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德语哲学家中，对现代宗教思想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哲人，非《舍勒作品系列：爱的秩序》作者马克思·舍勒莫属。在现代思想的论域中，舍勒走出了一条超逾教派立场的神学言路，直接把握、描述、阐发基督信仰中的福音原则（即个体性的位格之爱），在上帝论、启不论、基督论、信仰论、教会论诸论域重新确立位格之爱的优先地位，进而重建自然神学，将基督教思想的本质质素注入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激发了基督教思想在现代性思想语境中的活力。

　　在舍勒看来，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欧洲传统的共同体精神的彻底破碎，从而，重建欧洲文明的共契精神，是舍勒致力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凭靠现象学哲学，舍勒力图重新恢复基督教思想中的心学传统——所谓theologiacordis[心的神学]，由此发展出自己的现象学的宗教哲学。
　　舍勒提出，基督教神学中有一个注重心性教化的神学传统，这个传统从圣保罗经德尔图良（Tertunian）、奥古斯丁一直发展到帕斯卡尔。然而，由于中世纪经院神学凭靠亚里士多德主义建立起一种神学的理智主义传统，“心的神学”长期蔽而不明。启蒙运动之后，改革宗教的神学大思想家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发展出一种情感神学，力图扭转经院派神学建立的理智主义传统。然而，在舍勒看来，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带有康德的主体主义性质，不仅损害了基督教神学中的心学传统，也损害了欧洲文明的传统共契精神。为此，舍勒写了《宗教问题：论宗教更新》一书，对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施展现象学的哲学批判。
　　1916年，舍勒接连写了内容上相互关联的《死与永生》、《爱的秩序》和《爱的认识》一一这三篇论文让我们可以看到，舍勒对宗教问题的探究基于人类各大文明宗教的比较视野，而且关切的问题是现代人的生存意识。《死与永生》提出的问题是：为何现代人不再信仰个体永生，没有永生信仰的现代人如何直观或经验自己的生与死。通过对现代人的死感意识的现象学分析，舍勒首先指出，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直观到自己的死，而是判断自己的将死，自己的死不再是一种直观经验，而是一种知识。随后，通过对死感的在体性现象学分析或对死本质的现象学直观，舍勒提出，人的在死感不是知识，而是生存感觉；在死的方向性感觉包含着将在的现在的主体时间。

　　马克思·舍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价值伦理学、哲学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传奇人物。在哲学、社会理论、伦理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思想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海德格尔视其为“全部现代哲学*重要的力量”。早年执教耶拿大学、慕尼黑大学，参与现象学运动。1919－1927年，任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28年，执教法兰克福大学不久，因中风猝然辞世。著有《同情的形式和本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论人类的永恒性》、《价值的颠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今人编有《舍勒全集》，美国芝加哥大学设有舍勒研究所，德国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

编者前言
死与永生
位格永生信仰的跌落
死的本质和认识论
永生
位格延续的哲学信仰之类型
附录：死与永生
爱的秩序
一、周遭，命运，“个体使命”和爱的秩序
二、爱的秩序之形式
三、爱的种类及其实现的要求
爱与认识
绝对域与上帝理念的实在设定
上帝理念之实在设定的可能性和自我传达的理念
绝对域、“形而上学癖”、绝对者之形而上学，以及对上帝之自行传达的信仰
上帝之自行传达的形式
附录：绝对域与上帝理念之实在设定

　　《舍勒作品系列：爱的秩序》：
　　对“自然死亡”的否定，乃是一个已然纯粹演绎地从关于生命现象的机械形而上学观点中——并且吻合于这一体验结构——得出的结论。如果生命机体包括于其中的发生程序是一个仅仅特别复杂而已的化学一物理程序，也即说到底是一个机械程序，它以及它于其中发生的那个系统，就只能从外部被摧毁和打破。于是乎，死亡就始终是一种终究为外部的刺激的一个后果；而这种外部刺激，无论是像手枪射击那样直接打破机械，还是间接地把系统消解于个体中，都是按照周围环境的各个方向对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增殖运动产生作用的。亦即说，每一种死亡多少都是“人为的”和“灾难性的”，自然死亡和人为死亡的区分失效了。因此可见，机械的生命论说到底都是按由手枪射击引起的死亡为模型来虚构任何一种死亡的。更有甚者，就连生与死的对立也由此变成一种完全相对的对立；的确，人根本上就不再能看到，死亡到底何在。如果说有机体只不过是器官的复合体，器官又只是组织的复合体，组织又只是细胞的复合体，而且人们设想，就连细胞中发生的事件也只不过是化学一物理的程序，那么，撇开意识领域来看，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可把捉的事件可以被叫作“死亡”。实际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乃是，动物“死亡”之后，几乎所有的生理功能都还能够长时间地继续下去，例如，胃还能消化，头发和指甲还能生长，腺体还能形成其骨骼，心脏还能保持几小时的跳动，等等。对于更为困难得多的在低级动物和植物那里的死亡以及假死问题，我们在此且不予深究。因为，那些人人都可理解的事实就已经表明：在这一生命观点面前，死亡根本上已化为乌有；人在此根本就不再知道，在个别程序的这一持续的终止和已经在老年开始的器官衰变中，人应该真正把所谓的死亡确定在何时，何处。用不着奇怪，不久前，有一位法国生理学家把死亡的出现解释为一个法律上的事实，即法医所作的死亡说明的结果，也就是预后诊断：“他不再站得起来了”！
　　如果说，这一看法依然想把死亡把握为一个确定的绝对事实，亦即不只是把它把握为我们思维的一个多少是人为的休止，其实就是把它把握为一种法律上的界定，那么，正如笛卡儿早已看到的那样，这一看法就必然从根本上离弃了自然，并且必然穿越到主观意识那方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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