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稿细微地剖析近二十年来中国第六代导演的20部代表作，对其美学特点和意识形态内涵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于理解这一代导演坚持电影的艺术抱负、对中国现实的反思、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提供了辩证认识的方法。作者不从俗见，运用西方分析文本和历史阐释学的方法进行写作，具有全新的风格和锐利理解。

      《左右》（2007）

        导演: 王小帅 编剧: 王小帅 主演: 刘威葳 / 成泰燊 / 张嘉译 / 田原 / 余男 / 高圆圆 类型: 剧情 官方网站: http://blog.sina.com.cn/leftright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07-05 / 2008-04-01(中国大陆) 片长: 115 分钟 又名: in Love We Trust / Left Right 2008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得了最佳编剧银熊奖. 2008年 Shanghai Film Critics Awards(Film of Merit)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的社会美学 2008年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的《左右》表面看上去是伦理片。剧本改编自发生在2006年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社会新闻曾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39岁的阎英做了一个常人不可理解的决定：再怀一个前夫的孩子，生下孩子用他/她的脐带血来救身患绝症的大儿子。当时前夫没有同意，因为“我俩已经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什么感情”。的确，两人原来从认识到结婚仅两个月，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由于两人性格不合很快分开。由于儿子的恳求，前夫最终同意。 而影片的情节则是：枚竹的女儿禾禾得了白血病，普通的化疗没有很好的控制住病情，需要用兄弟姐妹的骨髓移植。为了救女儿，枚竹找到了离婚多年的前夫肖路，求他作骨髓移植，但因血型不合没成功。枚竹想到了与他人工授精再生一个孩子，用孩子的脐带血来给禾禾治病。但此时肖路早已经和空姐董帆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枚竹也已带着女儿禾禾嫁给了电脑设计员老谢。两个家庭都陷入了伦理的极大考验中。肖路无奈答应，而董帆也几经挣扎后默许。但戏剧性并未就此终结，而伦理和道德困境则越陷越深：三次人工授精失败后，枚竹“不得已”要求和肖路自然受孕。老谢显得通情达理，在明知他们暗中真作的情况下假装不知；而董帆在极度苦恼中再次默认了这个安排。   人物的社会角色与中产通俗剧 和实际发生的事实十分相似，这一故事似乎是个感人肺腑的牺牲精神的写照。影片里这种为了救女儿而强行将两个家庭搅乱，以及对于将来到的新生命的极度不公平，将爱的扭曲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确，这似乎是伦理的难题：让人“左右为难”的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的压迫，而且是对社会道德风俗的挑战。然而，似乎又不得不为。

        评论者不难看到电影是一则寓言“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一则寓言，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人们遭遇的生活危机及其化解策略的一种想象态凝缩形式。”而下列“爱的乌托邦”的读解也确实是常见见解：“在影片中，来自枚竹的母爱、老谢的继父之爱、肖路的生父之爱，以及来自董帆的对丈夫与前妻所生女儿的同情之爱，终究化解了生活中曾让他们左右为难的困窘，把他们引向新的和谐的希望之旅。这显然幻化出一种空前理想的爱的乌托邦，为充满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的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影像的抚慰”。 显然，这是一般读者习惯领会的常识性观点：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曲和谐的颂歌。 与此相佐的另一种批评认为，影片宣扬了“一种非理性的伦理观，一种打着生命旗号的伪人道主义”。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提出，影片所宣扬的大爱、“牺牲”“是一种无原则的、放弃伦理底线和生命尊严的牺牲。”这个论者愤怒地抨击道：“是不是在爱的名义下就可以隐瞒、欺骗，就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打着生命的旗号就可以转移对另一种伤害的注视？是不是只要有了爱，一切源自于人类本性之中的怯懦、自私的恶行就都有了理由？事实上，在爱之后，所有的困境依然存在，新的不爱正走出了第一步。因此，不论是谁，想要提倡爱是万能的良药都注定是虚伪的。”她敏锐地质疑说：“在接受采访时，导演甚至自己承认，如果他是老谢，他会选择退出。

