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是由清华大学校研究生会于2013年发起并主办的品牌性学术论坛,邀请各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师来校与清华学子面对面进行学术对话,旨在鼓励学生质疑*、挑战现有学术范式,力求“对话激发创新”。“*对话”活动已成功举办20期,共邀请到了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图灵奖获得者和1位菲尔兹奖获得者。本书是三年来该活动现场的真实记录,文字由清华大学研究生整理而成。
“*对话”活动是清华大学研究生会国际部举办的重要品牌性活动之一,该论坛以邀请各学科国际学术大师特别是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获得者为主,为清华学生与相关领域学术大师搭建同台对话的平台。鼓励清华学生质疑学术*、挑战现有学术范式,培养清华同学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力求“对话激发创新”。并培养具备开阔国际视野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人才。活动举办3年多来已经积累了大量文字和图片材料。本书是该活动现场的真实记录,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的主题演讲和同清华学子对话学术两大部分。
张小平,工学博士、副教授,内蒙古包头人。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兼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白本峰,工学博士、副研究员,河南孟县人。1997年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芬兰约恩苏大学物理与数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曾任精密仪器系党委副书记,现任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兼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德蒙·菲尔普斯
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1933年出生,美国经济学家,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Tobin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主持人:
尊敬的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尊敬的菲尔普斯女士,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我强烈建议,下次再举办此类活动,我们将场地移到清华大学体育馆以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座位。
您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来到清华大学,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殊荣。
我说今天特殊,首先,今天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日。正因如此,我们最终迎来了湛蓝的天空。可能您觉得一点都不蓝,但是我们觉得蓝极了。天空是如此的湛蓝,我们却依然挤在如此小的房间,唯一的原因是您的到访,您的到访是我们想在这间会议室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菲尔普斯教授来到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当今世界顶尖智者的演讲,与这个最有创造力、最重要、最具智慧的思想家面对面地交流。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热烈欢迎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菲尔普斯教授。
大家现在非常期待您的演讲,请开始吧。
菲尔普斯教授:
谢谢主持人刚刚为我所做的那番精彩的介绍。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清华大学。这个地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应该是我第三次来这儿进行演讲了,每一次都很有意思,也让我受益颇多。下面我就切入正题。
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反复提到提高工资水平,增加人民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想从另一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讨论。人类福祉不仅仅只是享受消费和休闲娱乐,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繁荣。繁荣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物质的繁荣,来源于工资水平的快速提高、跳槽机会的增多以及就业率的增加。另一个是非物质的繁荣,来源于可以为人提供挑战、激发创造性、促进个人发展的工作。
现在我们做个假设,如果西方国家在未来能够恢复创新力,使其达到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全盛时期的水平,那么,中国就能够更多地分享这种由西方国家创造的物质上的繁荣。而且,西方国家的工资增长趋势也将会通过外贸带动中国的工资增长,随之提高就业率水平。
但是,目前来看,西方国家的创新力处于急剧下降状态:自“二战”以来,德国和英国的创新力度远远不如其在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即“二战”之前的水平。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创新力同样也大大降低,而美国自70年代早期开始,生产率增长就处于下降水平,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因此,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避免重蹈欧洲国家的覆辙,如何避免经济增长对外贸的过度依赖。
因此,如果中国想要保持稳定的工资增长水平以及就业率,唯一的方法是提高自己的创新力。提高自主创新力,使其达到一个远远高于现在的水平。顺便说一句,我知道中国现在有自主创新产品,但是,自主创新力依然很低。而且,即使西方国家恢复了提高创新力的动力机制,但是这种动力机制以及它们创造出来的非物质繁荣,包括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等,并不会为中国带来同等的非物质繁荣。中国的繁荣需要很多中国人参与到创新的过程当中,我称其为草根创新。
我认为,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管西方国家是否能够恢复与过去同等的创新水平,中国的经济都不能激发大多数中国人投入到非物质繁荣发展所需的草根创新的大潮。但是,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恢复,中国的经济也将不能达到高度物质繁荣应该呈现的稳定经济增长、工资增长和工作流动率。因此,中国需依靠自身的资源进行发展。 鉴于此,你们肯定会问:
第一, 一旦工资和财富增长达到足够状态,尽管这种繁荣听起来很棒,但是它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