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学者和专家都在探究这场危机背后的原因。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他们擅长的现代公司财务出发，为解决诸如为何金融机构、制造业企业和一般家庭持有低收益率的流动性资产；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政府和国际金融市场应该出手弥补流动性资产短缺；怎样使经济主体减少并分担风险这些问题提供了创新的、内在一致的见解。
为何金融机构、实业企业和家庭会持有产出不高的货币头寸、国债和其它短期资产？自凯恩斯（Keynes，1936）、希克斯（Hicks，1967），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1960）以来，标准的答案是它们具有流动性，允许所有者更好地应对收入短缺。
但我们并不清楚，在净财富的定义已经拓展到包括股票、长期债券等资产的今天，为何一个经济人抵御冲击的能力仍未有所提高。某些产权例如私人股权等并不能得到公平的定价，但同时许多长期证券却可以在活跃的、有组织的交易所交易，例如清算某人在一个开放式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头寸是可以很快兑现的，交易成本也很低。由于某些原因，一个人的净财富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流动性的，且不能代替流动性资产。这解释了为何流动性资产的收益比标准经济模型所预测的要低，即所谓“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 rate puzzle）。标准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毫无解释。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及其变化版本中，经济人受限于单个预算约束，这意味着消费者的可行消费集和企业的可行生产集单纯取决于他们的财富。
类似的，金融机构和实业企业非常关注风险管理。他们用短期证券、信贷措施、货币掉期或类似的工具来对冲流动性风险，调整它们的头寸以最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流动性需求，这些行动的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现有的理论对于解释这些问题并无帮助。在阿罗－德布鲁框架中，如果假定经济人可以将现金转移到下一期，那么什么时候决定消费或制定生产计划并不重要；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的MM理论（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更是早就指出流动性的储存或风险对冲（通过杠杆、分红等方式）并不影响一个企业的价值。
本书的目的是为流动性资产的需求和供给提供解释。我们利用现代公司财务的理念来研究如何解释资产定价、流动性管理的角色、实际投资决策及其与经典宏观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的关系。
施行宏观政策的前提是政府可以做一些市场不能做的事，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流动性，这可以有多种方式：直接向实业和银行提供援助，存款保险，贴现窗口，公开市场操作，隐性保险，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和债务管理等。结果通常是将消费者的收入转给生产者，或将将未来人的收入转移给当代人。巴罗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讨论（Barro，1974）是MM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对应部分，认为这些措施都没有用，因为无论政府做出怎样的决策，经济人都可以针对这一政策来采取一定应对措施，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本书中，我们将阿罗－德布鲁范式做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调整：假设企业收入流的一部分不能保证给投资者，外部投资者必须将企业的收入同内部人（大股东、管理层和雇员）分享，因为内部人可以利用公司资源赚外快、转移资源或不努力工作，需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以防止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也限制了企业能够保证给投资者的未来收入。
除了本书的第四部分，我们假设任意状态依赖的金融索取权可附在企业收入中的可保证部分。但如果有一部分是无法保证的，各种金融索取权所依附的收入就要比阿罗－德布鲁框架中的小。
我们还假设消费者不能对任何未来收入做出保证，这是有多种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不会参与市场，他们可能很年轻甚至还没出生，这种市场不完全性在自阿莱斯（Allais，1947），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和戴蒙德（Diamond，1965）以来的代际交替文献中已经深入研究过了。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只能保证他们未来劳动收入的一小部分，这可能有制度（有限责任、税收优先索取权等）、可验证性（例如负债者出逃）以及激励（未来收入是内生的）等方面的原因。
非保证性最重要的含义是，企业（以及消费者）需要资金的时候只能指望清偿或者将他们的部分财富用作抵押。结果，他们必须通过储存流动性资产或其他方法来提供流动性，以为逆向金融冲击做准备。我们证明了，一般而言企业必须愿意为流动性服务支付溢价，因为有限的保证性同样制约了流动性资产的供给，这减少了经济中的财富量，所以反过来限制了投资者用可信的方式来保证企业未来资金的能力。这个发现增大了流动性（价值贮存）的需求——将今天的财富转移到明天，或者在未来的不同状态间转移。