       一个自己都不能相信、不能做到的事情，他却让剧中人去完成，却让观众相信这样可以解决问题，这不是虚伪吗？” 的确，作为一个“艺术品”，我们已经不能把影片仅仅看成是对于现实的简单模仿或者“反映”，而应当超越这种简单的反映论，分析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或其寓言性质。不难看到，虽然上述尖锐对立的两个批评都看到了影片的“寓言性”，但他们都建立在对电影文本表面情节的浅层解读上。我认为电影的寓意远比此复杂。要读解它，需要上升一个层次，达到理解其社会精神现象学的层次，对人物的社会角色的分析就是第一步。而这是上述两个分析都无法有机结合到文本肌体的。这仍然需要从具体（the concrete）入手。 人物的身份包含着不少象征寓意。我们看到，这两个家庭实际都是“中产阶层”。肖路是个“日理万机”的包工头，他在镜头前显露的伟岸壮实，以及其斯文的外表，比作为“知识分子”的形象上显得行动迟缓、心理窝囊的老谢显得干练得多——他是社会的中坚和顶梁柱。作为一个新富阶层，他上通下达，每天要往来工地，和工人打交道。而正是在这种百忙中，他还要处理个人琐事。的确，他曾有缺点：他的喜新厌旧、对枚竹始乱终弃而选择漂亮的空姐是今天这个阶层的人的常发问题，但这只是作为没有得到表现的潜文本得到处理。他面对枚竹的提议显得犹疑不定虽然让观众觉得他比不上枚竹高尚，但都能体谅他的难处，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在前妻和目前的爱人之间的危难处境倍感同情。 而枚竹当然是为“爱”不顾一切的中产职业女性。她的职业很特别：她是为雇主寻找租房的中介，这在旧时俗称掮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里她是为已经移居海外的主人服务，这令我们产生某些有意思的联想。这些联想借着言语的细节得以产生。“房东出国，房子未租出去”；“这屋挺奇怪，就是租不出去”。这个“奇怪”的屋子于是被她用来作为与肖路做爱的场所，我们不知道她的雇主是否知道她将屋子做了这个用途。

       虽然她说：既然租不出去，她自己租了这个房子一个月；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个可能性不大。 第三个重点人物当然是充满“理解”和爱意的知识分子老谢。他对女儿的疼爱，对枚竹行动的理解和默默支持，让人看到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虽然显得有些窝囊：解决郁闷的方式就是到楼底下的小店买包烟，一个人靠在那儿抽；但更多是“忍辱负重”：他在电话里无意中听到了枚竹跟前夫的对话，他还是选择了挂掉电话，然后假装不知道，在老婆回家的时候还能笑脸相迎，洗碗洗菜。但他的职业有些特别，是在家里用电脑办公的设计师。这个职业在九十年代逐渐产生，也许为他解决了在单位或公司受人议论的负担。 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肖路现任妻子董帆。她是“自私”的白领：执着于自己的名分，为肖路增加负担，但最后在拜访枚竹家庭后，原本希望劝退后者的她在看到可爱的女儿时（枚竹适时地不在场，留下老实巴交的老谢接待她），也“良心”发现，为“爱”作出牺牲，为自己的“不懂事”感到内疚。为了与她对感情的执着认真形成对照以衬托，导演还安排了一个同为空姐、但对性视为随意满足生理欲望的闺中密友作为她的随从和“绿叶”。 当然，并非仅仅这些白领组成这个社会，虽然他们几乎是影片中唯一受到关注的四个人。这些人既生活在社会里，当然离不开与外人打交道。肖路就要为与“不顾大局的工人”周旋而头疼。在影片开始不久，有一个持续几分钟的长镜头，镜头从高耸的搭满脚手架的高楼缓缓移下，露出他和一个手下的脑袋。这是个特写：两人抽着烟，神情凝重地望着前边。他的手下、负责人在工地监工的小工头“耗子”跟他说“跟他们解释好多遍了，没用，还是闹”。“照您说的，给他们发了一部分，这才勉强干下去，可杯水车薪啊，这两天又不行了”。

      肖路干练果断地下了指令：“绝对不能停！”就在此时，他的手机响起，原来是枚竹的电话来了。他的繁忙的外事活动被家事所搅乱。不懂事的工人阶级在这里显然是只顾眼前金钱利益，不顾大局的底层，他们与以大局为重的社会脊梁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社会的“中坚”还在另一端受气。枚竹的电话刚一结束，耗子接着问：“宏业那边怎么样了。”肖路答道“现在不关是宏业，连伟信的人都找不到了。这帮王八蛋。”原来作为包工头，他们还受不露面的开发商的指使，而后者不像他们，一点信用都不讲。与上述场景类似的一幕不久后又出现在另外一场长镜头里，他正陪着现任妻子董帆逛街。又是电话响起，耗子报告工人在此罢工的消息，他一边回答对方的关切“我不在工地，耗子那儿盯着呢”；一边指示：“你就跟他们说，钱肯定没问题。我保证他们每个人能回家过个好年。”画面转换，在商场的下电梯里，他接着给另一人致电：跟宏业那边说，再不打款肯定出事。”第三幕场景则是他直接与工人短兵交接的画面：在工地里的一处楼房里，他们说到： “我知道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我不是天天找开发商要钱吗？” “光说要钱，现在钱不到位。” “你问我要钱我得有钱啊。现在开发商不给我钱。” “我知道你跟我签的，我不是还跟开发商签吗？”“我跟你签的，我不跟你要跟谁要去啊。” “你别逼着我，你就是逼我跳了楼我也没钱给你。”

