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令沧海变桑田的艺术
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东北部，有一个叫迪普斯鲁特（Diepsloot）的小镇，凡是去过的人，无一例外都会产生触目惊心的深刻印象，这里的贫穷、尊贵以及矛盾纠结的情感令人震撼。各种尽人皆知和引人注目的故事，充满了可恨可悲的绝望——街头斗殴、强奸、劫持、武力抢劫，还有暴民正义——而夹杂在这一切之中又有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在悄然无息地孕育着欢乐和希望。在这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勤奋努力和最具有创业精神的穷人，到处都是商店，经营生意的基本上是目不识丁但又聪明能干的妇女和年轻人，他们的精力和信念在其自身的命运中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在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且很少有警察出没的地方，他们每天东方欲晓时起身，整日劳作，与各种形式的逆境和困难，包括犯罪行为，以及腐败税务官员经常性的骚扰抗争着。他们在未经授权的公共土地上定居，用微薄的积蓄抑或是从朋友及家人那里借来的钱做些小本生意，而且没有可以依赖的行政保护或法律援助，这一切使弱势的他们成为暴力和不公的牺牲品。然而，他们依旧充满热情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价值和营建繁荣，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镇的美容业：店铺林立，缘于何故？
提及迪普斯鲁特令人兴奋的创业，也许最令人惊讶的现象是其高密度的理发店和美容院。如果是在好莱坞、巴黎或米兰，你必然会与那些专注于美容业的非贸易服务创办者不期而遇。然而，这是在低收入的街区里，你却随处可见美容美发店，里面的服务人员和顾客都醉心于优雅的艺术和身体的美学。置身于这个最不平等的社会中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看着他们为这些事如此倾注精力和想象力，实令人感触良多——超然于这一现象，它其实是坚韧不屈的人类精神的一个有力证明。当然，你也可以赞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V.S.奈保尔的描述，他们的这些行为举止是黑暗的虚无主义的映射。在奈保尔的许多游记中，他感叹非洲大陆悲惨的命运，常常嘲笑那里“诡异的”优先序列和人们的信仰体系。“非洲没有未来，”奈保尔曾经谈道，“正在被其居住者的繁殖所淹没。” 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并不能诠释在迪普斯鲁特这样的地区，人民创业动力背后道德追求的真谛。
针对理发店和美容院的兴起——以及就此而言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街区——有一个更具哲学意义的解释：贫穷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样，其行为举止有着崇高的理想境界，比如他们的决定不仅遵循生存的经济功利主义（收入和就业），也要符合自爱和自尊的道德标准，比如渴望“干净”、“漂亮”、“优雅”、“受人尊重”或“被人需要”。以这些理想境界为出发点，他们不希望自己完全被禁锢于当下所处的贫困的社会经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要通过不断地重申尊严而追求卓越。的确，出于南非特殊的政治历史因素，迪普斯鲁特人在以许多微妙的方式克服种族隔离的丑恶残余，这也许是以上现象的合理解释。但是冲破这段屈辱的历史留下的阴影，对美和自尊的追求主要证实了这里的人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即使身处绝望之境仍然有拥抱希望的可能。正如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所述：“璀璨的星辰只能显亮于黑暗之中。”
针对这个似乎与迪普斯鲁特不相匹配的现象，还有第三个也颇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专注于美容业的小店遍地开花是基于一个简单直接的假设，即这一领域的风险收益率较低。美容业前期投入所需的资金比其他行业低，而对这一类服务的需求即使不增长，也是相当稳定的。无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在南非迪普斯鲁特这样的小镇，极不寻常的高度密集的美容商业远不止是一种比喻：它折射出在这片贫瘠且持续遭受着过往失败折磨的土地上，有一种强烈的创业活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通过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起到了驱动作用，而有为政府则要因势利导，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和配套的机制，并鼓励产业和技术升级所需的学习和知识共享（Lin，2012a；Lin，2012b； 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以及创建企业的能力，这些企业要能够产生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凝聚社会力量，并且具备将实现自我价值与集体共同目标相结合的意识。然而，若要确保这一过程的可持续性，先决条件是国家资源必须到位，它会成为个人或私人企业努力的有力补充，能帮助他们克服外部性，解决诸如金融、基础设施、员工技能和监管环境等各种制约因素背后的协调问题。比如基础设施的缺口、员工技能的缺乏，或者为降低新生行业的交易成本所需的监管环境的不完善，等等，这些并不是单个的企业家或私人企业可以完全解决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全部的行政能力和财政资源，蜂拥而上一整套的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其他针对某个部门的基础设施，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或仅仅是随机轮训劳动力以满足行业启动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务实地考虑经济体自身的比较优势，即相对其他国家能以更低的要素成本生产出相似的产品和服务，有重点地选择、甄别，并有针对性地锁定产业。
从经济发展历史中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到，只有少数国家见证了人类本能驱动的创业精神，它们经历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促进结构转型的过程（将资源从低生产率的部门重新分配到高生产率的部门），从而不断地攀登价值链阶梯，使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缓慢而持续地伴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与此相反，经济发展历史中的失败案例主要是政府的领导人无法与私人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同并进，未能将政府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应用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环境改善，以帮助那些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体现经济自身的潜在比较优势。
