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1879~1955）是20世纪影响较大的物理学家，但他不仅是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新爱因斯坦语录》摘引了有关他本人、家庭和友人，人生、生命和死亡，政治和爱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宗教与哲学，科学和技术，音乐和艺术等等方面的论述，语录总数达1200多条，几乎所有的语录都出自爱因斯坦本人，这是他留给人类的宝贵思想遗产。
我同意写这篇序的理由是，30 年来我一直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和顾问，帮助该社为出版《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这一宏伟而艰难的项目扫除了障碍；艾丽斯.卡拉普赖斯（Alice Calaprice）在这一项目中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在长时间的拖延和激烈争论之后，这一出版项目现在终于全速进行了，开始连续不断地逐卷出版这一充满科学和历史价值的巨著。
我只是间接通过阿尔伯特.9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秘书和档案保管人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才了解爱因斯坦的。无论是对成人还是对儿童，海伦都是一位热情而慷慨的朋友。有许多年，她是我的孩子们所喜爱的临时保姆。她喜欢讲爱因斯坦的故事，经常强调他的幽默感和他对困扰濒死者的痛苦感情的宁静超脱。我的孩子们还记得她是一位文雅风趣、带有德国口音的老太太；但是她又很坚强。爱因斯坦在世时，她像老虎一样，极力挡住那些试图侵犯爱因斯坦隐私的人；在他去世以后，她还像老虎一样，极力保护他更为私密的文件的隐私权。她和奥托.内森（Otto Nathan）是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时刻准备运用法律手段处罚任何试图不经他们许可而出版爱因斯坦文件的人。在海伦文静的外表后面，我们偶尔可以感觉到她隐隐的紧张心情。她有时会模糊地、不指名地抱怨一些人，他们正在使她的生活不幸。
爱因斯坦的遗嘱指明，只要奥托.内森和海伦还在世，包括他的论文在内的档案应该由他们二人掌管；在他们去世之后，则归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永久保管。在1955 年爱因斯坦去世后的26 年中，这些档案一直存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长排档案室中。海伦每天在档案室工作，整理了大量信件，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新文件，并把它们补充到收藏的档案之中。
1981 年12 月，奥托.内森和海伦二人看起来都还很健康。在圣诞节前后的一个晚上，当时研究院绝大多数成员都去度假了，这时有一次突然的转移。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一辆大卡车停在研究院前面，一队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担任警卫。我碰巧经过那里，于是就等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唯一的目击者，但我毫不怀疑海伦也在场，或许正在研究院顶楼透过窗户监视着整个行动。很快地，许多大木箱一个接一个地从顶楼由电梯运下来，通过打开的前门运出大楼，装到大卡车上。最后士兵们也跳上车，大卡车在黑夜中开走。第二天，档案到达了它在耶路撒冷的最后的安息地。海伦继续到研究院工作，照管那些书信，收拾曾经存放档案的空房间。出人意料的是，在6 个星期后她突然去世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是否对自己的死亡有预感；无论如何，她确知她心爱的档案在她离开人世前已转移到可靠的人手中。
在希伯来大学负责保管档案以后以及奥托.内森于1987 年1 月去世后，曾经困扰海伦的幽灵很快在光天化日下出现了。几年前参加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的科学史学家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从瑞士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世纪之交，爱因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c）的往来情书（私密收藏）可能还存在。他开始猜想，这些收藏的信件可能是米列娃文字遗物的一部分，是由她的儿媳弗里达（Frieda）［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的第一任妻子］于1948 年米列娃在瑞士去世后带到加利福尼亚的。尽管舒尔曼反复得到保证，那里只保存了1914 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离婚后的信件，但舒尔曼还是不大相信。1986 年，舒尔曼在伯克利见到了爱因斯坦的孙女伊夫琳（Evelyn），他们一起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线索。在弗里达一篇未发表的有关米列娃的手稿中，在注释（而不是在正文）中，明白无误地提到了54 封情书。结论是显然的：这些信必定是“爱因斯坦家庭信件托管会”（Einstein Family Correspondence Trust, 代表米列娃在加利福尼亚的后嗣的法人）手中的400 多封书信的一部分。因为奥托.内森和海伦.杜卡斯在这之前曾阻止弗里达的传记出版，所以家庭信件托管会不让他们接触这些书信，他们对这些书信的内容也就一无所知。弗里达的注释的发现和爱因斯坦文字遗产转交给希伯来大学，为争取出版这些书信提供了新的机会。
