现，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出土了丰厚的石、木、陶、骨等器物，包括大量的服饰品，如木屐、颈饰、耳饰、骨笄等。在其之后，罗家角文化、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存相继出现，这几种文化之间彼此继承，一并具有稻作文化特色。而1955-1958年，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及其之上的湖熟文化层的出现，为吴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故湖熟文化亦被称作先吴文化。从时间上看，北阴阳营文化的遗存与马家浜文化晚期十分相近。出土文物中，除了大量磨制农具外，还出现了陶纺轮、石纺轮、骨针等，充分证明了当地原始纺织技术的出现。

这些古老文化的印迹已充分地展现出江南文化开启之辉煌及服饰曙光，正因如此，为后来江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为商朝末年的太伯、仲雍南奔至太湖流域，建立勾吴古国，即吴国，距今约3100多年。《史记?吴太伯世家》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正是由于吴太伯的南迁，使得吴文化兼具了中原文化及所谓夷蛮文化的营养。《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吴越两国领土接壤，因世仇相互斗争，而斗争带来了文化交流的硕果。《越绝书?越绝外传记策考》载其“同俗拜土”。既“各有种属”，又“同气共俗”。

梳理江南历代史实发现，江南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战争、经济、文化交融的影响。

三国时，孙权称帝于建业（今南京）。随着东吴政权的建立，使得江南地域居民逐渐密集，水岸良田愈来愈兴旺发达，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日后江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建都建康（今南京），北方人大规模南下，定居于江南。满足了当地对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及劳动力的需求。发展了生产，促进了文化、性格等方面的融合。

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唐朝，江南的锦缎丝绸等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供帝王、贵族享用。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昌盛。而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大批文人、艺术家为避战乱而移居江南。此时，江南在经济、文化上均得到了空前发展。

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发展成为一座繁荣昌盛的“地上天宫”，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一次的宗族及文人迁居江南，形成了又一次南北文化荟萃的融合，对江南文化影响深远。明、清之时，江南已有“堆金积玉地，富贵温柔乡”之称。

而在江南建都的朝代还有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强有力地影响着江南灿烂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三、江南景致与服饰风格

（一）“人间天堂”之江南美妙景致

提及江南，从古至今，文人墨客为之泼墨挥毫，咏叹江南景致及风情的大量文学作品及诸多美妙诗句构筑了世人想象中的小桥流水、烟雨迷蒙的江南山水画卷。南朝梁文学家，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丘迟曾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至唐宋，在诗歌中对江南山水风物的表现非常丰厚。曾在杭州和苏州做官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忆江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描绘的就是苏杭美景。而中唐诗人张籍所作《送从弟戴玄往苏州》云：“杨柳阊门外，悠悠水岸斜。乘船向山寺，著屐到人家。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江天诗境好，回日莫令赊。”充分抒发了时人对江南美景由衷的赞美与喜爱之情。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所作《江南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亦抒发了作者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宋初词人潘阆有词《酒泉子?长忆钱塘》上阕云：“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盛赞了南宋临安和西湖之美。而宋仁宗赵祯《赐梅挚知杭州》诗中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宋代词人柳永曾这样咏叹江南景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崖。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元代诗人杨维桢云：“西子湖头春色浓，望湖楼下水如空。柳条千树僧眼碧，桃花一株人面红。”咏叹了西子湖畔的美景。元末明初诗人凌云翰有诗云：“家住钱塘西子湖，钓竿几度拂珊瑚。扁舟载月归来晚，不觉全身入画中。”元代女真族人奥敦周卿有小令《蟾宫曲》之二云：“西湖烟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宜雨宜晴，宜西施淡抹浓妆。尾尾相衔画舫……”。

集以上诗句所描绘出的江南美妙景致，江南不愧为“梦里水乡”“人间天堂”。

（二）“水乡泽国”之江南服饰风格

江南城镇，大多居于平原水乡，（宋）孙觌有诗云：“数间茅屋水边村，杨柳依依绿映门”。因水乡特色，吴越先民自古“善于用舟”。位于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7000年，残长为5.6米的独木舟遗存，该独木舟可谓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越王句践语“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这些最初均为军事考虑和需求，但却为后世江南水环境文化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使稻作、农桑、手工业生产受益。

江南水乡普遍河湖纵横罗列，江南民众多临河依水而居，形成了枕水而眠的水上人家如画般的景致。（唐）白居易诗云：“东西南北桥相望”，“处处楼前飘吹管，家家门前泊舟航”；（唐）杜荀鹤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可见江南水乡安逸温馨的生活意境。（唐）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乾隆《苏州府志》载：“吴地古称泽国，其水西自太湖，东入于海。郦道元云：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故川旧渎难以取悉信矣。”

江南典型古街景致（嘉兴月河街），刘文2012年11月摄影

苏州甪直古镇（丝绸服饰街），刘文2015年11月摄影

江南水乡的水具有平和、委婉、清静、足己自盈的特点，这使得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受到性格上的熏陶，做人恬淡、自适、内敛、低调。而服饰是文化的载体，也迎合生态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水乡服饰风格。

江南的服饰风格如同其景致般迷人，且别具风格。受水乡特色影响，古吴越人“断发文身”，且梳有发髻。从诸多出土文物及丰厚的文献记载可见江南历代服饰及佩饰均能体现地方审美情趣及服用功能性要求，其中，在江南水乡民间最具代表性的为体现稻作生产，且具有浓郁水乡气息的“荆钗布裙”。

而在颜色、款式等服饰语言上，江南民众普遍认同淡雅清秀风格，区别于北方的高纯度色调。这不能不说与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文化意境无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区域审美特征体现。

据考古发掘及《史记?越世家》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说明吴越人的衣襟是“左衽”，而非中原人的“右衽”。服装款式为短衣紧身，袖口狭窄，腰间扎系丝带或短裙区别于中原的峨冠博带，宽袍广袖。

体现江南服饰的诗篇如同江南景致一般令人如痴如醉，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白居易的《缭绫》，诗云：“……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作者详尽描述了江南纺纱、织锦、染色的精美绝伦，也反映了江南服饰所特有的风格。亦通过服饰面料体现了时代的辉煌及江南地域的富庶。

李白的《越女词五首》生动描绘了吴越男女的服饰形象和性格特征。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一云：“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 其二云：“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其三云：“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其四云：“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其五云：“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在这五首词中，作者格外强调吴越儿女皮肤的白皙，除其一“足如霜”外，还有其二：“吴儿多白皙”，其四：“东阳素足女”，其五：“耶溪女如雪”。寥寥几笔勾勒出特征鲜明的吴越儿女的美貌，同时也凸显了江南独特的水乡特点和优越的气候条件。

绝世美女西施的服饰形象影响了江南女子的着装及审美。吴越之争，刀光剑影之下，更加凸显了西施的温婉及柔美。西施的美不仅限于外表，更是给吴越之地增添了睿智和韬略的文化色彩。西施溪边浣纱图被历代画家勾勒描绘，其丝绸深衣轻薄而飘逸，成为江南女子着装风格、气质风度的代表。西施的劳作形象也充分体现了江南女子缫丝、织绸、制衣的智慧。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苏东坡有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诗以西施之美喻江南景致之美，影响深远。

纵观江南服饰历史，水韵、蚕桑、丝绸、织锦、缂丝、苏绣、海派旗袍、蓝印花布等符号已经锁定了江南服饰的风格，拙朴灵秀、轻柔飘逸、精致细腻。

着蓝印花布服饰的江南蚕娘，李渭钫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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