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宪制作为人类历史上持久存在的制度经验，有其自己的逻辑和合理之处。但近年来社科领域特别是法学领域，对于中国自己的制度研究较少。作者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揭示了历史中国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图阐释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独有的贡献。本研究从历史中国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政治问题出发，逐一阐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构成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官僚体系、经济制度等，从而重构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1970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员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教北大法学院至今。先后独立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个人独著、文集和译著20余种。
从国家的构成（constitution）来看，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在于她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古老，或独一无二的持续至今，而在于她居然会出现。
这不可能只是某个人的天启，或某些人的刻意追求。在特定意义上，中国的构成一定是种种机缘巧合，因此是偶然。但巧合和偶然也不会是没有道理，一定有其内在的脉络或事理；其中包括了人为，因为人想活下去，出生在某片土地上，近代之前，一般也就只能在那里活下去，渴望能活得好一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存活下来了，那些人为以及其中的道理、脉络或事理，也就留存下来了。无人刻意，但因长期稳定的自然条件，即所谓“天时”和“地利”，会塑造这里的人们，在共同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形成行为互动的基本格局，即所谓“人和”。无论称其为不愆不忘的旧章，还是令人敬畏的祖制，甚至生长于此的普通人也未必自觉（也无需自觉），其中至少有些就是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就其实在意义，我称之为构成；就其规范意义，我称其为宪制。在诸多西文中，一国的构成和宪制是同一个词，意思全等。
本书关注并试图从理论上来解说中国的宪制/构成。我省略了“历史”二字对中国的限定，因为这个宪制不仅仅属于过去，它也一直影响和规定着近现代直至今天的中国。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希望以此表明，即便不是所有国家，至少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大国，其宪制是一个结构、整合和构成的事件，是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本书追求一种理论叙述，而不是历史叙述。
引论头四节讨论贯穿全书的四个重要问题。（1） 有何理由特别关注中国的宪制？特别是，如今已有许多理论，还有“宪法（也写作constitution）学”；这个“学”的意味就是说它有普遍解说力，甚至应普遍遵循。（2） 如果中国宪制/构成是特殊的，又何以特殊，有何理由说这一特殊不是刻意标榜，标新立异？（3） 针对西方历史实践塑造的宪法理论关注，挪用中国古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把中国宪制划分为相互勾连和纠结的这样三个领域，讨论为什么中国必须同时又必须分别应对这三个宪制问题。以及（4） 为什么本书称宪制，而不是更流行的宪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便利本书各章展开具体讨论，或许有助于读者整体把握中国构成/宪制问题。最后一节则概述本书的基本结构。
国家的构成/宪制难题
一块土地上有人类活动就算有了“文明”。但这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且必然地，就会出现一个或一系列政治共同体，构成一个或一些国家。即便文明古老，山水相连，有共同的祖先因此属于同一种族或族群，分享了共同或相近的文化，所有这些因素或单独或共同，都未必足以构成（constitute）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
中国人爱说自古以来。但时间并不天然有内在的说服力，相反这里的时间需要解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目前公认的古人类发源地，但古代人类的几大文明都不源于此。甚至，直到欧洲人建立殖民地前，这里一直基本是部落社会。在原生的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印度文明都比中国文明更久远，却全都早就彻底失落了；基本是近代以来，靠着外来文明的努力，甚至因外来文明的记录和保留，才算重建了与这里的土地有关，却与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几乎无关——除旅游外——的历史。欧洲文明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古希腊文明，也是如此。
中国文明早熟的说法也不成立。这只是用一些语词来打马虎眼，似是而非。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经验上不可验证的关于社会发展普遍和先验的时间标准。这其实是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进化观的产物。
曾有学者断言，中国大一统和欧洲众国分立，是因为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更易于统一。