我们按照可保证收入的不同来源区分内部（总体）流动性和外部（总体）流动性。 当可保证收入由企业部门产生时，对它的索取权形成内部流动性。所有对企业部门外的产品和服务的索取权构成外部流动性。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流动性的充足性。当企业部门不能产生足够的流动性，或者成本太高昂时，就要使用外部流动性。外部流动性来源有三种：（1）消费者，可以将他们的资产证券化（尤其是房子）；（2）政府，可以发行索取权（以其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征税的排他性权利来支撑）；（3）国际金融市场，用对国际商品和服务的索取权来提供流动性。 我们将特别关注政府如何单独以及和国际投资者一起提供流动性。
本书按照如下结构进行。第一部分构建企业流动性需求的基础。第一章用一个简单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模型介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某些种类的信贷配给对企业流动性需求是必要的。第二章介绍了我们整书都会使用的流动性需求基准模型（Workhorse Model）。在这个模型中，具有有限保证性的企业必须提前准备流动性以应对信贷配给。通过如信贷限额或信用违约掉期等机制，投资者可以提供他们在自然情况下无法提供的资金，亦即流动性需求超过了未来投资者可保证收入。我们还考察了如果不能监管企业使用资金，投资者将如何提供流动性的问题。
第二章还将我们的企业流动性需求模型和著名的消费者流动性需求模型如布莱恩特（Bryant，1980），戴蒙德和迪布韦克（Diamond and Dybvig，1983）做了比较。尽管两种模型在很多方面不一样，我们证明了两者还是有很近的关系的。此外，两个模型可以整合成一个框架，其中企业和消费者存在对流动性的竞争。
本书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给出了我们对流动性供给和流动性定价的主要分析。第三章考察私有部门是否单独提供了足够的总体流动性，即企业在总体上是否创造了足够的可保证收入（内部流动性），以为执行次优且状态依赖的生产计划提供支持？答案是肯定的——假如企业部门是净借入者，并且企业的流动性冲击是异质的。这种情形下，次优计划可以被执行，且每个企业都占有一部分市场。但是如果企业部门是净借出者，总体流动性总是短缺的；如果所有企业都遭受相同的（宏观经济）冲击并且冲击足够大时，也会出现这个情形。
流动性短缺鼓励私有部门尝试并创造更多的价值贮存，但这要付出一定成本。这包括投资一个有安全收入的项目，或者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以提高公司的可保证收入——例如公开上市，改进监督体系，或者推行金融创新以更有效地利用抵押品。后者的例子包括双边和多边回购协议（合法的金融创新使得破产清算过程中不再需要将抵押品过账），将流动性差的低等级资产进行证券化，转换为质量更高的、可公开交易的资产。这与索托（Soto，2003）的观点一致，即金融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将“死资产”（Dead Capital）转化为“活资产”（Live Capital）；他考虑了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抵押品的机会。这在新世纪的开端已经发生了，例如：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市场有待发展的新兴国家的超额储蓄正流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满足后者日益增长的、以较低成本实现的价值贮存的需求。
第三章同样提供了一个对于外部流动性（和资产）定价的初步分析，这在广义上与克里希纳默西和维星－乔根森（Krishnamurthy and Vissing-Jorgenson，2010）给出的国债流动性溢价的经验证据一致。第四章继续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只有可保证收入能够被用作状态依赖索取权的基础。虽然我们的流动性资产定价模型（LAPM）的基本逻辑和阿罗－德布鲁模型一致，LAPM价格不仅仅反映了资产的产出，还反映了它们作为抵押品的价值。这帮助了企业承受流动性冲击。这一章还阐明了如何从企业的角度用含状态依赖的价格得出风险管理的最优政策。
如果企业部门不能产生足够的内部流动性，它就会从外部流动性提供者那里获得保险。更一般的，只要外部流动性比内部流动性便宜，企业就会去寻求外部流动性。第三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研究了政府以及国际投资者提供外部流动性的问题。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政府应该如何管理公共流动性。
第五章中，政府独立行动，没有国际投资者的帮助。给定消费者不能将他们的未来收入直接保证给企业（至少在企业缺少流动性的状态下），我们可以证明国家能通过强制征税权增加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可保证性，从而为企业创造流动性。当政府扮演了一个保险经纪人的角色，当企业遭受总体流动性冲击时将消费者的资金转向企业，消费者和企业都会变好。我们通过假定可以签订事前保险合同来研究政府政策，但我们证明了一系列的事后政策干预的效果也可以与此相近。实际上，政府事后提供流动性的能力比私人提供流动性具有潜在的优势，后者经常需要事前投资于短期资产——不管是否需要流动性都会产生一个机会成本；相反，一个不浪费流动性的事后政府政策可以更便宜，尤其是在应对罕见的流动性短缺时。
第六章我们试图分析流动性的公共供给，并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有效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是否可以消除所有潜在的流动性短缺？答案是，一般而言不能消除。一个国家能够接触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受限于它产生可保证收入的能力。我们在一个既包括可贸易商品也包括不可贸易商品的开放经济中研究国际流动性和国内流动性的关系，并且得出结论：当存在国际流动性短缺时，我们关于国内流动性价值的观点仍然成立。
第四部分（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我们偏离企业部门之间可以完美协调流动性的假设，考察每个企业独自安排自己流动性供给的情况——事先与其他企业没有协调，唯一存在的协调是通过现货市场分配流动性。我们可以问一下，这种自我提供流动性的形式离次优解有多近？我们证明了一般而言不会达到次优解，因为企业要么储存太多流动性，要么储存不足。但是政府不能够改善这个情况，这和大量讨论不完全保险市场的文献不同。
