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出生于工人家庭，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加入“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后任《国际社会主义》杂志记者和编辑；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本书为其代表作。
新纪元的幻象
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热情宣扬开启了20世纪，随后发生的一切似乎证实了伯恩斯坦对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平等和全面繁荣的预言。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这一主题再次主宰了安东尼·克罗斯兰等政治家、丹尼尔·贝尔等政治理论家和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作品。1990年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直至1990年代末，安东尼·吉登斯依然坚持认为，左翼、右翼之分早已成为历史。如果身处所有可能的美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一切还没有达到最好，那么只需一些微小的改变就会令其变得完美。
然而，对大部分人而言，20世纪的生活现实在许多方面就像历史上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恐怖。进步的步伐带来了鲜血横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贫困潦倒；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践踏整个欧洲；斯大林在苏联建起了古拉格集中营；日本在南京和上海肆意屠杀中国人；整个欧洲在1940—1945年间集体陷落灭亡；孟加拉发生饥荒；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从地球上抹去；持续近三十年的越南战争和长达九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令民众苦不堪言；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有一百万人死去，第二次海湾战争又夺走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阿根廷的暗杀团杀死了数万人；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塞拉利昂和阿富汗的血腥内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工业发展经常转化为机械化战争的工具——甚或更恐怖者，在大屠杀中变成机械化谋杀人民群众的工具。与20世纪中期相比，20世纪末也没有展现出一幅更有希望的图景。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在20世纪“追赶并超越”“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结果却发现梦想正逐渐远去，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俄国。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均收入在三十年内持续下跌，从而被世界和历史遗忘。内战继续折磨着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刚果-扎伊尔。随着1930年代纳粹的兴起，出现了“种族灭绝”的字眼，而1990年代的内战则创造性地添加了一种新说法：“种族清洗”。
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曾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允诺：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永享无尽的闲适、阶级分野逐渐消散，首先于1890年代、继而于1950年代，已被先后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虽然大多数经济体在大多数年份里的经济产量都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率只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长期繁荣时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美国，人们的时薪或多或少持续下跌。在欧洲，统计数字显示，虽然工资持续增长，但有充足证据表明，这些增长被改变工作方式造成的间接开支（从家里到工作单位的路途更长、交通费上涨、日益依赖快餐和冷冻食品、育儿开销越来越贵）完全吞没，“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从1950年到1970年代中期持续上扬，其后便开始下跌。人民的生活当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就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那样。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越来越长，工作也是越来越难找，工作压力更是持续上升。1996年，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1976年多了一百六十四个小时，这相当于一年中多工作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接一个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感到工作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衰退和劳动力“裁员”反复出现，即使在“经济复苏”时期也是如此，致使自1930年代以来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产生了程度不一的不安感。在1970年代声称不安全感已被埋进历史故纸堆的主流政党，却在1990年代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所谓“新的全球经济”，不过是以往左翼用语“国际资本主义”未公开承认的变型而已。
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遍贫困，以及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背后，还有事物的另一面。财富日益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1990年代末，三百四十八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在一起，相当于全世界人民总收入的一半。1999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四年内，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翁的财富翻了一番。1960年代末，世界上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比是30∶1，1990年这一比例达到60∶1，到了1998年则为74∶1。大部分富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1980年，美国三百家规模最大的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的收入，比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二十九倍——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变为九十三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人数很少的统治阶层也在期望过上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富人的生活，他们在西方银行存入数百万美金，准备一旦祖国发生动乱，这笔钱可以成为其日后富足生活的保证。面对社会危机，世界各地的统治阶层往往都是不断地聚敛钱财，试图以此来保障自身与社会动乱绝缘，而不关注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破坏。某些人从国家税收中中饱私囊而致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引发危机的典型特征，这种做法只会加重危机的长期趋势。20世纪最后十年，从国家服务中谋取私利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则会产生无法避免的长期影响。