这实在错得离谱。今日中国疆域面积是与整个欧洲相近。但若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中国远比欧洲复杂多了，交通联系艰难多了。起码，欧洲没有沙漠、戈壁、高原以及长江与黄河这类古代人类很难逾越的重大自然障碍。但罗马帝国在其最强大之际也从来不曾统一欧洲，只统治着环地中海地区。北美大平原也远比中国的华北（黄淮海）平原辽阔，但在欧洲人殖民之前，那里一直是部落社会。
而且，山水相连就更没法解说那些由沥沥啦啦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国家了。不说日本，不说英伦三岛，也不说当年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了。就说菲律宾吧，其疆域边界竟然是以一系列经纬度交汇点间人为划定的连线构成。但这也不奇怪。看看非洲许多国家的疆界，看看合众国中西部许多州/国（states）的疆界，甚至看看不齐整却隔离朝鲜半岛南北的以及当年隔离越南南北的北纬38°和17°线！然而，最挑战这一断言的会是，有些国家山水完全不相连，中间硬生生隔着他国，典型如美国本土与阿拉斯加，一战后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以及二战后俄国本土与加里宁格勒。也并不都是强国或大国，这类疆域构成的国家还曾有1956—1971年间的巴基斯坦（由今天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构成，中间隔着印度），1958—1961年间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由埃及、叙利亚以及北也门构成，中间隔着以色列、约旦甚至沙特）。
哲人、思想家或伟人的追求和努力会起点作用，但也不能夸大。“天下大同”或“世界和平”之类的愿景，即便加上政治家、军事家的文韬武略，也未必总能顶事。古希腊罗马有普适的自然法传统，据说曾影响亚历山大和凯撒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但为什么只是帝国——主要靠军事强力将各地方拢在一起，其内部缺乏持久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整合——呢？而且，这些愿景或理想其实一直都有，帝国却如小船说翻就翻了。还不止一次。近代就有卢梭，有康德，还设想过永久和平的“世界”——其实是欧洲；也有过天骄拿破仑，或许还能挂上希特勒（？）。二战之后，从煤钢同盟，都走到欧盟了，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脱欧。一代代欧洲人的努力，如飞蛾扑火，真诚且悲壮。
相比之下，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是个有模有样的大国了。我不天真，不相信西周真就全面实践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有历史记载表明，西周真还不只是这两句小雅，或一种说法。甚或，仅因后世的秦汉，界定了学人考察中国宪制的标准和参照系，西周才一直被标签为“封建”，不被视为统一的王朝。事实上西周的统一程度，在我看来，可能超过罗马帝国——想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雅言”，想想更早时候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战国时期，就有了由土地、人民和政事“三宝”构成的（诸侯）明确的国家概念，有明确的疆域（country）和文化认同（people/nation），而不只看政事或君王（state）。特别是鉴于“天子”概念本身意味着至高无上（sovereign），可以说西周已有了完全现代的国家概念了。此后中国确实屡经变革和革命，北方游牧民族或其他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乃至中外的文化本质论者爱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但也就一说罢了。旧邦维新，自强不息，中国就是一次次旧邦新造。却不只是“复盘”，几乎每一次分合，都是中国疆域的一次扩大。
但中国这个“国”，相比起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国，一直很特别。她从一开始就不是城邦，也并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邦国，也不像马其顿或罗马或蒙古那样没有多少内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整合的帝国。甚至她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位美国学人白鲁恂就曾告诫其同仁，中国“只是一个伪装成（pretending）民族国家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说法其实还不够味，还不贴切。为了本书读者，我坚持用中文的“国”或“国家”，不认为中国必须符合某个西文词的定义；但白氏的说法还是有助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表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这个统一并不限于指疆域空间。有鉴于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的发生和消失，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竟不可思议地穿越了时间长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曾以不同方式强调了“百代皆行秦政法”。但在许多方面，其实还不只是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诗句都已三千多年了，至今仍鲜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便没写进中小学课本，也没人专门教，仍不时为普通中国人传诵，甚至为普通人传唱——想想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的发生和构成？因为在这个宪制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中国之前的“自古以来”，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熠熠生辉的中国的原点或中国原型，从此注定了中国，无论是人种的、文化的、政治的或疆域的。