1986 年春，当时负责出版爱因斯坦档案的主编约翰.9施塔赫尔（John Stachel）和希伯来大学的亚农（Reuven Yaron）克服了障碍，与家庭信件托管会协商并达成了协议。他们的目的是让出版计划执行者和希伯来大学都保存一套书信的影印件。关键性的会晤在加利福尼亚举行，这位物理学家的曾长孙托马斯.爱因斯坦（Thomas Einstein）和家庭信件托管会的代理人都住在那里。当这位身穿网球短装的年轻人一到场，谈判者都立即消除了相互间的怀疑，很快达成了一个友好的协议——公开发表这些私人通信。这些写给米列娃的信显示了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一个并非没有常人的激情和弱点的人。这些信件是火辣辣的散文杰作，讲述了一个古老而令人悲伤的失败婚姻的故事，从温柔、快活的爱情开始，以生硬、冷酷的分离告终。在管理档案的岁月中，海伦身边有一个木盒子，她称它为“Zettelka .stchen”小卡片盒。在每天的工作中，她只要看到令人感动或着迷的爱因斯坦的话语，就立刻记在卡片上，并放到盒子里。每当我到她办公室拜访时，她总是向我展示卡片盒中最新的收藏。这个卡片盒的内容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人性的一面》（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简称《人性的一面》）一书的核心部分。这是一本爱因斯坦语录的选集，是海伦和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共同编辑并于1979 年出版的。《人性的一面》描绘的爱因斯坦是海伦想展示给世界的爱因斯坦，一个神话了的爱因斯坦，一个小学生和穷困大学生的朋友，一个温和、讽刺的哲学家以及一个没有过激情绪和悲剧性错误的爱因斯坦。将海伦在《人性的一面》中描绘的爱因斯坦与卡拉普赖斯在本书中描绘的爱因斯坦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艾丽斯选择的语录，既不偏重旧的文件，也不偏重新的文件。她并不突出爱因斯坦个性中隐秘的一面，但也不掩盖它。例如，在“论自己的家庭”这一部分中，所选语录清楚地揭示了爱因斯坦隐秘的一面。
在为这本语录集写序时，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做了背叛朋友的事。显然，海伦会强烈反对出版爱因斯坦给米列娃和第二任妻子埃尔莎（Elsa）的私人信件。如果她看到一本书，其中包含有摘自她很反感的情书中的许多话语，而我的名字又附在这本书上，她或许会感到我背叛了她。
我是她信任的亲密朋友之一，要我违反她曾明确表达的意愿，对我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如果我在背叛她，我不会如此轻松地写这篇序。最后，我以这个想法来安慰我的良心：海伦尽管有许多美德，但当她试图向世界隐瞒真实的爱因斯坦时，她就大错特错了。当她还在世时，我从没有假装同意她的这一观点。我也并不试图改变她的决心，因为她对于自己对爱因斯坦所承担的责任的观念是不可改变的；但我明确告诉她，我不赞成用法律诉讼的手段来制止爱因斯坦文件的出版。对于海伦个人，我很敬爱她，但我从未承诺我会支持她这种文字审查的做法。我希望并也几乎相信，如果海伦现在还活着，并亲眼看到全世界对爱因斯坦的钦佩和敬仰并没有因出版他的情书而受到损害，她会原谅我的。
现在我很清楚，情书的出版，即使是对杜卡斯的背叛，也绝不是对爱因斯坦的背叛。这本引自许多不同资料来源的语录显现出来的爱因斯坦是一个十分完整、丰富真实、多才多艺的人，是比海伦书中描绘的那个温顺的哲学家更伟大、更令人惊讶的人物。了解爱因斯坦生活的隐秘面，甚至可以使他在科学和公众事务中的成就成为更令人惊叹的奇迹。本书显示的爱因斯坦就是原来的爱因斯坦——不是一个超凡的天才，而是一个人间的天才，一个人类的伟人。
几年前，我有幸与宇宙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同时在东京讲学。与坐在轮椅中的霍金一道在东京的街道上漫步是一种神奇的经历。我感到自己像是与耶稣一道走过［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有许多日本人静静地川流不息地尾随着我们，伸出他们的手触摸一下霍金的轮椅。霍金以超然的幽默欣赏着这一场面。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一篇有关1922 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报道。那时人们川流不息地尾随着爱因斯坦，就像70 年后他们尾随霍金一样。日本人崇敬爱因斯坦就像他们今天崇敬霍金一样。他们在选择英雄时显示出优雅的品位。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壁垒，他们从这两位来自远方的客人身上感悟到神圣庄严的品质。不知为什么，他们把爱因斯坦和霍金不仅看作伟大的科学家，而且看作伟大的人。这本书有助于说明其中的缘故。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艾丽斯.卡拉普赖斯，自由编辑兼作家，编著有《爱因斯坦年谱》和《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与特雷弗·利普斯科姆合著《爱因斯坦传》。她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爱因斯坦全集》的高级编辑和“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的管理人员20多年，曾荣获Literary Market Place授予的学术出版物个人编辑成就奖。
《爱因斯坦书系：新爱因斯坦语录》：
一个快活的人会由于过分满足于现状而不去更多地思考未来。
写于17岁（1896年9月18日），题为《我的未来设想》（My Future Plans）的中学法文作文。《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22