伴随着卷土重来的不安全感和反复发生的经济衰退，一种显然自二战结束后就已深埋地下的可怖之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各种变型，重又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开始变得日渐普遍，甚至是在“经济复苏”期间，法国的勒朋和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等极右翼分子还得到了15%的选票——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开始时，他们恐怕有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同样成为常态的是主流保守政党为了获取选票，不得不与谈论种族主义和种族分野者进行交易，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绝望地试图控制选举的局面。
社会主义、野蛮主义与21世纪
罗莎·卢森堡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的文字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选择，要么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要么向后退回到野蛮主义。”“我们反反复复地阅读和重复这些句子，”罗莎·卢森堡写道，
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怕的含义……我们站在令人颤抖的恐怖境地：要么是帝国主义的胜利和所有文化的毁灭，就像古罗马时期那样人口凋零，荒芜废墟，堕落退化，一片死寂；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意识斗争……这是世界历史的困境，这避无可避的选择必将打破平衡……人类的未来和文化的未来都取决于此。
在这段文字中，她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挑战资本主义必然进步的幻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新涌现的阶级促使社会转型，是取代人类“彼此抗争的阶级共同毁灭”这一结局的另一选择，罗莎·卢森堡也这样认为。众所周知，这种共同毁灭不仅出现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崩塌中，还表现在第一个“黑暗时代”、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文明的初期、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凋落，以及11世纪阿巴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危机中。此时的情况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12世纪的中国和14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罗莎·卢森堡认为世界大战是重启上述灾难的巨大威胁：“帝国主义赢得了这场战争。它那残忍的嗜血之剑击碎了天平的平衡，带着专横和残暴，坠入了耻辱和痛苦的深渊。”
1921年，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人类历史并非总是沿着不断攀升的曲线发展。不，也存在着漫长的停滞时期和倒退回野蛮主义的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并不一定能够维持在这一程度上。人类维持平衡的能力还不稳定；无法向前发展的社会就会倒退回去，如果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引领社会向着更高目标发展，这个社会就只能坠落，向野蛮主义张开怀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撰写“第四国际”的创建纲领时，托洛茨基指出了当时必须面对的严酷选择，“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下一个历史阶段就将会面临整个人类文化的灭顶之灾”。
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少数思想家，都指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逻辑：生产力变成毁灭力，人类的创造力被扭曲成非人道恐怖主义的工具。继17世纪甚至14世纪之后，20世纪成为野蛮的世纪，虽然野蛮波及的范围不明，但至少在欧洲的确如此。如果说20世纪并没有实现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最恐怖的毁灭预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彻底毁灭，那它也以最符合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描述的状况向着野蛮主义反复倾斜，统治者宁愿将整个社会拖下来陪葬，也不愿放弃自身权力——俄国内战中白军的所作所为、二战中纳粹在撤退时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动力、“冷战”时期双方阵营都试图使用会让世界变成辐射沙漠的核武器，都是清晰的表现。20世纪最后十年，整个非洲、高加索和中亚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逻辑中。在经济和社会整体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财富的碎片，彼此争斗的军阀混战厮杀，掠夺平民。除了战争灾难和经济衰退，这十年还暴露出了令人战栗的新威胁。
最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阶级社会总是显示出向环境索求过度的倾向，远远超越了维持社会人口生活的必需。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超越某一界限后，维持贪婪的统治阶级和昂贵的上层建筑的重负，就会造成饥荒和人口衰减。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发展动力，极大地加快了生态环境显示出负面影响的速度。从狄更斯和恩格斯开始，19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所作所为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空气污染、流行疾病肆虐、过度拥挤和劣质食物的贫民窟等生存环境的描述。但在全世界多达千万人参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生态环境恶化似乎只是一个地区性问题——曼彻斯特呛人的空气对英国大部分地区并无妨碍，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余地方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资本主义蔓延全世界，到了世纪末更是容纳了六十多亿人口，从而将生态灾难变成一个全球问题。权威报告显示，199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比此前任何一年造成的损失都大”，迫使两千五百万难民逃离家园，“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十亿人居住在毫无规划的棚户区，全球发展最快的五十座城市中有四十座位于地震多发带，最恐怖的威胁尚未到来。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二氧化碳日益攀升的排放量造成“温室效应”，令地球温度变高，导致无法预计的气候条件恐怕会带来可怕的暴雨，令海平面上升，进而大面积冲毁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冰箱里的氯氟烃正在吃掉地球的臭氧层，使得皮肤癌患者激增。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破坏了对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的效果。毫无节制地使用转基因农作物，给整个食物链带来了一场浩劫。与12世纪摧毁美索不达米亚粮食收成的自然灾害大相径庭，与14世纪造成欧洲大范围饥荒的自然灾害也截然不同，这些生态灾难不再是自然灾害，它们真实存在且威胁巨大。它们是人类采取特定方式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而且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
