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末科进士群体的作品。这一群体所拥有的独特的历史魅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体现。本书对于中国末科进士群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特殊群体。
清末，中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其中，废除科举制度、倡办新式学堂，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荦荦大端。于是，有这么一群人，相继搭上了中国科举的末班车。
他们就是1898年戊戌科武殿试题名的141名武进士、1904年甲辰恩科文殿试题名的273名文进士（另有15名文贡士）、1904年甲辰恩科翻译会试中式的2名翻译进士。
先是1901年废武举。永远停止武科，虽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仍有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和决策过程，但却拉开了颠覆科举体系的帷幕。此举终于使那些通过花拳绣腿谋求功名的花架子们，没了任何指望。此后，若从军报国，就得到军事学堂苦读苦练、学习真本领，以提高抵御外侮的能力。
1905年，清朝统治者终于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和朝野有识之士的百般呼吁下，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按照既定计划，1900年为庆祝光绪帝三旬万寿，确定1901年为辛丑恩科会试。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原计划被彻底打乱。后改为1903年借闱河南贡院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即癸卯科会试。1904年本为甲辰科会试，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1903年上谕：“着于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其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即归并丙午、丁未科举行。”这就是甲辰科被称为甲辰恩科的缘由。丙午、丁未分别指1906年、1907年。甲乙正科一废，基层科举考试自然也就因无所遵循而无疾而终了。因此，甲辰科文进士和翻译进士，就成了中国最后一批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了。
按说科举革废之后，进士、举人等科名也就从此作古了。实则不然，从1905年至1911年，留洋毕业生、国内新型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办学、防疫有功人员，有不少又被清政府赏给了进士、举人等出身。此举可视为科举制度的惯性和余波。那么，在这刹不住车的7年间，赏给进士知多少？经考析，得出了一个有别以往的结论，即：赏给进士共计263名（包括赏给进士学位2名），又特赏翰林院检讨1名。其中赏给游学毕业进士184人。这类获赏进士又有“游学进士”“毕业进士”“钦奖进士”等多种称谓。
本书的研究重点就是对这些进士生平履历予以考察，而且试图把末科进士参加科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搞搞清楚。
一是对于末科武进士群体，此前尚未系统研究过。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对于此科武会试中额及武进士人数，均载为不详。若研究末科武进士的生平事迹，必须先搞清楚其姓名籍贯、初仕除授等基本问题。由于《上谕档》《清实录》并未开列末科武进士等第，1979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007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也不载武进士题名，因此，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可做。在检索到的两种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武科进士研究》《清代武进士仕途研究》）中，均未提及末科武进士的基本情况，且均未将末科武进士作为研究对象。这也表明，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空间很大。此次进行了整体缕析，可对这个群体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了解。
二是此次编制的末科文进士基本履历表，所涉内容是迄今相对最为具体的。
三是到底有哪些末科文贡士未覆试、未殿试？又有哪些前科文贡士补覆试、补殿试？此次经过反复揉搓，已水落石出。
四是末科文进士中式后的授职情况比较复杂，研究空白较多，本书以较大篇幅对此进行了探查。
五是对于末科翻译进士（包括1903年癸卯科翻译进士），此次发现了以往记载中的明显遗漏，确认此两科的翻译进士共计6名，并对其事迹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这也是以往从未涉及过的，或可对2007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等科举工具书所载提供有益补充。
六是对于废除科举之后的获赏进士总人数，已见记载不一。由于《清实录》存在误载，导致长期以讹传讹（如徐景文被改给举人的上谕一直未引起重视），此次通过重新统计，予以正误。
七是发现了《上谕档》《清实录》中存在的多处相关问题，包括明显的误抄误载以及容易产生歧义的漏抄漏载。对于这些问题，已在书中一一指出并予以适当考析。