紧张的智力工作和对上帝赐与的自然的研究将是引导我通过此生一切烦恼的天使，给我带来安慰、力量和不妥协的严密性。
致保利娜·温特勒（Pauline Winteler），爱因斯坦女友玛丽（Marie）的母亲，1897年5（？）月。《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34；爱因斯坦档案29—453
我对我们的未来作出如下决定：我将立即找一个职位，不管它是多么卑微。我的科学目标和我个人的自负都不能阻止我接受某个甚至是最低贱的职位。
致未婚妻米列娃·马里奇，1901年7月7（？）日，在他找第一份工作遇到困难之时。《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114
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们难以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属于那个疯狂的、堕落的、夸耀它的自由意志的物种。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供那些明智和有善良愿望的人生存的岛屿！在眼下这种地方，甚至我也要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914年12月初。《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39
不要为我难过。尽管我外貌可怕，但我的生活仍然过得十分和谐；我完全专注于思考。我像一个视通万里的人，对广袤的世界着迷；只有当一个晦暗的物体挡住他的视野时，他才被眼前的情景所打扰。
致海伦纳·萨维奇（Helene Savie）．1916年9月8日，在离开他的家庭之后。见波波维奇（Popovie）编：《在爱因斯坦的阴影下》（In Albert‘s Shadow），11O。《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258
我已经体验一切人际关系的变幻无常，也学会漠视种种世态炎凉，从而保证我心态的平衡。
致海因利希·赞格尔（Heinrich Zangger），1917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309
我在血统上是一个犹太人，在国籍上是一个瑞士人，但在性情气质上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并不特别依附于任何国家或民族。
致阿道尔夫·克内泽尔（Adolf Kneser）。1918年6月7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560
人们原来设想我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但一想到要把我的创造力用到改善日常生活使之精益求精这类事情上，并令人恶心地以追求资本收益为目的，我就无法忍受。
致赞格尔，1918年8月11日前。《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597
我缺乏任何这类感情；我只有一种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对那些和我亲近的人的依恋。
致赞格尔，1919年6月1日，意指他没有依附于任何特定地域的感情．例如像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那样依附于德国。《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52
吖在学校中]我对历史课没有多大兴趣。但我认为，更需要重视的是教育方法，而不是课程内容本身。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1919~6B 13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60
把相对论应用到读者的口味上：今天，在德国我被称为德国的科学家，在英国我被说成是瑞士的犹太人；如果我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说法就会倒过来，对德国人来说我是瑞士的犹太人，而对英国人来说我是德国的科学家！
致《泰晤士报》（The Times，London），1919年11月28日，应报纸的请求而写。引自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时代》（Einstein：His Life and Times），144。又参见致埃伦费斯特的信．1919年12月4日。另见《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26
我没有吃够知识之树，虽然我的专业要求我必须经常吃它。
致马克斯·玻恩（Max Bom），1919年11月9日前。载于玻恩：《玻恩一爱因斯坦书信集）（Born-EinsteinLetters），16。《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162
另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到处把我本人看作一个布尔什维克，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我没有把《柏林日报》（Brliner Tageblatt）上所有的污泥浊水都当作牛奶和蜂蜜。
致赞格尔，1919年12月15或22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17
伴随名声我变得愈来愈愚蠢，当然这是一个很通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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