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与中国政治》梳理了从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客”现象到近现代中国的帮会组织与历代政权之关系，以及帮会对历朝政府统治秩序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书中重点描绘了帮会与不同时期政治人物的复杂纠葛，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帮会的角色转换，勾勒出古往今来帮会与政治势力互动关联的历史画卷，揭示了世事变幻无常、众生命运多舛的历史规律，映衬出历代执政者强化社会控制的不懈努力和特殊历史阶段民众自卫抗暴，为挣脱压迫而不断追求自由的艰难历程。本书除常规性地剖析了历代帮会组织的内幕，挖掘了一批久已被世人淡忘、忽视甚至误读的史实之外，还以理性的笔触客观评析了历代帮会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从而使本书具有解密中国千年“江湖”史的价值。

　　帮会问题可大可小，上可影响一个朝代的治乱兴衰，下可生成聚合民众的民间自组织机制。其治其乱，其正其邪，多取决于当朝统治职能的强弱以及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中关于结社行为的功能认知和社会定位，同时也与帮会首领个人的认知结构、社会视野乃至政治倾向直接相关。
　　当前国内关于帮会历史的论著渐多，而将复杂晦涩的史实以通俗作品的形式推向社会，同时又能做到正史“正”说，有效避免一哄而上的“戏”说历史、正史“乱”谈的文化倾向，则似乎刚刚兴起于秘密社会研究领域。鉴于此，作者尽心梳理了历史上光怪陆离的帮会形态组织在历代统治秩序中复杂的衍生机制，以及历代帮会与各级政权冲突、纠葛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精心勾勒出一整套帮会与中国政治的全景式史实画卷，旨在告诉读者一个政治视野下真实的帮会形态以及帮会视野中真实的政权形象乃至不同时期帮会成员的基本政治立场和主流价值取向。

　　赵志，历史学博士。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客座研究员，马来西亚韩新文化传播学院客座教授。学术背景为中外亚社会、亚文化史，重点研究中外帮会、教派文化与近现代社会组织。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近代以来的会道门》；主编有《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会党、教派与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教派形态与现象》。曾参与《当代中国邪教成因及治理对策》、《当前我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等十余项国*级、部级重点社科基金项目和重大课题攻关工作。

代序政治视野下的亚社会生态——帮会
第一章究根溯源：政治视野下的帮会
第一节道是平地惊雷，却也源远流长—从“江湖”和“侠”说起
第二节看似光怪陆离，实则脉络清晰—帮会的早期形态
第三节身形若隐若现，构筑“地下王国”—江山社稷的心腹大患
第二章大风乍起：清中叶三大会党（帮会）的产生和崛起
第一节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第二节称兄道弟的哥老会
第三节大运河上驶出的清（青）帮
第三章火上浇油：近代政治风云中的“乱党”
第一节相似的面孔，不同的使命—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会党暴动
第二节同志会中的主力军—“保路运动”中的哥老会
第三节革命熔炉中的会党大融合—清帮、洪门的碰撞交融
及青红帮的产生
第四章恩怨情仇：辛亥革命前后会党与革命党的复杂关系
第一节特殊时空下的“蜜月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
第二节“革命成功之日，分道扬镳之时”—“革命联盟”的解体
第三节后革命时代兄弟党之间的情感变异—民初帮会与政党的纠葛
第五章回光返照：近现代中国帮会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中国黑社会的崛起以及“天下第一帮”的产生
第二节草莽？枭雄？精英？—政治旋涡中的青红帮大佬们
第三节江湖与庙堂，谁主沉浮—政治夹缝中的帮会
第六章末日来临：最后的江湖
第一节镇压取缔？宽大处理？既往不咎？—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政权在帮会问题上的反复权衡
第二节彻底埋葬—1950—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七章另觅他途：流向境外的华人帮会
第一节青、红大分野—从公元1949年谈起
第二节同源殊途—洪门的流衍分化
第三节本是同根生—台湾的帮会生态
第四节海外华人帮会的历史地位
跋

　　【精彩章节】
　　第一节道是平地惊雷，却也源远流长
　　——从“江湖”和“侠”说起