在资本主义之下，这种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通过竞争的资本组织起来——19世纪初规模还很小的公司，到了20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国有公司。竞争导致不计后果地不断寻找更多新的生产方式和更加有利可图的互动方式。有时，国家也会试图规范整个过程。但却因为它们也希望增厚国有公司的利益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国家经常认为用法令来规范和控制恶化环境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将会使本国公司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即便国家的确出手干预，也是在已经造成了损失之后，因为国家官员无法评判和预测每一个工业创新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范围。
因此，到了20世纪末，不计后果的举动产生了如此危险的后果，以至于人们开始反对所有科技进步。虽然若不是上个世纪的技术发明，根本不可能养活世界上这么多人口，更不用说将人们从饥饿和过度劳累（自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生活的常态）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应，还出现了一种采纳马尔萨斯古老反动观点的趋势，坚称全世界人口过多——或者至少说三十年或四十年后的世界人口将会翻倍，那时的人口就的确过多。然而，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虽然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八倍，但与此相应的食物供应的增长则要远远大于八倍。如果说非洲、亚洲和拉美部分地区的人民仍在忍饥挨饿，那不是食品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公正的食品分配——不同阶层能够得到的食物多少不同。
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造成的，也并非出于人口增长等原因，而是取决于现存社会如何利用技术。大体上，我们生活的地球能够轻松承受两倍于当下人口的生存压力。然而，它却不能承受越来越多的内燃机，每台内燃机每天就会产生数公升二氧化碳，只为满足巨大的石油和汽车公司的获利需求。一旦地球上的人口压力过大，持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有计划地使用技术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屈服于相互竞争的资本的盲目累积。
运用技术实现竞争性的资本积累，在战争中也得到了清晰体现。1990年代军事科技突飞猛进，令一战中的西线大屠杀、二战中东部战线的血流成河，以及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恐怖灭绝，看上去都原始得不可思议。
一方面，发展出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硬件系统。美国此时的军费开销按照绝对值计算，远远高于1950年代初的“冷战”巅峰期（虽然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算并非如此），利用计算机技术半个世纪的发展，能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发动打击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同时给敌人造成数千人甚至数十万的人员伤亡。美国也开始从北美洲以遥控导弹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以部署“星球大战”反弹道导弹（ABM）系统来保护美国免受任何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各国都开始求助于毁灭性的微系统武器。以色列等小国和巴基斯坦等贫困国家发现，它们拥有的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工程师，足以使它们进入现代计算机技术领域，制造属于自己的核武器——虽然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实在微不足道，但却足够活活烤熟邻国大城市中的几十万人。对一些国家来说，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署火力这一现象，它们至少得出了与俄国前首相切尔诺梅尔金相同的结论，“就连最小的独立国家也会寻找核武器，试图通过发展武器来保护自己”。而对那些没有能力发展核技术的国家来说，还有20世纪前七十五年中世界霸权国家发展出来的更加残忍、更加廉价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技术可以应用。
20世纪下半叶，霸权国家发展核计划的辩护者声称，他们会通过“确保互相摧毁”（MAD）来保证世界和平。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方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使用，就一定会遭到报复性的毁灭打击。但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却提醒人们，这一逻辑如何险些崩溃；1980年代，美国还通过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初次尝试失败），塑造“先发打击能力”，从而几乎彻底推翻这一逻辑。而灾难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的原因则在于，不断升级的军费开销令苏联经济无力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发现其激活反弹道导弹的技术能力还不成熟——民众的抗议增加了欧洲各国政府在其领土上维持巡航导弹的政治成本。但是，核武器的扩散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重建，令毁灭世界的威胁携带着仇恨卷土重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力量稍弱的小国再次被“先发打击”的逻辑所吸引——这是对为了避免遭到打击报复而使用核武器，从而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突然升级的一种回应。反过来这则增加了因为急切地想要控制竞争对手和力量稍弱的国家，而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不论是传统进攻还是核进攻）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没有完全实现的野蛮主义，恐怕会成为21世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任何以几十年而非几年为判断依据来观察未来的观点，都必须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将会令全世界陷入野蛮主义之中。
经济发展的日益不稳定，增加了这些危险爆发的机会。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会在一国又一国内制造巨大的政治浩劫，就像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为政党轻松崛起并掌权营造客观条件，而这些政党总是将军事冒险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在一些重要国家，极右翼力量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就是先兆。一旦这些政党有机会获得核武器，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阶级能够提供取代现存制度的可选方案，在不同的基础上开始重新组织整个社会，否则历史恐怕会以更加血腥的方式重演。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如何选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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