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是法治国家的路径选择，同时也是防止权力专横的有效手段。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使得再细腻的法律都可能存在漏洞。如何解决法律漏洞，如何保障法律能被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西方国家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欧洲大陆各国严格地限制执法者创制法律的权力，而英美法系各国则谨慎地要求法官解释法律以创造先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法律的阙如和改革开放以来激剧的社会转型，法官从被动的法律适用者变成了主动的法律解释者，法律解释也因此演变成为司法解释，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种集体的、抽象的造法模式。应该说，造法性司法解释具有解决我国法律纠纷的正当性，开创了法律解释的中国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制度，走出了一条我国法律治理的新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