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了阿甘本才真正认识了哲学和当代，友爱与哲学的定义联系紧密，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友爱，哲学事实上就不可能存在。本书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书：《什么是装置？》《论友爱》《教会与王国》。在《什么是装置》中，阿甘本解释了什么是装置这个概念，装置就是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点。《论友爱》中，阿甘本对爱做了解释1. 有一种纯粹的存在感，一种存在的感觉[aisthēsis]。2. 这种存在感本身是甜美的(hēdys)。3. 存在与生活之间，感觉到某人的存在与感觉到某人的生活之间存在某种对等。如此的陈述定是尼采论题的预备：存在——除“生活”外我们没有其他方式来对它进行想象。在《教会与王国》中，加入了神学的思考，讨论了权力关系问题。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曾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维罗纳大学、威尼斯高等建筑学院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欧洲研究生院等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在国际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著述颇丰，包括《裸体》《渎神》《什么是装置》《论友爱》《教会与王国》《例外状态》《语言的圣礼》等涉及哲学、政治、文学和艺术的著作。
论友爱
友爱与哲学的定义联系紧密，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友爱，哲学事实上就不可能存在。友爱与哲学的亲密程度如此深刻，以至于哲学一词也包含了philos，即朋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生的是，人们常常对此一头雾水。在古典世界，朋友与哲学家之间的这种混乱以及这种近似的同质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一名当代哲学家提出“什么是哲学？”这个极端的问题时，他肯定会以某种仿古的倾向写道，这个问题需要在朋友（entre amis）之间讨论。现在，友爱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遭到怀疑，职业哲学家带着某种尴尬和愧疚，试图与他们思想上这位令人不舒适的、秘密的同伴达成妥协。
许多年前，我的朋友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我决定以相互通信的方式来讨论友爱这个主题。我们都相信，这是仔细考察——几近“上演（staging）”——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要不然，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分析。我率先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静候回音，心里总有点忐忑不安。我收到让-吕克的信件后，我们的计划也告一段落，我不打算在这里就此项计划终止的原因或误解做出过多解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之间的友爱——我们一度认为这种友爱有助于问题的讨论——成了某种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至少暂时变得模糊不清。
一种类似的、或许清晰的不适感，促使雅克·德里达以一则神谕格言作为他那本论述友爱的著作的一个主题，这则格言通常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创造，它以一种看似召唤友爱的姿态来否认友爱：哦，朋友们，没有朋友（o philoi, oudeis philos）。事实上，该著作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作者界定的男性中心的友爱观念，一直以来，这个观念支配着我们的哲学和政治学传统。这本著作源于一次演讲，当德里达还在致力于这次讲演时，我们一起讨论了与上述格言或妙语相关的一个奇异的哲学问题。这个格言可以在蒙田和尼采那里找到，而他们很可能又得自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但是，如果我们翻开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的现代版，翻到论亚里士多德生平的一章（5.21），我们找不到这里所谈论的那个警句，而是发现如下一个看上去几乎完全一样的句子，但是这个句子的意义大不一样，远不如那个警句玄妙：“有（很多）朋友的人，没有朋友。”（ōi philoi, oudeis philos）。
去一趟图书馆，谜团就会迎刃而解。1616年，新版《名哲言行录》问世，编辑是日内瓦著名语言学家艾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在他岳父亨利·艾蒂安（Henry Estienne）编辑的版本中，我们讨论的那个段落仍然使用o philoi（哦，朋友们），卡索邦毫不犹豫地修正了原稿上这个神秘的教导，自此以后，它变得清晰明了，也为现代编者所采纳。
由于我立刻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告诉了德里达，因此，在他的著作《友爱政治学》出版时，我震惊地发现，他在书中并没有对那句话做出重新解读。如果那个格言——依照现代语言学家的看法，它是杜撰的——以最初的形式得到重新创造，那么，这当然不是因为遗忘：友爱应该同时得到肯定和废弃，这是德里达上述著作采取的必不可少的策略。
就此而言，德里达重复了尼采的姿态。早在作为一名语言学学生的时候，尼采就已经开始依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来从事研究，因此，尼采肯定很熟悉这本著作的文本史（当然也包括卡索邦的修订）。然而，对尼采哲学策略而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友爱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对朋友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因此，他所诉求的这个传统教导，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过时了（许布纳的1828年版就采用了现代版本，并且做了这样一个注，“原为o philoi，卡索邦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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