        这里与其说导演设计的对话是暴露了这个社会里大多在幕后的经济操纵者（开发商）的贪婪和无信，不如说是显示工人的无知无识，以及我们主人公的“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风貌，为他识大体、顾大局地处理自己与前妻女儿的医治埋下伏笔：他出的不仅仅是钱。 一种改良主义幻想欣快症 上述这种解读已经指向了文本的深层的暗示性内涵。但除此之外，文本还有很多细节的象征寓意。首先从对话中我们看到枚竹说“与其被动等，不如我们自己主动”；“我知道有很多问题，可是我管不了那么多”； “别跟我提人情”。尽管肖路认为 “没几个人接受得了” ，但她坚持说，这是“最保险、成功率最高”的方法。肖路自嘲道“都他妈能上电视了”。

        这些话语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社会上的热点时事和讨论，会很容易得出一些联想。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这一电影的确是关于当时流行的“和谐社会”面临的问题的隐喻；但与其说它仅仅是为“充满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的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影像的抚慰”，不如说为当时社会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而当中问题重重。 就此电影的潜文本与辅线为肖路和工人、开发商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而言，解决白血病患儿的主情节其实与其相辅相成，并且提供了一种隐含的解决方案：禾禾可以看作当时处于困境、濒临倒闭（死亡）的国企的象征，她是父亲和母亲的爱的结晶，而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话语里一向被看作国家的儿女，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而看护她的工人阶级则被称为老大哥。为了抢救它，可以不择手段：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视野中，把转卖国企、私有化（在其中解雇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工人）看作是唯一的手段，是给国企“输血”，而这和社会主义的伦理是不容的，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造也是一种“乱伦”。然而，当时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认为“这是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与其我们这样被动地等，不如我们自己主动一点。”这就像影片里枚竹里说的“这些（伦理挣扎）比起救禾禾，算得了什么？” 虽然这一读解跨度较大，其实并不勉强：八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九十年代影视剧都流行乱伦题材，而有研究者颇有见地的指出，这是和当时整个社会的焦虑和看法同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口号进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乱伦的大众心理。

       而这一影视不过是同样的焦虑的延伸：九八年左右，随着新政府上台，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采取工人下岗(减员增效)和将国企卖给私企乃至外资的私有化进程来“挽救国企”。如果将这一时代视野纳入，那么我们对影片侧重对工人的“不识大体”、只在乎经济利益、对“实业家”代表精明干练的的肖路、迫不及待不择手段的枚竹（我们须注意她和肖路同为“中介”或者掮客身份）的呈现、以及因“血型不对”输血不能而只能采取有违伦理的行为的表现，会有一番新的理解。 经过几年的改革，国企似乎转死为生，经营效益直线上升。新世纪初，“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出，国内物价平易，居民收入连番增加，在所谓“胡温新政”的初年，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气氛。于是我们看到了影片对于“左右”的态度：片头是从枚竹带着前夫肖路去往出租房准备“做爱”开始的，随着枚竹（最高权威）的指令，作为司机的肖路（具体执行者）在弯弯曲曲的小区道上忽左忽右地行驶着汽车。是“左”是“右”无关紧要，只要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一种其时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短暂的“共识”，这种共识带来的欣快症随着房价、物价的很快迅速上涨飙升、股市的惨跌、社会各方面爆炸性矛盾的多发带来的“中国梦”的迅速破碎而将消失。

       这种欣快症既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享）的认识，那么在理论上也就有所表现。我指的是崔之元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构想。批评家曹天予指出， 崔之元认为他的框架足以解读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呢? 按照邓小平的说 法,就是“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社会红利显然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劳资合股利润分享使资本家和管理层不能太富, 而工人也不会太穷。另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似乎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了一个利益主体或利益载体, 它和其他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都不存在利益对抗,“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当时这种对“小康”的向往和信心达到了某种高峰，成为海内外华人的狂欢。但曹天予严肃而敏锐地指出，“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框架，崔之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消极方面, 如腐败、不公和权贵私有化；也不能理解其积极方面,如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开发大西北等措施。”相反，“中国现状的方方面面,大体上可以从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承诺和执政党内部腐败分子(勾结国内外邪恶势力)推行权贵私有化和买办路线间的紧张关系中得到理解和说明。” 几年过去，他的分析得到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和理论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支持。