像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长期以来始终引以为傲的是其小型企业的创业者和强有力的私人部门——毋庸置疑这是正确的。然而，政府的角色也是十分必要的，它起着微妙而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这一点在关于经济发展历史的文献中并没有充分地阐述。政府可以催生新的产业，或者至少能够帮助新产业转化为有自生能力的和有竞争力的经济领域，特别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合作和对接各种资源网络已成为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在低收入国家，创业驱动力和其他地方是一样强大的，但是相对发达国家，将个人努力和创造力与公共资源和政府资源对接却存在困难。这些国家往往不能确定广泛的战略领域，找不到自身潜在的比较优势，以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行政体制，去协调和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改善。这些改进会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产业自力更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这些国家处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扭曲状态，又掺杂着政治经济的种种问题，这往往也是它们不利的政策以及薄弱的体制和监管环境的结果。这正说明了为什么低收入经济体仍然存在于这个拥有共享繁荣的无限机遇的世界——这里有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角色的重新分配、贸易的整体上行、诸多地区人力资本和人才的积累，以及人口迁移和资本流动瞬息万变的格局。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成功地支持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而是实施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支持者所倡导的结构调整政策，试图消除所有扭曲——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扭曲是出自旧的发展政策的次优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对以往进口替代战略下的优先产业中的企业提供着保护——如果没有保护的话，这些企业将无法生存。但如果这些扭曲骤然间被消除，这些曾在优先产业中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将会倒闭，进而引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收缩、失业率的飙升和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为了避免那些可怕的后果，许多国家的政府就继续利用其他变相的低效率手段，将补贴和保护投向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 and Tan，1999）。于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差的增长表现和稳定性（Easterly，2001）。
在成功转型的国家，如中国、毛里求斯和越南，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渐进的、双轨的方案。政府继续提供临时补贴来保护那些旧的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与此同时，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实行了宽松和鼓励的政策。它们的整体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仍然很差，但它们的政府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创造了越来越多有利于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飞地。
不管收入高低，也无论国家当前的状况如何，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双赢的机会。即使在商业和行政管理环境非常不利的国家，仍然具有高速的包容性增长的潜力。如果迪普斯鲁特政府能够精心设计和实施发展战略，甄别出有较强竞争潜力的产业，并促使它们与全球贸易网络和价值链对接，那里的美容业店主和其他小微企业是能够茁壮成长并繁荣昌盛的。
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实现高增长率，还要在没有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维持这种增长（Hausmann，Pritchect and Rodrik,2005），从而确保创造的财富能够使最广泛的人口受益。各种扭曲很有可能会继续存在，这是避免老旧行业瞬间崩塌所必要的。政府还要对那些符合国家潜在比较优势的新行业提供有力的帮助，通过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在国内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对那些新兴产业中的先行者提供支持，来弥补他们的外部性，比如在不产生价格扭曲或造成垄断的前提下，为这些企业提供减免税惠期。
本书直指经济发展理论中最常见的误解之一——这是一种观念性的误导——经济繁荣只能发生在一个商业环境良好的地方，而且其增长是艰苦的政治改革的结果。作者诠释了即使在次优的社会制度和薄弱的物质及人力资本的情况下，经济转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及其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操作工具，以及我们在最近几年的其他论著中所阐述的内容 ，本书有力地反驳了那种基于先决条件的错误的经济学。
本书探讨了在一个低收入国家（按照低收入国家的定义，必须是基础设施条件和制度环境薄弱的国家）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可能性。这其中政府应该发挥“有为”作用，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在工业园或特区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鼓励企业进入这些产业并促进这些产业的增长。这样可以降低
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成本，同时在工业园区所提供的有限环境里，也具有充分的基础设施和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即使整体的商业环境仍然很差，某些目标行业的生产成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有了相当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政府的管理经验进行积极的投资拉动，该经济体就可以吸引到外国投资。经济体还可以生成有机的前后衔接链，这种连接对于知识和学习的外部性以及持续的成功是必要的。这是在一个贫穷国家启动动态增长的秘方。