末尾总结了我们对于内部和外部流动性研究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并将其应用于次贷危机。
术语说明：整本书中我们所用的术语如“可保证收入”（pledgeable income）、“流动性”（liquidity）以及“抵押物”（collateral）都是代表同样的意思，我们交替使用它们。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我们简称“次贷危机”（the Subprime Crisis）。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是一位理论微观经济学家，因在合同和激励理论方面的研究知名，他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企业理论、公司治理和金融危机中的流动性问题。
让·梯若尔（Jean Tirole），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科研主任，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学术所长，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是公司财务、国际金融、企业理论、规制与激励、博弈论和宏观经济学。
标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通过贷款或者发行证券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财务需求，企业产生的现金流可以保证偿还贷款或者支付证券收益。只要再投资的净现值是为正，投资者一般都会同意提供这笔资金，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企业紧密关注着他们现在的以及预期的现金状况，以保证在任何时候均能满足必要的流动性需求，而不是等到现金用光才考虑这个问题。为了防止流动性短缺，企业需要提前利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来安排融资。在资产方面，他们通过购买国债或者其他相对安全的资产来贮存流动性，因为这些资产必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卖掉。在负债方面，他们可以申请信用额度或者发行证券等一些可以灵活管理现金的方法，比如长期债务，优先股以及直接股等。最近的次贷危机有力地证明了，在萧条时期面临“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寻找融资总是代价非常高昂，甚至是不可能的。金融机构一直在努力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来代替那些他们在繁荣时期习惯使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短期融资方式。同时，他们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资产，进行“去杠杆”。金融部门的困境导致非金融部门的正常融资渠道关闭，导致整个经济体的破产、萧条。这样规模的危机显然是罕见的，但是它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提前为流动性需求做好准备而不是坐等需求找上门来是何等重要！
到目前为止，现代公司财务中有一些理论可以解释为何企业需要流动性，每种理论都对企业为何需要针对更高的借贷成本或由信息问题导致的完全信贷配额的保险提供了一种解释。冯?萨登（Von Thadden，1995）认为，一个处于等待中的企业会因为逆向选择而无法获得融资——逆向选择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最糟糕的情况是资产和信用市场枯竭 。“信号干扰”（signal-jamming）的成本是需要提前融资的另一个原因，参见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0；Fudenberg and Tirole，1985。如果金融机构是根据企业现在的表现来决定未来的再融资，那么竞争者将会采取隐藏行动来掠夺对方，例如用秘密砍价伤害对手，令他们在财务上显得弱势。在均衡中，市场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这种浪费的信号行为是理性的。为了防止这样的掠夺行为，企业有激励提前保障自己的资金（以一个可公开观察的方式）。
本书中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模型作为流动性需求的驱动。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企业无法承诺投资人得到所有的投资回报。内部人（从控股人到经理再到普通雇员）均由于享受各种私人收益而使得总回报和保证性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缺口。内部人会消费雇佣金、享受津贴、参与企业扩张或者被激励工作以获得额外收入；直到这些收益不能再被提前转移或者支付之前，它们都进不了外部投资人的口袋。
这种投资收入的部分非保证性会使得对一个项目的融资成本更高甚至变得不可能。即便项目已经开始，私人收益也会使得未来的在投资变得很困难。我们认为企业在一开始和未来都会面临信贷配给的问题。但是企业初始融资阶段和再融资阶段的信贷配给问题不一样：在后一阶段，信贷配给可以被预期因而可以被计算从而得到保障。
我们在第一章开始用一个简单的带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模型来说明总收入和保证性收入之间的缺口是如何形成的。第二章在企业的初始投资已经沉没时引入流动性冲击，这使得企业有了流动性需求。我们说明了如果潜在的流动性冲击足够严重，企业需要预先安排好融资以防止未来面临成本高昂的信贷配给。企业需要同时考虑偿债能力（初始阶段充分资本化以吸引融资）以及流动性需求（顾虑未来的偿债能力的风险）。最优设计显示出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投资之间的权衡：企业购买的作为保险的流动性越多，投资在非流动性资产上的越少。换言之，企业可以选择较大规模的期限错配（较多长期非流动性资产以及较少的短期流动性资产），也可以选择稍小的但是更安全点的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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