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德国著名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早年为《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时事评论员，因持续撰文对“纳粹”进行批评，1933年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定居美国后，在纽约现代博物馆任职, 从事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研究。 

　　译者黎静，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译有《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侦探小说》导读/ 因卡·米尔德-巴赫 001 

引言 019 

领域 023 

心理学 049 

酒店大堂 059 

侦探 075 

警察 093 

罪犯 109 

转化 119 

过程 133 

结局 171 

索引 179 

译者的话 195

酒店大堂 

教堂，其现实依赖于共同体的现实，在这里，教众完成连接之工，而单个人想必无法独力完成。一旦人们踏出教堂赖以创建的关系，这个地点徒留装饰含义。如果教堂沉入无（Nichts），构建到极致的文明社会或许因此拥有了证明其非实存（Nichtexistenz）的绝佳场所，正如教堂同样证明了在现实中的联结。诚然，社会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它无法跳出自己的领域去观察，*同时，只有审美构成物有可能指出这一对应，它通过立形（Formung）令多样性得以投射。在侦探小说中，酒店大堂一再露面，它的类型特点表明，酒店大堂被设想为教堂的对映形象，前提是，要在充分的普遍性中对两种构成物进行理解，以将二者仅用于领域的确定。 

在这两个地方，人们以客人的身份出现。不过，教堂被用于侍奉人们前去与之相遇者。酒店大堂则服务于所有人，这些人在此不为与任何人相遇。酒店大堂是这样一些人的舞台，对于那被不懈追寻的，他们并不寻找，也找寻不到，是以，在这包围着他们并且唯有这包围的空间里，他们可谓是空间本身的客人。经理所代现的非人格性的“无”在此取代了“那不被认识的”（das Ungekannte），教区会众即以后者之名集聚。当教众为了充实关系而呼叫名字并尽心侍奉，散落于大堂的人们则不具疑问地接受东道主的隐匿身份（Inkognito）。他们断无关系，他们必然滴入真空，置身于现实且致力于现实的人们带着同样的必然从“无处”（das Nirgendwo）向着他们的使命飞升。 

为祈祷和敬奉而出现在教堂的会众脱离了共同生活的不完满，他们不是去克服不完满，而是心念不完满并不断将之吸纳到紧张关系中去。他们的集会是对共同体那被定向生活的集中（Sammlung）和统一，这种生活分属于两个空间：由法则仔细思量的空间和超越法则的空间。在教会之地—— 固然不仅限于此—— 被分隔的进程相遇了，法则在此发生折射却未遭破坏，而当惯性的连续性时不时地被中断，悖论性的分裂便在此被宣布为合法。*通过对会众的教化，共同体得以不断地重新组建，对日常生活的摆脱保护日常生活自身免于沉沦。共同体向其源点的回溯必须服从地点的和时间性的局限，回溯由世界性的共同体传导而来并在特殊假日里发生，这些都只是处在上界和下界之间的人地位可疑的标记，而这一地位迫使着人持续要求对在张力中被给予的或获得的进行自主的固定。 