而对于末科文武进士来说，其初仕、除授后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白话报》1904年3月17日第7期《康茂才投军》中，指斥进士出身的桂平县知县贾保国：“荣登进士为官长，曾工八股善文章。练成奴隶新思想，不顾民隐顾荷囊。”这段唱词是否对于风光无限的进士群体有所偏见呢？可见，通过梳理末科进士人生脉络，展示其建树和成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更具有社会意义。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有言：“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
诚如斯言。废科举后，他们在剧烈动荡的时局面前，额手庆幸之余，福祸未知，不免忐忑。此后，他们的命运确实各不相同。虽然他们走的都是科举这座独木桥，但由于全凭科举等第授职，其人生道路从此大相径庭，甚至有霄壤之别。比如：有幸被钦点翰林者，总能占得先机；出洋游学毕业者，多受重用；混迹中央各部者，因见多识广，不乏发展空间。而被发往各地的即用知县，大多只能长期扎根基层了，但他们如果能心系百姓、廉洁奉公，一样备受尊重。还有少数进士，因自身健康、家庭变故、目光短浅、抱残守缺等原因，未能把握住通过考取进士改变自身境遇的良机，也未能为国家和民族发挥更大作用。这都很令人感叹。
但科举绑定身份，只是表面现象，绝非一成不变。纵观末科进士的命运，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能否秉持民族大义、能否符合时代发展需求、能否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绝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在官场上混得多滋润、官儿当得有多大。如果单纯地把末科进士曾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担任的议长、总长、督军、省长、司令、将军、主席、部长、厅长、局长、县长、秘书长、行政院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作为评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尺，就很可能会失之偏颇。
在文教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是末科进士这个特殊群体中的最显著特点。投身教育是末科进士的主要选择之一，校长、教授等教育家多达数十人。另如余维翰曾是毛泽东的老师、竺麐祥曾是蒋介石的老师。诗文书画则是末科进士的强项，有成就者不胜枚举，尤以末科翰林书法最为人所称道，时有“工书负盛名，求者遍天下”之誉。其中，成就较高者，如谭延闿的书法、姚华的绘画、汪士元的书画收藏、刘启瑞和沈秉乾的古籍收藏、黄远生（即黄为基）的新闻通讯写作、王季烈的昆曲研究、苏舆的国学研究、陈焕章的孔子研究、金梁的清史研究、商衍鎏和朱汝珍的科举史研究等。而沈钧儒等是知名律师、许业笏等是知名居士，还有金石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翻译家、法学家、外交家、实业家、慈善家、工程学家等，总之是遍及很多领域。
如果末科进士能够适应形势、与时俱新、勇于突破，还是能够在时代变革中大有作为、引领潮流的，犹可谓“若得个中意，纵横处处通”。末科进士中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他们是在清末社会大变革中参加立宪运动、加入同盟会、投身保路运动、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们是在民族危亡面前保持民族气节、勇于抗日御敌、誓死不偷生屈节的爱国者；他们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拥护者和建设者。他们在人生轨迹出现重大转折时，不仅判断得清、把握得准，而且具有为国纾难的坚强意志，堪为有识之士。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在各个重要历史节点，总有个别末科进士成为政治上的糊涂虫、时代的绊脚石。有的甚至开了倒车、起了副作用，堕落为民族罪人。如主张复辟者有之、拥护帝制者有之、罔顾正义者有之、背弃民族大义者有之。而最为人所不齿的，就是抗战期间充任伪职、卖国求荣的王揖唐、叶先圻及末科贡士高步青等汉奸。其投敌附逆，助纣为虐，伤天害理，史载明确。其奴颜媚骨、卑躬屈膝、觍颜事敌，尤为可憎。这些末科进士中的败类，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也就是说，进士出身固然可喜、固然荣耀，但并非决定其人生路径、命运走向的最关键因素。末科进士金榜题名后，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但绝不意味着不可逆转，命运总是时时掌握在自己手中。梳理末科进士的生平事迹，如果着眼于其人生抉择，探究其对前途未来的把握，就很有历史借鉴意义。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耆宿。邵从恩被誉为“和平老人”。抗日战争时期，邵从恩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1944年与张澜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1946年代表无党派人士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和内战政策。其于1949年10月1日晨5时病逝于成都，殊为遗憾。但仍有部分末科进士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令中华民族无比光荣的历史性一刻。他们在欣喜之余，都以此为荣，且竭力虔心地发挥余热。
他们之中，大多数被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有的也担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已知商衍鎏相继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钱自严（即钱崇威）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张宾吾（即张名振）为四川省文史馆馆长。杨巨川任甘肃省文史馆首任馆长，第二任副馆长为王烜。邢端、戴宝辉、钟刚中、陈宗蕃、陈继舜、白葆端、关赓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高振霄、濮文波、曹元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方兆鳌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曲荔斋（即曲卓新）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末科贡士邹鹄为江西省文史馆馆员。