         自我解构的电影  然而，这一电影并非如此简单。它不但内部包含很多颠覆性因素，而且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因素在内。首先，对于两个生命的厚此薄彼，本身已经对抢救的正当性构成质疑和威胁。不少批评者看出这一点， 并把它认为是表达了一种有问题的的“生命观”和伦理观：它所透露出的是  1）只要活命生存，怎么都行；2）可以通过对他人的心灵伤害来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这种安排具有特别大的迷惑性，因为导演在设置伦理绝境的同时又设置了种种道德好人来解决问题，似乎因为大家都是善良的，都有对于生命的美好愿望，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这样的批评既有力，又没有看出编导这种设置在当时社会情境下的文化政治内涵（或反映的社会心理）。然而，虽然导演自己也宣称影片是关于“伦理的两难”， 我们却不可轻易把他的话当真。相反，影片内部有更多的自我解构因素。这并不是指在血型比对一时找不到配合的类型时，为何不再等待适合的类型或换一家医院再试，而“病急乱投医”，采取有违伦理道德、并且导致后现代式道德困惑的不择手段方法（这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而是指一些作为艺术家的导演不会不注意到的有争议的细节。 评论者注意到，导演“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肖路在医院的尴尬可笑——昏暗的灯光、隐晦的图片、全过程的纪录，作为片中唯一具有‘幽默’色彩的段落却流露出最为低级的趣味”。 与此观点不同的是，我不认为导演安排此桥段（采精）是为了显出某种幽默效果；相反，导演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进到伦理的绝境，包括特地包含了类似如此的恶心的镜头，乃服务于某种不能明说的特定目的：导演不会不知道将这种镜头予以赤裸展现，不但没有任何美感，而且直接破坏了影片“和谐”的气氛。

      而有意安排的“雀占鸩巢”，在主人托付的屋里（不管是否租下来）做爱，也显然有违道德。在影片结尾，导演选择一对男女在大红棉被下作爱，并将之作为电影的宣传海报，与其说显示某种喜庆气氛，不如说让“一块红布”遮掩了某种羞耻甚至罪恶（这让我们想起了崔健的《一块红布》的歌词）：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乱伦背德的举动。 导演是否真有这样的暗示？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公开声明中获得线索。如果没有这样的动机在里面，则作为艺术成品的影片包含了上述破坏其圆整性的因素在里面，作为成熟艺术家的导演不会忽略这些明显的“小”细节。——也许，电影是为未来的观众而拍。 若将其作为“和谐社会”的一曲牺牲的颂歌的主旋律影片来对待，我们必定质疑，作为第六代导演、一向被认为挑战体制的编导站在谁的立场？显然，从表面情节来看，他们要求人们基于“爱”理解“乱伦”的必要性。第六代导演并不能对宣扬以“爱”建立“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免疫——相反倒颇为容易接受。 无论是否暗藏玄机，影片都包含了上述内在龃龉。那么，破坏艺术圆整性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上所言，暧昧的情节显示了其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幻想。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伦理与进步的两难既是虚假的对立，又是在去意识形态化社会下的个体的无奈：现实中的原型还可接受社会的捐助善款（甚至还有更感人的例子：患者从海峡对岸专机送来的捐赠骨髓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电影里则没有相应情节。这种舍弃即使不是有意的（这不大可能），在这里也意味深长：个体原子化的后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不再能期待得到社会大家庭的救助（媒体上出现的救助行为只是少数幸运儿的故事），只能期待自救。

       因此，本来很容易解决的寻找合适配型的行为成为无法再等待的借口。 

       结语  如果说《青红》是以个体遭遇作为时代转折史和知识分子心理史，来对“父亲”一辈加以暴露式批评；那么《左右》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寓言叙述，它对主流意识形态颇为暧昧。这个暧昧姓也许可以从它的英文名（“In Love We Trust”）中得到启迪。如果说，在前部电影里，导演对父辈以“爱”为借口扼杀子孙一代的理想主义有所暴露针砭；那么，现在导演似乎相信了“爱”的自由人文主义话语，而未对它加以反思。第六代导演的“左右”摇摆，说明他们并非社会流行意识心态的绝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