即便有，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创世纪或大爆炸的原点，观察这个沐浴着神光的起源，捕获其精确本质，洞悉其最纯粹的全部可能以及它蕴含的此后的持久同一性。这片今天称为中国的土地，不仅经历了很多王朝，在王朝之前也曾有众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历代王朝中，有大一统的，也有分裂割据、并存或对峙的。统一治理整合了中国的王朝统治者，有来自典型农耕地区的（如秦汉），也有来自典型游牧或渔猎民族的（如元、清），还有无论血统或文化上都相当混杂的（如隋、唐）精英集团。但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地，就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看似完全异己的多元材质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构成了后代的这个中国。
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考察在东亚这片土地给定的天时地利中呈现的“人和”，也即政治学和法学视角中的中国宪制，或历史演化视角中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衍生和构成。这个共同体的长期存活足以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有令人无法拒绝和不能低估的强大正当性。
小农与大国
任何国家的，尤其是大国的，基本制度都一定嵌在该国的天时地利中。
直观上看，华北平原，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和后世中国的核心区，位于亚洲东部，面对太平洋，近海岛屿很少，相距也颇远，加之夏秋季莫测的台风，就自然条件而言，这片土地，远不如古希腊罗马及包括北非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地区便于交流和商贸。地中海位于欧亚大陆西南，不受热带气旋（台风或飓风）威胁；说是海，其实也就是嵌在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一大咸水湖；南欧岛屿和半岛很多，与北非沿岸相距不远；这一地区海上交通便利，成本低，自然风险小。因此，东亚大陆的人财物的交流以及文化交流都要比环地中海地区困难多了。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跨地区的政治社会整合和治理难度也大多了。甚至同北美大陆的平原相比，在这一地区也没有什么理由早早就出现一个以稳定疆域为基础的超大型政治文化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的出现很可能首先与农耕有关。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水土适宜，气候温和，适合农耕，从关中平原一直向东，直抵大海，这片广袤土地上早早就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由小农构成的村落。虽然高度同质，小农经济并不天然趋向形成大的社会共同体，更甭说大的政治共同体了。
传统小农其实趋向于自给自足。最基本的生产消费单位大致是男耕女织的核心家庭或略大的家庭，对土地持久精耕细作，种植粮食和桑麻（宋元之后，逐步以棉花替代了麻），养殖不多的家畜、家禽，偶尔或还有渔猎。甚至男耕女织的描述也太粗略。至少，在中国的小农家庭中，几乎所有家庭成员，包括老人和儿童，都会以人尽其力各尽其能的方式参加家庭财富和福利的创造。何止是“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甚至光屁股的牧童或渔童都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了家庭的“生产劳动”。这里的引号意味着，这些行为其实无法接受现代人的本质化界定，对儿童来说，所谓的生产劳动既是农人的生产、生活和合作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也是游戏和玩耍。小农家庭是当时农耕社会最具效率的企业。
小农家庭还承担大量其他社会功能，如繁衍后代，赡养父母；不只有生产和生活，甚至有教育和文化传承；教育涉及的知识和技能不仅有关生产劳动，而且有关社会组织交往。当家庭财政有余力之际，父母甚至会从下一代中选择一位在他们看来合适的男孩去读书，学习与农耕社区无关而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政治生活培养人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小农家庭还一直承担着政治治理的——如管教孩子的“家法”——以及类似宗教的——如祭祀——功能。如费孝通分析的，与现代核心家庭仅仅关注生育后代因此是临时性社会组织不同，由于承担了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社会功能，农耕家庭，即便很小，也是农耕社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业单位，是一种稳定的小家族。
核心家庭是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但除非在土地极端贫瘠的地区，小农的社会生活形态通常是由同姓的核心家庭组成不太大的村落共同体。聚居是人类繁衍的结果，但也还有其他重要社会功能：节省肥沃土地，便于邻里互助，相互提供治安安全，也便于必要的集体行动，如修路、盖房、抗旱、排涝乃至渔猎。这意味着村落中要有内部治理。即便血缘随着世代多了会淡化，但久居一地，会分享语言、习俗和文化，有心理上的相互认同。在此基础上，为同其他村落竞争，借助亲缘或族群作为符号，建立政治性的组织机构，实行有政治意味的治理，把村落生活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转化为一种最小的政治共同体，几乎水到渠成。只要商贸不发达，人员流动不大，世界各地的农耕区可能大致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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