　　说起帮会，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青红帮、斧头帮、小刀会、关爷会等，晚近则有三点会、三合会、14K、竹联帮、四海帮……不一而足。各式各样的帮会虽名称各异、种类不同，但其形象往往与打斗、火拼、厮杀等要素紧紧联系在一起，似乎整个帮会群体中到处充斥着好勇斗狠、刀光剑影、率性豪情、快意恩仇等草莽文化成分。若进一步了解此类帮会背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很多时候大众百姓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则是“江湖”的存在。
　　一从“江湖”中走出的帮会
　　何谓“江湖”？简单说来，“江湖”泛指主流社会之外的民间力量，亦指社会底层三教九流混居之所。历来游离于体制之外，为求生存而广交朋友，聚义结社。其或独来独往，行踪诡秘；或党同伐异，结为伙党。在江湖中，组织化的团体往往拥有自己的地盘，诸如山寨、湖泊、码头、客栈、集市、庙会、厂矿、社区……也会形成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特殊人脉、社会关系、生活圈子乃至一整套内部熟知并大体奉行的江湖潜规则。在此氛围下，渲染哥们义气，崇尚为朋友两肋插刀，便成为其通行天下、凝聚人气、聚结队伍的手段。
　　关于江湖的概念，已有不少学人做过解释，这方面的专著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由自然界江河湖海引申出的抽象概念—江湖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特定的涵义。《庄子·大宗师》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里的江湖既指具体的江水湖泊又隐喻人生无比逍遥的广阔天地。北宋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亦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千古名句，这里的江湖则指宫廷朝堂之外的民间社会。
　　笔者认为，对于江湖一词，在理解和使用上宜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江湖范围较大，其成员主体应为下层社会的游民阶层。他们不仕、不农、不工、不商，因居无定所而四海为家，浪迹天涯。这种飘忽不定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们来去无踪、神秘莫测的特征。如果按照更为通俗的理解，举凡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均应包括在广义的江湖之中。通观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那些巫觋算卜、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杂耍艺人、江湖郎中、游方僧道、绿林豪侠、退隐官员、落魄文人，以及乞丐、窃贼、骗子、强盗等各色人等，统统属于江湖中人。由这些群体的日常活动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即所谓的江湖文化。很显然，江湖文化既来源于主流文化又区别于主流文化。
　　至于人们在茶余饭后经常谈及的江湖，很多时候专指另一种更为特殊的群体。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上那种醉生梦死、刀光剑影的生活是非正常的生活状态，颇似现当代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社会形态。随着历史步入民主法制社会，江湖一词在很多语境下演化为含有负面成分的贬义词。如果一个人脱离工、农、兵、学、商这些需付出劳动才能获取生活资料的常规职业序列，专事“不稼不穑”、游手好闲的非正当职业，便游走于江湖的边缘了。在当代文明社会语境下，“闯江湖”、“跑码头”往往是黑道用语，所以狭义上的江湖应专指主流社会之外某些极为特殊的亚社会群体。
　　对于狭义上的江湖，史学界较为规范的称谓是“秘密社会”，主要包括秘密会党（帮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前者以歃血结盟、异性结拜或师徒传承方式聚集结社；后者以信奉神祇、传承信仰、强化教义教规为纽带和组织方式。它们或结成党伙、帮派，或形成民间教门、地下教派，因言行举止均逆于或异于常态世俗社会（前者聚众结社，寻衅滋事，威胁当朝统治秩序；后者言行怪异，“夜聚晓散”、“食菜事魔”），长期不为统治阶层认可而频遭取缔镇压，被迫采取地下方式隐秘活动。这种附着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结社因此被冠以“秘密”二字，相沿成习，“秘密社会”的称谓便流传至今。
　　在人们的头脑中，那种刀光剑影的生活显然迥异于正常的社会，而在当代社会里，似乎只有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道，才更贴近所谓的江湖。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江湖一词逐渐引申为含有贬义的特定用语，成为“混世”、“浪迹”等社会边缘角落的代名词。当下语境中，闯江湖多指在黑道中打拼；一般流氓混混称为“江湖中人”，而见多识广的黑道老大则被喻为“老江湖”；原本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一度沉沦后再度复出，常被喻为“重出江湖”；“江湖险恶”虽偶尔也会被隐喻为社会人际圈的复杂多变，但多为玩笑之语，更多时候专指黑恶势力的凶恶；至于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则多指置身于特定环境，因人际关系或其他复杂因素的压力，被迫苟且偷生或做一些情非所愿之事。其背后隐含的仍是“霸道”、“强势”、“逼迫”、“隐忍”、“报复”、“漂泊”、“求生”等源于江湖的文化元素。