由于低等区域的决定性特点是没有张力，因此酒店大堂的相聚（Beisammen）不具意义。尽管在此也发生对日常生活的脱离，但这种脱离不会为共同体确保它作为教众的实存，而是单纯将人物们从奔忙熙攘的非现实转移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如果他们不仅仅是基准点，他们就将踏入空（Leere）。在大堂里，人们发现自己与“无”面对面（vis à vis de rien），这里是单纯的空白，绝不像股份公司的会议室那样服务于由理性设定的目的，这些目的必要时有可能遮盖在关系中获悉的指令。然而，在酒店的停留既不提供看向日常生活的视角，也不提供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于是它制造的是一段与日常生活没来由的距离，对这段距离的开发至多可能是审美式的——“审美式的”在此意即对非实存的人的确定，意即正定的（positiv） “那审美的”剩余，这剩余在侦探小说里令非实存可供迁入。四下闲坐的人被一种对于自我创造着的世界的无利害愉悦感（interesseloses Wohlgefallen）攫住，人们察觉到这个世界的合目的性，对于与之紧连的目的却并无概念。康德对美的定义在此经历了一次实在化（Realisierung），这次实在化认真地实践了将美的定义与“那审美的”隔离并使这一定义不具内容；因为， 作为可与先验主体相比较的、被合理虚构的复合体，在侦探小说被排空的个体们身上，审美能力事实上被排除在“那所有人的”实存性特征以外，同时，它被去现实化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关系（Relation），这种关系对待自身（das Selbst）和对待素材（Stoff）一样漠不关心。* 康德本人可以不考虑先验主体这一恐怖的冲刺，因为在他看来，“那先验的”（das Transzendentale）仍会非跳跃式地进入预制的主体— 客体世界。即使在审美领域，他也没有彻底放弃“所有人”，这一点由他对“那崇高的”（das Erhabene）的确定加以证实，此即，将“那德性的”（das Sittliche）同时纳入考虑，继而尝试将被肢解之整体的残部重新接合。*在酒店大堂，与崇高性无关的“那审美的”所得到的展现当然没有理会这些向上求进的意向，而且，“无目的的合目的性”（Zweckmäßigkeit ohne Zweck）的语式也将它的内容抽空。**正如大堂是不超越自身指向（über sich hinausweist）的空间，与之对应的审美状态将自身设定为最后的障碍。只要驱动突破的张力受阻，并且理性的木偶——不是人类——息了忙碌，这道障碍就拒绝被冲破。可是，终结于自我的“那审美的”就失去了根基；它遮盖本应由它指明的“那更高的”（das Höhere），而它所意指的只是本己的空虚（Leerheit），按照康德定义的字义，这种空虚是一种单纯的力的关系。只有当它有所侍奉，只有当它投入与它自身无关的张力而不是要求自治，它才能摆脱毫无内容的形式的和谐。如果人的自我定位超越了形态（Gestalt），美也才可能成熟，是一种充实了的美，因为美是结果而不是目标——然而，当它被推选为别无结果的目标，徒留美的空形式（Leerform）。无论酒店大堂还是教堂，对于在它们中表达其合法要求的审美意义都做出了回应；不过， 在教堂，美拥有的是一种用以自我指证的语言，在酒店大堂， 美兀自缄默，而且它明白，找不到他者。在品味高雅的俱乐部沙发里，着意于理性化的文明走到了尽头，相反，教堂座椅的装饰源自赋予它们启迪含义的张力。表达侍奉之意的赞美诗于是翻转为集锦曲，那旋律助长纯粹的虚无，而礼拜凝为爱欲， 这欲望没有对象，四处游走。 

