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纳夫，俄国人。1921年来到上海，在一家英文周刊工作。1922年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任会审公堂巡捕。1929年任临时法院俄语翻译。1930年被调往工部局总办处，配合费唐法官进行历史研究工作。1931年工部局总办处设立档案室，被调到档案室主持工作，成为工部局总办处第1个专职档案管理员。在对档案整理编目的同时，还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编写出版《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上海工部局与华人》等专著。卒年不详。 

      朱华，史学硕士，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副校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的研究与教学。有一定的专业英语笔译经验。译文《商民协会的解散与党治的失败》、《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曾分别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第24辑。

       译序

       本书是郭泰纳夫继《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之后完成的第二部有关上海公共租界的专著。作者称，它就是《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的姊妹篇，尽管书名有别。

       本书写作于五卅运动爆发之后。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是公认的中国大革命序幕，因为它确实史无前例地震撼和打击了列强在华势力，尤其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制度。对本书作者而言，这场革命风暴并非突如其来，毫无征兆，但其态势的凶猛和条约列强的惊恐畏葸，仍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按照作者的说法，“几十年合法行动与先例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在几个月内就面临着毁灭的威胁。”因而，解释这场运动何以发生，又为何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就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任务。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书的主体，主要围绕着五卅运动的前因后果展开。其中包括，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成长和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对直接构成上海中外矛盾焦点的一系列租界政策进行回溯和解释，即租界扩张与越界筑路问题，印刷附则问题，增加码头捐问题，交易所注册问题，童工问题和华人参政问题；同时，还用超过两章的篇幅，论述五卅事件本身及有关的中外交涉过程。从这个意义而言，此书也可算作一部五卅运动的别史。尽管作者并未像当代学者习惯的那样，建立起一个能清晰说明其观点的理论或解释框架，甚至并不试图全面介绍五卅运动，而且，他的基本观点和诸多具体论断，无论从事实的角度或价值观的角度来看，都完全不能成立，但是，作者不加掩饰的租界立场及由此而决定的考察视野、论述角度及内容的选择，仍比较清晰而且系统地反映了当时租界外人对五卅运动起因、动力、性质及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这也是全面考察五卅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对上海租界史乃至整个近代史的研究而言，均不失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就一定意义而言，这是一份上海外人社会对待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态度的珍贵样本，是今天进一步思考、理解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照物。愿意思考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启示。例如，上海资产阶级及当政各方对五卅运动的态度，长期饱受诟病，但在此书看来，他们却都要对运动的发生承担责任。作者发现，“头脑冷静的生意人”、“华人银行家这种最认真的生意人，”都加入了愤慨的行列，甚至张作霖也承认上海事件是对中国的公然欺凌，尽管有点勉强。实际上，上海外人的对华态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有待揭示的重大课题。例如，本书中一方面竭力抨击国民党、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所谓排外煽动，同时却又坦然承认，孙中山和共产党对列强、军阀的抨击，“得到了中国政界和社会各界几乎所有人的认同；” 甚至认为五卅运动“获得了商人、工人和上起大帅、下至士兵的军人的承认和支持。它的目标获得了政府的认可，政府宣布这些目标是合法的和高度爱国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喋喋不休地反复证明以治外法权为根基的租界制度的合法合理，并一再冷嘲热讽列强对华政策的软弱，最终却又表示，外人现在应该放弃对条约特权的偏爱了。应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显然仍须学界的努力。

       本书的第二部分比较庞杂。其正文三章，为公共租界鸦片政策专题史，对工部局及会审公堂的鸦片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解释。其附录，则为前两部分有所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虽然并不属于孤本秘笈，却历来很少得到关注，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六国委员有关五卅事件的调查报告，迄未见有中文著述引用；工部局童工委员会编制的上海部分工厂名录，因系来自实地调查，或可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工部局有毒药品销售委员会的报告及所拟禁药清单，亦为中国禁毒史的有用文献。

本书的第三部分为中国部分法律文献汇编，原意是便于法律实务人士参考使用。今天的读者并无此种需求，且均有刊本，故全部略去，仅存其目，以现作者用意和眼界。

       需要重申的是，此书同其前篇一样，并不属于严谨的学术专著。缺乏清晰的体例和错讹频繁一如其旧。如：目录页的章目和正文章目时有出入，引文注释和日期记载的失误屡见不鲜。而且，有些论断明显缺乏依据，或者建立在明显错误的事实基础上。

        本译著系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外语文献中的上海（1843-1949）”（编号：11&DZ102）成果之一。为了便于研究者的参考利用，译文采取尽量遵从原文及原文格式的原则。对所发现的史料征引错讹，如不直接影响阅读，一般不予更改，仅用译注提示。至于作者个人观点或学术见解的明显失当，如征引谣言之类，相信读者自能明鉴，一律照原文译出，而不加提示。对原著引用的文献，凡能找到中文原本或权威中译本者，均直接转录中文，并用译注提示出处及与原著英文本的出入；各种依据《中外旧约章汇编》的条约，则不再分别注明。外国人名、企业及租界机构的名称，均从习惯译法，主要依据黄光域编《中国近代专名翻译词典》和《申报》；未查到习惯译法者，则按新华社编译名手册音译。书末附有译名表供读者检索。所有的中国人名、企业和机构名称，主要依据中文报纸的报道；有些原文仅列姓氏的人物，用括弧增补了名字；未能确认的人名、企业名，则取音译并标注原文。由于原文的中国人名、企业名译法五花八门，这种回译无法靠谱，请读者谅鉴。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的书名。Municipality通常指拥有自治政府的行政区或自治体，如城市、镇、村庄；亦可指这种行政区中的自治政府，故常有学者将本书书名译为《上海工部局与华人》。译者认为，从本书实际内容看，似乎还是宜译为《上海公共租界与华人》。另外，本书的“上海”一词，往往专指上海公共租界。在可能影响理解的情况下，译者用括弧加注了“公共租界”。

       译者英文程度有限，亦未受过专业的法学训练，译文讹误失当之处，恐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第一部分

上海公共租界与华人（1843-1927）

前言

第一章 上海和中国政治，1919-1924

第二章 上海和中国政治，1919-1924（续）

第三章 租界扩张和越界筑路，1844-1905

第四章 租界扩张和越界筑路，1905-1916

第五章 租界扩张和越界筑路，1916-1926

第六章 租界的出版立法，1903-1925

第七章 租界的出版立法，1903-1925（续）

第八章 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1845-1925

第九章 童工问题，1922-1925

第十章 上海和中国政治，1925

第十一章 上海的中国政治，1925（续）

第十二章 工部局的华人代表，1905-1920

第十三章 工部局的华人代表，1920-1926

第十四章 归还会审公堂和上海临时法院成立，1925-1927

第十五章 会审公堂中的政治案件，1925-1926

第十六章 会审公堂的民事和刑事实务，1925-1926

第十七章 民生伞厂案

第二部分

上海的鸦片问题

1、工部局的鸦片政策，1906-1914

2、工部局的鸦片政策，1914-1926

3、会审公堂的实务和工部局的鸦片政策，1864-1907-1926

附录

工部局、公董局和中国海关协定备忘录，1899

童工委员会报告，1924

上海雇佣童工工厂名录

香港的工业童工，1922

中国政府关于童工的暂行规定，1923

外交委员会报告，1925

五卅司法调查报告，1925

约翰生法官报告

须贺喜太郎报告摘要

高兰爵士报告摘要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动员令，1926

会审公堂部分适用规则，1926

上海工部局麻醉品有毒药品销售委员会报告，1923

所拟麻醉品有毒药品销售规章，1923

第三部分（存目）

本书译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