“生前有文章而传，老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末科贡士林骚1953年去世时，泉州人民政府致送的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仍健在的末科进士还包括唐桂馨、季龙图、刘启瑞、程天锡、沈秉乾等，已知超过20位。他们无不为人民当家作主、从此天下太平而鼓舞欢欣。
末科进士中的杰出代表是沈钧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63年沈钧儒逝世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悼词中高度评价其光辉战斗的一生：“沈钧儒先生出生于封建家庭，受旧社会教育，从科举出身。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追求真理，要求进步，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受锻炼和考验，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之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一生。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那么，最后一位健在的末科进士是谁呢？已知有两位卒于20世纪70年代，即：张名振（1884—1970）、曹元鼎（1876—1971）。而末科文进士殿试题名时的最年长者为任嘉莪、张应济。已知1904年甲辰科殿试时，任嘉莪、张应济均为“年五十三岁”，即均生于1852年。他们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这表明，末科进士群体的在世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个甲子。而他们的影响更是深远的，如今仍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其独特的历史魅力，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也正是本书不遗余力地挖掘其历史内涵的意义之所在。
王勇则
2016年10月20日
提标右营参将镇守上海城防
末科武进士陈发兴，原名为倚，字发兴，号豹臣。生于1871年。江苏阜宁县复兴庄（今属射阳县）人。
《申报》1897年11月24日第2版《江南丁酉科武乡试题名录》载“陈发兴，阜宁，生”。可见其于1897年江南武乡试中式武举人。但《申报》1898年11月所刊《戊戌科武会试官板题名全录》《戊戌科武殿试题名录》，均载其名为“陈发英”。1932年版《阜宁县新志》亦载陈发兴，且载陈发兴官至“上海参将”。1994年版《上海军事志》则载其名为“陈癸兴”[《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现经慎重比对史料，可以认定，陈发兴之名不误。“陈发英”“陈癸兴”均为误载。
《武进士陈为倚》载陈发兴事迹较详[陈凤岳等供稿、张兆言搜集整理：《武进士陈为倚》，江苏省射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射阳县文史》第1辑，1987年版，第112—117页。参见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盐城人物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0页；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第90卷《人物志?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42—643页。]。据此文载，陈发兴“武艺超群，力能举鼎，又兼忠诚正义、侠肠傲骨”。“光绪十八年（1892），陈为倚改名陈发兴，考中武秀才。次年下南闱，经省试，考中武举”。此载陈发兴中举年代有误。
1898年，陈发兴取中武进士后，钦点蓝翎侍卫，“以都司用，换戴花翎，随后荣升三品带刀侍卫，负责守卫皇家紫禁城的后宰门。后来，调他至南京两江总督端方帅府候缺，同时在江南陆师学堂补习新的军事技术。”1908年，经端方保奏，“加陈发兴为副将衔，署理江苏上海参镇府，任江南提标右营参将”。“相传，所送接风银三万两，分文未收”。“陈发兴在江南任职期间，一如既往，清正廉明，耿直无私，克勤克俭，等同百姓，故不久即为同僚所妒，屡遭谗言，直至降为淞江游击（《阜宁陈氏宗谱》）”。
又据《武进士陈为倚》载：“宣统元年（1909），他毅然挂印辞官，回归不仕”，“及至离职归里，按朝廷规定，凡三品以上官员退居，可在自家门前建府门，以示‘恩荣’，于是专拨一批帑银给他。他辞谢说：‘家在农村，哪里需要什么府门？’又将这笔建府帑银如数退回”。“在家乡乐守田园一十八年的陈发兴，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初七日，终因患脚疾染败血症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陈发兴族弟陈为轩撰《祭陈发兴文》曰：“将星忽殒，无端摧及第之花；骏骨长埋，何处觅返魂之草？”“岭上孤松总含哀韵，门前流水亦带愁声。”“或谓：英姿倜傥、傲骨嶙峋；幼习文韬、壮储武略。箭穿七札，由基命中之才；弓挽百钧，乌获复来之誉。”“矢志靡他，弗逐中原之鹿；安居乐素，直追上古之民。此退隐之志不磨，是可悲也！”
笔者再经缕析史料，可对以上所载略作补正。
1903年，陈发兴离开蓝翎侍卫岗位，赴南洋学堂就读。《申报》1903年12月22日第10版《金陵官报》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分发南洋学堂蓝翎侍卫陈发兴到，由京来”。
……
新书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