　　应该说，江湖这种亚文化生态圈实属人类所共有。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所不同者，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体系中，经由不同路径被塑造成风格不同的形式和类型。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组织相比，中国的江湖影响甚大。不仅在历史上多次腐蚀、瓦解王朝社稷，颠覆过许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权，时至今日，仍以其他形式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继续介入并干预着商业文化乃至政治运作模式。早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江湖化”趋势。
　　由此可见，广义的江湖范围相当大，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形态、体制外的非体制因素、见不得光却行之有效的社会潜规则，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均可纳入其中。
　　江湖作为和庙堂相对应的群体而存在，可以理解为生存于体制之外的广大民间社会——一个看似自由无羁、宽松逍遥的去所。遥想当年，庄子垂钓于湖边，偶遇某国使臣。对方欲带他回国做官，庄子则拿湖里自由爬行的乌龟作比喻：您看我是去做朝廷的受困之龟，还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乌龟？——当然是做一只开心快乐的小龟。
　　对于延续千年代代传承的一种更富于侠义精神的江湖文化，则属此类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部分文化基因同样长期积淀于江湖之中，同样不可或缺。具体来讲，早先由墨子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并贯彻于实践之中。这一脉讲究，在江湖上混事，不仅要弘扬“兼爱”精神，还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怀打抱不平之正气，深具扶弱抗暴之勇力。所以，在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当一国欺侮另一国（与墨子毫不相干），墨家门派便会扶老携幼助其守城。也许正因如此，有人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当属墨家文化，因其出发点是帮助弱势群体。扶危济困，有爱无类，倡导公平正义，成为墨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实质。所以，尽管墨子及其门派很快便湮没于历史之中，但墨家倡导的这种侠义江湖文化一直默默传承至今。
　　迟至宋元，民间已有“走江湖”的说法。据传，该说法最初源于禅宗。当时，天下修禅者多到江西和湖南拜访高僧，故而大家互称自己是“走江（西）湖（南）的”。我们姑且不去深究这种说法的历史依据，有意思的是，当禅宗信徒们这个口头禅流传到民间后，社会上从事杂耍卖艺、卜卦算命、游医卖药者……统统拿来便用，都称自己“行走江湖”。慢慢地，“走江湖”一词泛指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底层社会凭一技之长经营生计的生存方式。
　　既然江湖非主流，必然生存着大量弱势群体，甚至寄生有龌龊阴暗的污秽之所，丐帮神棍、巫医算卜、神偷惯骗、醉鬼赌棍、嫖客娼妓、懒汉泼皮、流氓无赖……三教九流，应有皆有。这无疑是一个最无权势、最少恒产的社会边缘群体，一个需要历代统治者严加管束的群体。但无论是汉唐盛世，抑或朝代更迭的离乱之世，以游民为主的社会边缘人群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样是
　　人。既然同为生命，当然同样需要生存。当单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甚至面临危机时，结伴同行、结党避祸便成为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由此，被后世学者称为“社会自组织”的结社现象便陆续产生。由此看来，结社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间秘密结社与江湖形影不离。帮会不过是民间结社的较高级形态。从某种角度讲，帮会应为江湖文化长期酝酿发酵的必然结果和自然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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