简而言之，本书从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中得到结论，经济发展总是出现在成功发展的先决条件缺失或次优的情况下，而这一事实常被忽略。基于这一观察，本书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发展中世界的任何地方创造共同繁荣的务实而实际的路线图。它强调了一个有为政府的促进作用，揭示了公私合作最有效的模式，并且指出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远离意识形态的立场，摆脱由扭曲和不明智的发展理论（旧结构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所造成的滞后残留。
本章是本书的导论，展示了一些有关经济奇迹的故事，这些奇迹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体制环境下，都是出现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通过串连这些故事，作者旨在于更广阔的叙事背景下诠释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
演绎经济奇迹：沙漠中的绿洲
1956年，塞西尔·B.戴米尔导演的经典史诗电影《十诫》被评论家广泛视为关于《圣经》中《出埃及记》故事的杰作。电影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摩西因试图让希伯来的奴隶得到自由，被逐出埃及。法老拉美西斯认为处以死刑对于摩西而言是过于轻松的惩罚，他给摩西的判刑是“活受罪”（suffer by living）。拉美西斯将摩西逐出埃及王国，而这里曾是他们一起如兄弟般被抚养成人的地方。拉美西斯押送摩西到荒芜干旱的西奈沙漠，让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临别时拉美西斯扔给摩西一根拐杖，说这是摩西统治荒野的象征，并充满讽刺地说：“这一片都是你的国土，而毒蝎子、眼镜蛇和蜥蜴将是你的子民。去拯救它们吧，把希伯来人留给我！” 然后，摩西就带着那根具有象征意义的权杖，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摩西不但克服了沙漠中的逆境，还最终解放了自己的人民。
的确，这只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不过，即使是不信仰基督的人在两千年后来到以色列旅行，也不可能感受不到这一圣地的内在魔力。没有哪里会比内盖夫沙漠带给你更震撼的感觉，在这里人类的精神和智慧征服了“放眼便是广袤无垠的岩石和沙子，一个自史前以来始终荒凉的温床”（Auerbach，1987）。诚然，这里是地球上的最低点，在海拔 1 200 英尺以下，年均日照天数达355天，年降雨量几乎不到一英寸，白天的温度往往超过120华氏度，而夜晚可以降至冰点以下。然而，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和出口飞速增加已经长达几十年。长期以来，这里被认为是“不适宜居住的”土地，现在却是将近一百万人的家园，并且欣欣向荣的农业聚落点也是星罗棋布。从以色列的沙漠运到欧洲市场的有甜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红枣、西葫芦和牛油果等蔬果，这些蔬果的成熟期比目的地当地要提早几周或几个月。一些农民每年有三到四个收获季，每英亩的食品种植量非常之大，年产量是美国的四到六倍（Auerbach，1987）。
这些作物中许多都是基因工程种植，取用沙漠中的大蓄水层的咸水灌溉。尽管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非常不利，赤地千里、植被稀疏，而且是岩石、尘埃的土质，却能生产多种农业资源，而且正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内盖夫沙漠的棉花产量高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或者埃及；花生产量超过地理和环境条件有相当优势的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在这个荒凉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方，以色列人几十年前才决定要发展葡萄酒酿造业，现在已经生产出上千万瓶宴饮用的葡萄酒，而且用于出口。这里的温度条件极端不利，土壤缺少养分,纵然有水，也只是盐水抑或非常昂贵 ，劳动力则因稀缺而奇贵无比。可就在这块曾经的不毛之地，人们已经取得了不凡的经济成就。
然而，以色列的这一切是从最贫穷和最困难的环境中开始的，他们绿化内盖夫沙漠的卓越成就被誉为技术和生物学上的突破，也是在沙漠环境中对土地管理和水资源管理的革新。以色列的土地和水资源几乎全部都是国家所有的，这一特征在发达经济体中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以色列农业的另一个特色是具有主导地位的合作社（希伯来语：kibbutz和moshav）。虽然管理系统正在逐步私有化，合作社仍占农业产值的80%。几十年来，政府都是通过农业政策、分配配额、控制价格、抵制进口和提供补贴的中央计划等干预措施来扩大农业的生产和出口。目前消除这些政策的有关改革正在进行中，但只能逐步地进行（OECD，2010）。
那些对色列的农业奇迹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对这一切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资本密集的虚幻空想，只有高收入国家才能负担得起。几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调动资金、技术和技能，在沙漠中实现如此这般的农业成功——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相对份额已经在下降，其在总就业和GDP中的份额分别下降至3%和2%以下。然而，这个故事主要向我们展示的是，如果好的政策得以实施，有力地支持和促进竞争性产业的出现，即使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也可以实现经济上的成功。以色列通过发掘一个潜在的而不是“天然的”比较优势，成为农业技术，特别是干旱种植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军者，这是建立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以及来自国家大力支持的高成本融资基础之上的。与迪普斯鲁特小镇的人很相像，内盖夫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同样显示了创业技能、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但是，他们也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有为”政府帮助他们甄别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且排除约束发展的障碍，进而使经济由农业和资源向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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