…… 

在酒店大堂，平等建基于与无的关系，而不是与上帝的关系。在这里，在无关系（Beziehungslosigkeit）的空间里，环境的更替不允许留下目的性的所为，而是因自由之故为其加上括号（einklammern），这自由只能自我意指并因此没入放松与冷漠。而在教堂，人的差异降格为暂时现象，差异又被严肃拆穿，在这严肃面前，定义的确然性却步，如果一段没有指向的逗留没有发出任何呼求，它就会引出单纯的游戏，这游戏刚好将不严肃的日常生活推升为严肃事物。齐美尔（Simmel）将社会定义为“社会化的游戏形式”*是完全有道理的，只是，这个定义仅止于描述。这是在酒店大堂里现身的人物们在形式上的一致，意味着一种平等，意味着排空，不意味着充实。自奔忙中抽身，人才真正赢得与“本真”生活之特殊之间的距离， 然而又不用服从某个自上而下对那些固定（Fixierungen）的效力范围进行限制的新使命；于是，在不确定的“空”里，人无助地消散为“彻底的社会环节”，这个环节多余地站在一旁， 一旦开动，又麻醉不止。可见，本已是非现实性的相聚这回的失效非但没有把现实拉上来，反而向下滑入无差别的原子们更加不现实的混合物，显象世界即由这些原子构筑。如果在教堂出现的造物明白自己是共同体的承载者，那么从酒店大堂出来的就是没有本质的基本要素，合理性的社会化本源就要追溯至此。要素近于“无”，它的形成相类于抽象的和形式的一般概念，逃脱了张力的思考错以为可以借着这些概念领会世界。这些抽象物（Abstrakta）是在关系中接收到的一般概念的倒像（Kehrbild）：它们从“那无法理解的被给予的”那里夺走可能的内容，没有通过归位于在上的固定而将这内容举入现实；它们与被定向的所有人无关，后者将世界握在手中，与它们迎面对立；说得准确些，它们由先验主体设定，后者令它们分沾无能，这无能正是先验主体因僭称创世而陷入的无能。随性飘荡的理性隐约意识到了它的制约性，尽管它接纳了上帝、自由和不朽的概念，却与它所发现的那些同名的实存性概念并不相同，而范畴律令当然不是源于道德判断之指令（Weisung）的替代物。无论如何，这些概念交织成了体系，这事实确证，人们不想排斥已经遗失的现实性；只不过，人当然没有握住现实，因为人用以寻找现实的手段是已经宣布与现实脱离关系的一种思考。只有当理性除下面具并冲入不再是在上固定之保护色的任何抽象物的空，只有当它放弃诱人的协调且自身也渴望概念，理性的孤绝方得圆满。对理性而言，一直作为“那无条件的”就唯有如今得到公开承认的“无”，在“无”之中，理性自上而下地极力创建它不再有力挽留的现实性。对于处在张力中的人们而言，上帝成为创造的始与终，全然走入歧途的智性于是用“零”（Null）制造出形象充盈（Gestaltenfülle）的表象。如果智性有意从最接近“零”的“那无含义的—普遍的”（das Bedeutungslos-Allgemeine）手中夺走世界，“那无含义的—普遍的”就从“无”中脱离出来，以应导出某物（Etwas）的必需。至于世界，只有得到真正被经验到的“那普遍的”（das Allgemeine）的解释，世界方才是世界。令“那多样的”得以贯彻的诸关系被智性归为能量总概念，稀薄的一层几乎无法将这个概念与“零”区分开来；或者，智性盗用历史发生的悖论并将“被平准的”（das eingeebnete）理解为单向度时间里的进步；又或者，它状似违心地将非理性的“生活”升格为实体的尊严，以从所有人的存在所释放的剩余里重新获得限定，并最大广度地冲破这些领域。如果有以上对“那现实的”（das Wirkliche）最外在的还原（Reductionen）作为基础，人—— 齐美尔的生活哲学所确认的人—— 就获得了一幅有关在上领域地之诊断的讽刺画，此画之无所不包毫不亚于在“上帝”或“精神”等字词的传扬中得到的那幅画。不过，与滥用已然无法被理解的范畴相比，动用空的抽象物明确地宣告了脱离张力的思维之事实的立场（faktische Position）。被耗空的术语将差异逐出零的单调， 与这些术语对应的是酒店大堂的访客们，他们令个体消失在社交面具的外围式平等之后。访客们寄身于礼服之中，借此取消了不确定的特殊存在，而在教堂，特殊存在让位于站在上帝面前的人们的那种不可见的平等，以此平等为出发点，特殊存在完成对自我的更新和确定。人们的交谈没有目的地指向虚无的对象，因此人们在交谈的外部性中相遇，交谈之平常琐碎只是对祈祷的反映，而祈祷是向下指出人们在不经意间规避的。酒店大堂对于保持安静的强制要求并不逊于教堂，这表明两个空间里的人们都自认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威尼斯之死》（Tod von Venedig）* 对此大概是这样描述的：“房间里笼罩着庄严的寂静，那是大酒店才有的抱负。正在服务的侍者们脚步轻柔地在四周走动。茶具的碰撞声，只言片语的交谈，这便是人们听到的一切。” 这成为惯例要求的寂静毫无内涵的庄重并非出自也许处处可见的彼此体谅，而是效力于消除差异；这样一种寂静脱离了制造差别的字词并强制人们进入面对着“无”的平等，交织着空间的声音或许就在这平等中被吓跑了。反之，在教堂里，缄默意味着冥想被张力绷拉的自身，对人说出的字词被抹去只是为了解放别的字词，这别的字词，无论是否已经被说出，都超越指向人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