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关孙先生最早期的革命思想及尝试策进革命运动的直接资料匮乏，因此一直不为人所熟知。霍启昌著的《孙中山在澳门(档案中的孙中山先生澳门经历)》集中分析讨论有关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即澳门政府档案报刊、当时澳门出版的中葡文资料等，以便进一步了解孙先生为什么要去澳门行医，其原因是否真的是寓革命于行医，他到澳门及离开的正确时间，他在留澳时段认识了哪些人士，以及这些人士是否对他尝试开拓革命运动有重要影响。
霍启昌，1969年取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77年获夏威夷大学博士学位。期间于1973年回港，出任香港大学副教授，任教香港大学长达二十年。1984至1994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史编写小组成员。1996年曾应聘到澳门大学。2001年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大学创办人之一，现在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董事、澳门“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副会长、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顾问、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副院长、香港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
孙先生到澳门的时间辩证
最新发现有关孙先生在澳门行医时居住地点解码
孙先生离开澳门正确时间新探
孙先生为什么选择澳门寓革命于行医
孙先生在澳门的经历对开拓革命事业的影响
结论
《孙中山在澳门：档案中的孙中山先生澳门经历》：
孙先生到澳门的时间辩证
一般学者都认为孙中山是1892年秋到澳门寓革命于行医的。根据陆丹林的《革命史谭》记述，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是在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7月22日。而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以下简称《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的有关资料，则孙先生“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官签字，由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手给，准其以内外科产科行世，是为香港第一张医照，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三日所发”。这两个报道都证明孙先生1892年7月底还是在香港的，所以说他最早也要在1892年秋季才能到澳门。那么正确抵达澳门应为何时呢？
特别一提的是，很侥幸本人与研究小组在仁慈堂查到孙先生租用该堂物业作为寓所的租约，而该租约是在1893年8月26日签发的，承租人的英文签名是SunYat-Sen（孙逸仙），该物业地址是议事亭前地14A。这一份珍贵文件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毫无疑问孙先生曾住在这栋屋里。但一份1893年8月3日的仁慈堂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有以下的一段记载：“仁慈堂事务所的书记员在此，谈及一位中国医生孙逸仙，他居住在仁慈堂的其中一间屋，打算租议事亭前地16号的一间屋，但请求清洁（该屋），因有一中国人在屋死去。行政委员会决定由建议者（孙逸仙）自己进行这项工作。”从以上新发现的文件中可知，孙先生最后可能是为了避免麻烦，决定不租16号，于8月26日转租了14A的物业。但从这份记录亦可得知，孙先生未租得议事亭前地14A前已暂时住在另一处仁慈堂物业，而这份报告是在8月3日写的，因而可推测孙先生抵达澳门肯定是在8月3日前的一段时间，但由于本人未能找到进一步资料确定孙先生最初抵澳便入住的仁慈堂物业的地址，因而亦无法尝试找寻孙先生在澳门最早居住房屋的租约。
孙先生曾向镜湖医院借款银1440两作开设中西医局之用，而此借单“揭本生息赠药单”仍留存至今，而单据所显示的签证日期是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即1892年12月18日。
孙先生来澳门寓革命于行医可能与卢九、卢廉若父子有关。这可以在卢怡若老先生于1964年的回忆中得知。卢怡若以84岁高龄从澳门往台湾出席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时，接受台湾《新生报》访问，谈及卢家与孙先生的关系。
“原来，七十年前，澳门闻人张心湖母病，群医束手，卢氏的父亲卢焯之，乃介绍国父来澳门，经国父悉心治疗，张心湖母亲的病，很快的就好了，大家见国父的医术精良，都坚邀国父在澳门悬壶济世，国父一方面觉得盛情难却，一方面认为澳门不失为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经卢焯之先生的安排，进入镜湖医院，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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